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是我国隋唐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音乐系统
星座百愿2019-04-07 16:12
公元七世纪前后，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伴随着它的流行，一种新的文学体式——词，也悄悄地应运而生，并绵延千载。词与燕乐几乎联袂而至，它依附于燕乐乐曲而临世。我们考察词的发展轨迹，研究词的衍化历史，必须首先探本溯源，因此应对孵化词体的燕乐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燕乐是我国隋唐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音乐系统。燕乐又称“宴乐”，古代“燕”“宴”相通，其功能多是宴饮时娱宾助兴，故称“燕乐”。我国自古即有以乐助宴的传统，从民间的篝火聚饮到宫廷的华灯豪宴，前代典籍屡见记载，隋唐时期燕乐的形成不过是对前代助宴之乐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音乐史、文化史的角度审视，它又是一次重大的音乐革命，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外来音乐和边疆民族音乐的广泛吸收和融合。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云：自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这里的“胡部”即是指与中土音乐相对而言的外来音乐。由沈氏言可知宴乐在天宝年间已正式形成，并成为正统音乐殿堂里的重要成员，它与“先王之乐”、“前世新声”先后继踵，比肩接武。此处所说“雅乐”、“清乐”、“宴乐”分别代表着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即先秦、汉魏六朝与隋唐。“宴乐”就是隋唐时期音乐革新的结晶。
燕乐的脱胎形成也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早在隋代之前，中原地区就开始掀起了吸收、融化和改造外来音乐的浪潮。至隋大业中，炀帝将“胡夷”之乐纳入正统，推进了燕乐的脱胎与成熟。逮至李唐，其风益盛。
元稹《法曲》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凉州行》诗中甚至说“洛阳家家学胡乐”；可见唐代胡乐对中土影响的普遍和广泛。
朝廷则于开元二十四年明确宣布“升胡部于堂上”，“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君倡于上，民应于下，天下熏然成俗，燕乐遂脱颖而出，大行于世。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其《近代曲辞·序》对燕乐发展过程作了详细描述和介绍：
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于是大备。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选《宴乐》而去《礼毕曲》。
其著令者十部：一曰《宴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
郭氏梳理了隋至盛唐时期宫廷音乐的发展，昭示了燕乐的衍变情形和开元、天宝“声辞繁杂”的状况。从隋文帝杨坚始，历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至太宗李世民，绵延半个多世纪燕乐方大体定位。
由此我们既可看到外来音乐与中土音乐同化合流的轨迹线索，又可知道燕乐来源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燕乐系统的家族中，边疆民族的音乐和外来音乐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席位，中土固有的清乐也被改造纳入了燕乐的行列。因此燕乐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外来音乐的过程，也是一个旧曲翻新，代有增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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