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伊塔洛·卡尔维诺
文 / 吴晓波(吴晓波频道)
01
“你真的读得懂财务报表?知道什么是GDP、CPI吗?”
傅上伦坐在办公桌前,不无疑惑地问我。那是1990年的夏天。
他是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副社长。那年我大学毕业,原本已经被保送研究生,但是我却想尽快工作。傅上伦是复旦新闻系60年代的毕业生,我的老师叶春华教授是他的同班同学,建议我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我告诉傅上伦,我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对经济学和企业经营的基础概念不陌生。他考了我几个问题,很好奇地盯着我,不明白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为什么会去啃那本枯燥的、厚厚的教材。
然后,他就起身出门了。过了一刻钟,他捧着一本人事手册又回来,一边翻一边告诉我,有一位老记者将在年底退休,我可以顶他的岗位,当一个工业记者。
所以,读书改变命运的事情,曾发生在我的身上。
此次,为了准备《影响商业的50本书》这门课,我从书架上重新找到《经济学》。它已经出到第十九版了,比我当年读的那本厚了五分之一。而傅上伦老师,也已经在八年前去世了。
02
我即将解读的五十本商业经典,每一本,我都记得第一次遇到时的情景。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亲切的陌生人,偶然进入,从未离去,远远地站在那里,像一个个长满了记忆青苔的木桩。
这些年来,有无数的年轻人问我:“我该读哪些书,能不能开一个书单?”每每这个时刻,我就感到茫然。因为它就跟“如何度过一生”一样,属于一个特别私人而且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我试图完成这个挑战。
从上千本书里,我挑出了五十本,还自作主张地绘制了一张知识图谱,它十分粗线条,不过却可以勾勒出两百多年以来经济理论和商业知识的进化与迭代。
(横屏翻转,点击放大)
商业知识图谱
在思想市场上,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所有河流都有节点和源头,一切的繁茂都是历史与当下冲积后的结果。
现代商业文明,是蒸汽机出现后的产物,人类的劳动告别了千年不变的自给自足模式,遥远的市场和陌生的种族成为新的亟待征服的对象。在既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摧毁的时刻,天才的思想者们开始重新定义商业,他们提出了新的概念和公式,世界和游戏规则被重新设计。
这样的过程,宛如“羊吃人”般血腥。人在本质上被物质所奴役,被思想所驱使,无论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还是看得见的权力之手,都试图以自己的逻辑再造人间。
这些故事或传奇,都以书籍的形式被流传了下来。
03
我的解读将从亚当·斯密开始。他出生那一年,中国的雍正皇帝登基,《国富论》在伦敦出版的同时,托马斯·杰斐逊在费城起草发表了《独立宣言》,历史在这种大跨度的勾连中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然后是马克思、韦伯、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德鲁克……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脉络将在这些名字和他们的著作中渐渐地清晰起来,终而构成人类商业文明的新格局。
你会发现,思想是雄心的结晶,它见解独立,自圆其说,无比尖锐地冲击人们的观念,在认知改变的同时,推动新的社会实践。它也许是温和的,也许是激进的。这一过程,往往受到客观形势的影响。对于现世功利的经济生活,没有一个理论是凭空而生的。
每一个思想都有它的局限性和对立面,甚至它们的矛盾本身便是事实的基本面。2013年,瑞典皇家学会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两位吵了二十多年的对手,他们一个主张市场理性假说,一个认为一切都是非理性繁荣。
所以,永远不要试图从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那里,乞求到绝对的真理。
凯恩斯在谈及财政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时,半开玩笑地说:“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而格林斯潘在讨论资本市场的波动时,无奈地承认:“只有泡沫破灭了,我们才知道它是泡沫。”
我还选了几位企业家的著作,包括杰克·韦尔奇、安迪·格鲁夫和沃伦·巴菲特等,他们对商业的理解更为微观和生动。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践者,他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建立在各自的性格和学识基础上。我常常以为,企业家是那些给自己打针的病人。
在50本书中,关于中国的有八本,其中三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它们都在讨论一个主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而在一场长达百年的追赶式现代化运动中,我们是如何曲折前行的,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我们为什么让西方人觉得如此陌生。
这些问题是如此悠长而令人困惑。当1939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费孝通走进江苏的一个小乡村,当费正清在黄河畔观察船工拉纤,当吴敬琏在中南海一再争辩,一直到百岁的罗纳德·科斯埋头研究中国,尼尔·弗格森在延安惊觉西方500年主宰历史的终结,这些中外知识分子的所有思考,都呈现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上,迄今,我们仍然无法找到终极答案。
04
世界那么大,我们却在书籍里去寻找真相。这说起来是有点可笑的事情,却是人类在血脉上得以传承的路径之一。
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影响商业的50本书》,部分是受到了约翰·凯恩斯和卡尔维诺的影响。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武断地认定——“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很少有人过了二十五岁和三十岁,还能受到新理论的影响。”
而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有更进一步的诠释。他认为,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
但是,它们将在我们的身体里起作用,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在机制的一部分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
所以,卡尔维诺建议:“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
我不知道即将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是一个懵懂清纯的少年,还是饱经世事的成年人。如果是前者,希望我提供的这份商业知识图谱,能够协助你亲近思想的土壤,找到那些决定未来的种子。
如果是后者,也许能唤起你重读经典的热情,或生发出一种在闹市的拐角处偶遇故人的惊喜。
在静静的阅读中,思想将统治黑暗,把发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所有一切,凝结为生命绽放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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