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建筑多为木构建筑,较西方的石质建筑来说,不容易保存,且容易毁于战火,所以我国留存下来明清以前的古建筑少之又少,目前存世的唐朝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仅剩三座,分别是五台县的佛光寺东大殿、五台县的南禅寺正殿芮城县的广仁王庙。因而,如果您打算从现存的唐朝建筑来了解盛唐建筑的风貌,那恐怕会让您失望了,因为样本实在太少了,那些对古代建筑保有极大兴趣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窥探中古建筑风貌的机会,除了实体建筑外,古代留下来的壁画也是另一种途径。如之前在懿德太子墓中出土一副《阙楼仪仗图》,就曾在古建筑圈引起热议,甚至大家都在探讨这幅阙楼仪仗图中出现的三出阙建筑,是否是写实的唐朝建筑。
著名的《阙楼仪仗图》很可能是一副写实
除了古墓里偶然发现的壁画,敦煌莫高窟里也以壁画的形式保存了盛唐建筑的气象。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保留了不同时期的建筑形象,为我们了解宋朝以前的建筑,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据统计,在敦煌莫高窟700多个石窟当中,有近1/3的石窟有建筑壁画形象,其中不乏盛唐建筑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高窟第138窟,出现了一个五门道城门阙楼线图,这个形制“怪异”的城门显得与众不同,看到这个我们不禁要思考,1400年前,是哪双手在敦煌莫高窟第138窟中留下了盛唐的影子?这种形制的城门是写实的吗?有其历史原型吗?本文就以敦煌第138窟中出现的城门形象为引子,抛砖引玉,漫谈城门门道变迁史以及隋唐两京主要城门的形制。
莫高窟中的阙楼线图,是写实的壁画吗?
正统礼制三门道
如上图,莫高窟壁画中的城门一门五道,左右连阙,为何说这个城门形制“怪异”呢?这一切要从古代的礼制讲起了。古代天子用制,极其考究,都城开几个门,每个门有几个门道,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在隋唐之前,都城城门门道均为三门道,据:
《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唐,《贾公彦疏》具体解释为:“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
可见周礼中的理想国都外形为方形,城墙四周各面各辟三门,各门有三道,可见三门道城门是天子制度,最高规格,并且被历朝历代所遵循。而从考古来看也是如此:
二里头时代,二里头遗址共发现城门5座,一号宫殿的正门,就是标准的三门道;
二里头一号宫殿有三门道城门
商朝晚期,如下图殷墟洹北商城,1号宫殿南门亦是一门三道的格局:
洹北商城三门道城门
之后的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北魏洛阳城,晚至北齐邺城的历代都城城门,规制基本与《周礼·考工记》的模式一致,即四周各面均设三城门,各门有三门道。这是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所充分证实了的城门制度。
异于古制五门道
这么来看,敦煌第138窟的双阙五门道城门,的确是有异于古制的。自周代有史料可查以来,天子礼仪大都被历代所遵循,如“天子九鼎八簋”(《春秋·公羊传》)、”天子驾六“(逸礼《王度记》)、”天子三朝五门“(《礼记。明堂位》)等等。为何会出现异于古制的五门道城门,其实和时代背景有关系,南北朝和隋唐交接至今,正是南北对峙和竞争的时候,五门道城门,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注:天子五门自古就是天子的最高等级,而《礼记。明堂位》讲的三朝五门,这里的五门是指都城中轴上的五重门,不是五门道。不能望文生义,贻笑大方。
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门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门道城门是隋朝大兴城的明德门。明德门为隋文帝开皇初年修建,为大兴外郭正南门,当时修建的时候,仅仅修筑了城台,并未修建城楼(如下图上),直到80年后的唐高宗年间才增筑了城楼(如下图下)。由此可见,明德门修建的时候,开五门道,并未有特俗的象征意义,否则也不会仅仅在外郭城修建五门道,而在等级更高的皇城(朱雀门)和宫城正门(承天门),修筑遵古制三门道城门了。
在后世的北京故宫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如,若按礼制,紫禁城故宫正门午门的等级肯定要高于皇城门天安门的,而午门恰恰是三门道,天安门却是五门道,可见,门道多寡并不能代表礼制的高低,庄严肃穆的禁中正门,多数用的是遵循古制的三门道城门
隋、唐明德门复原图
关于隋文帝一反古制修建五门道的城门,也有学者有不同观点,如大纛猎猎(《漫话隋唐东都城》作者)就认为,隋朝修建五门道城门是出于南北“攀比”的心态,大兴城修的时候,南方的陈朝尚在,此前传统意义的汉家正统在南朝,出于和南朝在礼制上争高下的心里,才开了五门洞,压过传统礼制。就像之前北周天元皇帝非要在冕上垂二十四旒冕,而传统礼制是十二旈冕。十二是天之大数,北周也是要在礼制上压过南朝一头,故而改十二旒为二十四旒冕。五门道城门,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由此看来,敦煌壁画中的五门道双阙城门,应该是隋唐时代的城门形象了。
南北竞争的年代经常出现逾制的情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莫高窟中的双阙城楼的原型在哪里。首先,这种形制的城门,应是都城级别的城市才有可能有,这样就把范围缩小到隋唐两京身上了。下面我们就从隋唐两京的中轴城门入手,看看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的隋唐两京城门,与敦煌莫高窟中绘制的城门形制的异同。
长安、洛阳中轴城门位置示意图
长安中轴城门
隋唐长安城是隋文帝开皇年间建造的,其中轴线上等级最高的三个门依次是:
宫城正门承天门、皇城正门朱雀门、外郭正门明德门;
承天门
承天门为长安太极宫的正南门,位于都城中轴朱雀大街的北端,从礼制上讲,承天门应该是长安规格最高的城门了,是重要的宣赦、布政场所。跟根据考古报告可知:承天门址东西残长共41.7米,三个门道的宽度是:中简的宽8.5米、西侧宽6.2米、东侧宽6.4米,门道的进深为19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由此可见,承天门一门三道,无阙,与敦煌壁画中一门五道,带双阙的城门差异较大。
朱雀门
朱雀门为长安城皇城是正南门,长安的十二个城门,根据考古调查结果,除了南面正中的明德门为五门道外,其余均为三门道制,主要继承了汉魏南北朝时期各都城的城门形制传统(《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由于朱雀门主体部分被城墙叠压,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朱雀门一门三道,与敦煌壁画中一门五道城门也不符合。
承天门、朱雀门一门、无阙形制
明德门
明德门应该是这些城门中最接近敦煌壁画中五门道城门的了,可惜的是,根据考古发掘,考古队对明德门遗址门墩东侧的城墙进行了探查,发现城墙的南北缘都是平直的,可证不存在朵楼或“阙楼”(《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另,大明宫丹凤门情况同明德门一样,都是五门道无阙城门,由此可见,敦煌壁画中一门五道,左右连阙的城门,也不是明德门或者丹凤门了。
明德门、丹凤门一门无阙形制
洛阳中轴城门
东都洛阳是隋炀帝大业年间建造的,其中轴线上等级最高的三个门依次是:宫城正门应天门、皇城正门端门、外郭正门定鼎门;这三个城门当中,只有应天门和定鼎门经过考古发掘了。
定鼎门
洛阳的城门有一个特点,都带有城阙(一字阙或三出阙),因而显得气势十足。定鼎门就是典型的一字阙城门,根据考古报告,定鼎门为一门三道,带双阙的城门,东西宽近140米。定鼎门这种“一字阙”的城门在隋唐两京考古中是孤例,其形制与敦煌壁画中的带阙城门已经很像了,仅少两个门道(《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
洛阳定鼎门一门双阙形制
应天门
应天门为洛阳紫微宫(太初宫)正门,是整个洛阳城等级和规模最高的城门,应天门是一座由门楼、垛楼和东西阕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为一体的“凹”字形巨大建筑群,其左右双向三出阙,是应天门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门东西宽140米左右,大于北京紫禁城午门。其中两侧阕高120尺,按照唐代一尺29.4厘米来计算,这座恢弘的城楼差不多有今天的十二三层楼高,比北京的天安门还要高。应天门虽然带有双阙但其呈“凹”字型,与敦煌壁画中的一字双阙,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洛阳应天门一双向门三出阙形制
综述了隋唐两京的六座城门,我们发现,长安的城门有五门道的,与敦煌壁画中城门主体相似,但长安城门均不带阙,整体形制与壁画中明显有异。而洛阳的城门都带有双阙,但却都是三门道的城门,除了应天门“凹”字型,形制与敦煌壁画差异较大外,带有“一字阙”的定鼎门,与敦煌壁画中的城门形制已经很接近了。除此之外,洛阳还有一座重要的城门皇城端门没有考古发掘,而过根据唐诗记载,端门也是带有双阙的,如:
唐,沈佺期,《洛阳道》“九门开洛邑,双阙对河桥”;唐,孙逖,《正月十五夜应制》“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
端门正对洛水带有双阙,具体形制有待考
洛阳紫微宫端门正对天津桥,每年上元灯会都在端门广场举行。上面两首唐诗中的双阙,都是指洛阳皇城端门的双阙,由此可见,端门带有双阙是无疑的,虽然端门有几个门道,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敦煌壁画中的五门道双阙城门,如果是唐朝现实存在的城门,那就很可能是洛阳的端门的形象,因为长安的三座中轴城门,已经是证明没有双阙的,且长安城门也没有建城阙的惯例。而洛阳的中轴城门,已经发掘的定鼎门和应天门,都是带双阙的,结合上面唐诗反映出来的端门形制,端门应该是一座带有双阙至少三门道的城门,就算敦煌第138窟中描绘的城门形象不是端门,其形制也必定很接近端门了。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敦煌壁画中城门的形象是一种艺术创作,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也未可知。1400年前,是哪双手在敦煌莫高窟第138窟中留下了盛唐的影子,恐怕是个永远的谜了。
敦煌壁画与两京城门形制对比图
本文谨借由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城门形象,抛砖引玉,漫谈隋唐两京中轴城门的形制,供大家参考。
参考资料
1.龚国强,《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2.缪小荣,《中国早期城市城门研究》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
5.陈良伟,李永强,石自社,《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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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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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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