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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发展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是战国时期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据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许多地方使用了铁农具,而且数量大、种类多。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中,一次出土的铁器就有160多件,其中铁农具有犁、铧、镀等58件。河北兴隆燕国遗址中,一次出土的铁器也有87件,其中有镬范、锄范,镰范等。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战国时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大型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成为可能。战国早期,魏国的西门豹治邺,破除“河伯娶亲”的迷信,发动民工开渠12条,引漳水灌溉农田,使邺县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战国晚期,秦国先后兴修了都江堰和郑国渠两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四川灌县西北岷江中游,公元前256年由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郑国渠位于关中,公元前246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筑。此渠全长100多公里,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战国铁农具 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战国时东方各国和西边的秦国,都已经使用牛、马拉铁犁深耕土地。黄河流域地区普遍使用深耕熟褥,做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螺域”。农家已注意到识别土壤,因地制宜,实行种植。人们已经懂得利用粪肥、绿肥和草肥等,荀子说:“刺草殖谷,多粪肥田。”人们把施肥作为提高农业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魏国一亩地通常一年可产粟一石半,丰年,每亩的收获更多。各国还根据气候、土壤条件的不同,种植黍、稷、稻、麦、菽等粮食作物,以及桑、桐、漆等经济作物。
马拉铁犁 手工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手工业有民间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又有作为农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大手工业。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主要特色,家庭手工业产品一般不参加市场商品交换。个体手工业者独立经营各种手工业,多为小本经营,自产自销,有时还兼做小商人。在冶铁和煮盐等工业部门中,还有一批大手工业者,古籍中把他们称为“豪民”。这些人雇用贫民、使用奴隶生产而致富,如以煮盐致富的猗顿,以冶铁致富的蜀地的卓氏、宛地的孔氏、邯郸的郭纵和鲁国的曹丙氏等。
官府手工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其生产规模大,分工比较精细。生产者除官奴婢外,还有征调来的工匠和刑徒。在出土的楚国铜器铭文中,就有“工”、“铸客”、“冶师”等几种身份不同的生产者。在官府手工业中,各国设有专门的机构与官吏进行管理。
楚国铜器 随着社会上对铁器的大量需要,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战国时,人们采用了“高温液体还原法”来冶炼生铁。战国初期已练出白口生铁,中后期又练出了脆性较小的麻口铁。由于冶铁设备和技术的更新,生铁铸件已广泛使用铁范,并掌握了生铁柔化处理技术和搀炭制钢技术。洛阳水泥厂出土的铁铲、湖北大冶铜绿山战国古矿井出土的锄,就是用生铁柔化处理技术生产的可锻铸铁。
战国时期纺织业更为发达,丝、帛、麻、葛的织造遍及城乡各地。丝织品有罗、纨、锦、绣、绮等,其中齐国的“女红”特别出名,产品销量很大,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长沙左家塘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填花燕纹锦”和“对凤对龙文锦”体现了战国时期高超的纺织技术。
古时纺织架 漆器生产在战国时期已作为手工业的独立部门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等地出土的战国漆器来看,当时已能将漆均匀地涂在乐器(瑟、鼓、钟架)、武器(弓、盾)、葬具和生活用具上,并在器物上画鸟、兽、风景、人物图案。战国时漆器出土最多的是楚国,楚人以竹、木、革、藤为漆器的胎,施以不同的颜色和纹饰,常见的有几何纹、风纹、龙纹,常用红、黄、白、紫、绿、蓝、金、银等色。楚人还能创作一种漆画,它以神为主角,有大量的纹饰陪衬,或以人为主角,常常表现狩猎、乐舞、宴饮等日常生活场景。
漆器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独有的贡献。陶器和原始青瓷战国时期的制陶业,除制作生活用具外,还能生产筒瓦、瓦当、方砖、透花砖、空心砖等建筑材料。空心砖是战国后期制陶业的新创造。战国时,原始青瓷的生产也有进步。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出土的青瓷来看,烧成温度已达摄氏1300度,胎釉结合紧密,釉层均匀明亮,不吸水性强,工艺精湛,体现了制瓷的新水平。
古时的漆画 商业和城市的兴盛战国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更加活跃。进入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各地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各地参与交换的产品很多,如北方的马匹、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东方的织物、鱼盐、雕刻等,西方的毛皮、文施在中原市场上也都能买到。城市里一般都设市作交易场所。战国时商人很活跃,他们不怕艰难险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到处经商。
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各国使用自己铸造的金属货币,主要有铜币。从其形制看,齐、燕为刀币,韩、赵、魏为布币(布为缚的假借字,傅即铲),秦和周王室为圆孔或方孔钱,楚国使用铜贝及金币。大商人在商品货币流通中获利最多,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针经营,成为巨富;“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以致“家累千金”。
战国金属货币 工商业的发展,给城市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战国时,各国的都城基本是该国的经济中心。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齐国的临淄城周长40多里,有居民7万户,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市内街道经常是“车毂击,人肩摩,连在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非常拥挤。除齐国的临淄城外,还有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燕国的蓟、宋国的定陶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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