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不是影视演员的避风港
北方公园NorthPark2019-04-28 06:17
去年，上海染剧场买了东野圭吾小说《白夜行》的版权，将其改编成音乐剧，并邀请韩雪出演女主角唐泽雪穗。
演出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到一周前，#韩雪白夜行音乐剧放录音#突然上了热搜。
4 月 20 日，《白夜行》巡演到达宁波站，在演出前一天韩雪突发感冒失声，就医无效，于是在剧组未应急安排 B 角也未提前通知观众办理退票的情况下，韩雪依旧上台演出，并于开场前临时告知观众将用播放录音带的形式代替所有演唱内容。
作者：阿钟
1999 年初，话剧导演孟京辉来找陈建斌，想让他主演一台小剧场话剧《恋爱的犀牛》。
本子已经写好了，是孟京辉的妻子廖一梅专门为陈建斌量身定制的，陈建斌也很喜欢，里面那句经典的开场白“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就出自他的手笔。
但是陈建斌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孟京辉，当时他刚从中戏毕业，在外面租了个筒子楼，一个月房租 800，为了交上房租，陈建斌接了部电视剧。
他把孟京辉约来小饭馆说这事，对方站起来就走，“你这是鸿门宴啊”。过了几天，陈建斌觉得还是要再谈一次，又把孟京辉约来饭馆里，“我必须得去，我没地方住啊，我也没饭吃了，我怎么办呢。”
孟京辉也没办法，为了这出戏，他还得把婚房抵押出去。后来上《鲁豫有约》，陈建斌形容当时是分道扬镳，“他朝那边走，我朝这边走。”
06 年，陈建斌终于等到《乔家大院》，在电视圈闯出了名堂，14 年他又凭借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勺子》拿下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影帝。不用再为 800 块的房租发愁了。
17 年，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在他上海的剧场庆祝两周年庆典，同时宣布了接下来的新戏安排，其中有一部讲述二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的《雕空》，确定了主演就是陈建斌和周迅。
找这两人出演的过程都很简单，赖声川跟陈建斌很早就合作过，后来在颁奖礼上碰到，几句话就敲定了出演，而周迅则是在电视节目《表演者言》上不停释放“想出演舞台剧”的信号，赖声川和她聊了几次，这事就成了。
1977 年，濮存昕 24 岁，刚从乡下回到北京，进了部队文工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出于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自觉，他把那一年所有能看的戏剧作品全看了一遍。
当时一切文艺活动刚刚被恢复，观众刚从”八个样板戏“里脱离出来，对各种作品都热情高涨，话剧自然也不例外。有的地方把电影院腾出来，白天放映，晚上演话剧，有时候买票都要提前一两天。
濮存昕记得当时有个词叫“文艺的春天”，几乎各个地方都能出一部代表作，上海的《于无声处》、辽宁人艺的《报春花》、北京人艺的《丹心谱》......
《于无声处》是当时最轰动的话剧，先是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上演，引起全市观众和整个文艺界的关注，后来影响扩散至北京，至少有十几个剧团都在排演这台戏，最后直接轰动全国，两千多个剧团争相排演《于无声处》。
这台戏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复苏和回归的旗帜。79 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又推出了一台《假如我是真的》，成为“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
社会问题剧也就是反思文革、揭示四人帮罪行的话剧，除了上海人艺，北京人艺也推出了不少同样的现实主义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名称后排的第一个戏就是《丹心谱》，《丹心谱》之后人艺排了一出《小井胡同》，因为有点“激进”，只在内部演了三场就被禁了。
《小井胡同》 81 年写完，刊登在《剧本》月刊上，83 年昙花一现，又拖了两年才被允许再次公演。五年时间里，剧本被要求多次修改，重写第一幕、改了四稿第五幕，最焦灼时连时任人艺副院长的于是之也上手跟编剧一起改。
因为不忿“为了能使一部作品搬上舞台，作家居然要违心地改写出多少个第一幕和第五幕。”编剧李龙云一度被气到“再也不写剧本了”，后来还是有长辈一直写信劝他，
“《小井胡同》如果演出成功，是多少可以影响话剧不景气状态的。而且使人们知道，要话剧景气，不能靠一些什么小玩意儿，而是要靠货真价实的作品。这不是你我个人的事，青年一代剧作家中，应有一批中流砥柱。”
85 年春节，《小井胡同》终于被允许公演，经历了创作者和官方的一番角力，观众倒是兴致勃勃，几十场的票顷刻卖光。第二年编剧刘锦云也发表了一出同时代背景的剧《狗儿爷涅槃》，场景从城市转到了农村。
在这些根据本土创作的作品之外，人艺还开始复排老剧，并且重新制作外国戏剧。
复排的第一台老剧就是老舍的《茶馆》，之后又是《雷雨》等作品。83 年人艺决定排演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并且请来米勒到北京亲自导演，随后又推出了《洋麻将》《哗变》《贵妇还乡》......
为了让话剧重回“景气”，创作者们卯足了劲把过去十几年封存的力量拿出来。当时 50 年代活跃在话剧舞台上，为中国话剧成长发力的一代创作者们正值 50 多岁，“能量都聚起来的时候”，话剧作品层出不穷。
创作者热情和观众热情一起构筑了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中国话剧的井喷期，那段时间被称为“新时期戏剧“的黄金时代。话剧的影响力渗透全国，话剧演员也拥有足够大的舞台去施展。
进入 90 年代，因为长期居于“艺术正殿”，话剧一度陷入低迷。话剧届人士分成两个流派，一派主张话剧要创新，“内向、综合、哲理、写意”；一派坚持要秉持“话剧艺术与生俱来的特性”。
但其实早在 82 年，林兆华就以一台《绝对信号》开启了小剧场话剧运动，弥合两派矛盾。
小剧场话剧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革新，开始碰触情爱、生命、痛苦这样的主题，也更加贴近观众——《绝对信号》首次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
孟京辉的成名就始于这场运动。97 年他找陈建斌排《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台戏在中国儿童剧院和海淀剧院演了十三场，观众达到四万多人次，之后又在意大利都灵、上海等地巡演。
《一个》之后，孟京辉带来了《恋爱的犀牛》，这台戏在青艺剧场连演 40 场，演到最后一场全场爆满，“不知道突然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人，从剧场一直排到了胡同口。”
可是这种微小的繁荣毕竟是个例，话剧演员指望不上。
孟京辉在 GQ 采访里讲过一个事，从都灵巡演完回来，陈建斌跟当时的国家话剧院院长赵有亮一起下飞机，路过一家哈根达斯店，陈建斌就定住了，赵有亮问他怎么了，陈建斌说想吃冰淇淋，对方说“那你吃啊”，陈建斌回答他“我没钱”。
不光是他这样的散兵游勇为钱发愁，有组织有编制的话剧演员，一样愁。08 年影视大腕葛优在文工团的工资是 2000 元，这还是国家一级演员的标准，北京人艺比文工团还要再低一点，演员固定工资是 1500，一场演出给 280 元补贴，排练的话只有几十。
对比一下陕西省人艺剧院，主演每场 30 元，群演 10 元，北京人艺的待遇已经“很优厚”了，但也优厚不过剧院里的行政人员，据说平均工资能有 5000 元。
薪资低，最要紧还得熬。07 年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人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形容人艺的戏有一个“槽”：“导演起码要在人艺待上15年，演员起码要5年，才能入这个‘槽’。”
曾经是人艺演员的王姬形容自己就是“跑龙套的”，有时一人身兼 5 个龙套，有回好不容易演了一次主角，“我冲进厕所号啕大哭，觉得我被埋没太久了。出来一看，龙套还要继续跑下去。”
演员熬，创作者也熬，导演李六乙 5 年没有排戏，剧本交上去，“没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人说了算，“人艺不到 300 人，有 13 个处，28 个处长。”这样的状况导致人艺经常剧本荒，排来排去都是老戏。
“正统”话剧难出新品，难出精品，小剧场话剧又逐渐被商业化和喜剧化。观众追捧，但不少话剧演员并不认可。没钱吃饭、没戏可排，无疑在“激励”话剧演员投身影视圈。
而 90 年代中国电视剧正逢时，电视剧成为电视台的工作重心，很多以拍电视剧为主的影视制作公司先后成立，四大名著剧、历史剧，还有各种刑侦剧、情景喜剧、都市家庭剧......
2007年，爱争第一的中国总算凑齐了三个世界第一：电视剧生产数量、播出数量、观众数量。
这其中话剧演员贡献了不少作品，尤其人艺基本倾巢出动，梁冠华（《贫嘴张大民》《神探狄仁杰》）、何冰（《大宋提刑官》）、濮存昕（《来来往往》《三国演义》）、冯远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6 年人艺打算用全院最好的阵容来排一出经典话剧《北京人》，最后发现不可能，“全在外面拍戏，叫都叫不回来”。
到这两年，突然就有不少非话剧出身的影视演员，爱上了话剧表演。
讲个人原因的话有很多，最常出现的一种是磨练演技。比如《爱情公寓》两大“异类，王传君和金世佳。
曾经 11 个月没工作的王传君，在采访里自述那段时间常跑去话剧工作坊帮人读剧本，话剧团的人跟他说没有报酬给他，王传君解释自己不想要钱，“就想免费读写好剧本”。
18 年他出演话剧《抄写员巴特比》，2 万多句台词，90 分钟时长，在上海连演了 11 场，算是经住了考验。
而他的好友金世佳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演了两年话剧，知乎上还有人爆料说上表演训练课时碰到过他。
17 年导演田沁鑫复排《狂飙》，金世佳说自己毛遂自荐拿到了“田汉”的角色，但最后的表现并没有达到让人惊艳的地步。
但是因为他们的参演，话剧的关注度飙升，尤其演完《抄写员巴特比》后三个月，王传君就凭《我不是药神》杀回大众视野，更让人给他演话剧这事安上了光环。
而前段时间《都挺好》里饰演苏大强的演员倪大红，以出色的表演，又给话剧多加了一层高光，“话剧出身”或“经过话剧检验”除了被当成一种含金量认证，话剧圈还要承担“拯救中华影视圈”的美誉。
这种美誉，对处于弱势的话剧圈来说可不是啥好事。
因为这赫赫声名，以及近两年影视圈补税、限薪、审查、靠口碑的难捱日子，引来了不少想镀金的影视熟脸，他们选在这个时间点去话剧、音乐剧圈“沉淀一下，免得自己被电视剧掏空”。
而他们一旦踏入，获得的资源还都是话剧圈的“顶配”。
倪妮、赵薇、张若昀、陈妍希，首部话剧就挑大梁，前三位还分别搭档导演赖声川、田壮壮、林兆华，这是大部分话剧演员求不来的待遇。当然，出演音乐剧《白夜行》的韩雪也是其中之一，跟她搭档的男演员是上海音乐剧圈“顶流”刘令飞。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突然出现的影视演员并不能保证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反而还在不停侵犯话剧圈多年来的既有模式，这些试错成本和后遗症却都得由话剧圈承担。
17 年张若昀接受林兆华邀请排演《三姐妹 等待戈多》，媒体用的标题噱头是“张若昀为他放弃千万收入”。收入虽然放弃了，但团队并没有放弃宣传，于是各种排练花絮和排演心得都铺天盖地。
舞台剧首演后，澎湃新闻刊登了一篇剧评文章，给出了演员发挥稳定、整体对 19 年前的原版有所超越的评价；而豆瓣上则有 801 位用户给出了 6.6 分的评价，整体评论两极分化。
跟张若昀情况相似的还有出演话剧《求证》的赵薇，除了排练期较短，团队在排练期间还拍摄了各种出于个人宣传目的的侧拍花絮和媒体群访。虽然后期在舆论上做了一些导向，但正式巡演后，主演表现和作品带来的满足感有所欠缺，这个共识也是大部分观众能达成的。
不过好在没多久，《白夜行》剧组和韩雪就挺身而出帮忙垫底，直接挑战行业底线。
这些事接连出现并不是巧合。当本来该守着底线的剧作方都去迁就影视明星，话剧圈早晚会步，或者说正在步电影圈后尘，唯流量与卖票事大。
只是现在剧作方和演员自己，都不介意这回事，唯一介意的是买票成了买教训的观众。但不管他们能帮忙卖出多少票，有一句话还是得说，话剧不该成为影视演员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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