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静：流通图书馆与文化传播的大众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03-21 10:44
流通图书馆是近代图书馆事业走向大众化的标杆，它的出现并非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偶然发生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思想潮流中进步的、自觉的选择。流通图书馆的时代进步性使它在唤醒大众、激励大众、推动大众走向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是红色的、大众化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推动了文艺界的大众化运动。近代图书馆事业也伴随着社会浪潮的涌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模式——流通图书馆。作为近代的公共传播机构，流通图书馆的特殊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它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上，更在于流通图书馆整体的传播导向所依据的大众化方向。
传播对象：阶级话语规约下的“大众”
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面对着特定的传播对象，即图书馆会根据自身的性质来预设读者群体。流通图书馆的倡导人陈独醒在《怎样叫做流通图书馆》中提出，流通图书馆的性质是“真正民众的图书馆”。这里的民众已经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平民、民众的内涵有了根本的区别。“五四”时期所说的民众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大众，而陈独醒明确指出流通图书馆服务的民众是“无产阶级的大贫民”，是那些没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农民、工人、商业学徒和下等的士兵。《申报流通图书馆缘起》中也说到流通图书馆的传播对象是“全上海工商界的店员、工友、学徒”，是“为了环境的限制，没有机会求学的成人和青年”。20世纪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知识领域得以有效传播，阶级观念成为新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思考和价值判断的新型武器。伴随着革命风潮，无产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和革命的先锋队，这已经成为很多新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大众不再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群体的所指，而具有了特定的内涵。瞿秋白就曾表示大众是“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郭沫若认为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林伯修也认为大众是“指那由各个工人、农民、兵士、小有产者等等所构成的各种各色的大众层”。
通过以上对大众内涵的揭示可知，流通图书馆是面向无产阶级的公共传播机构，如陈独醒所说，是为无产阶级“别辟的一个特殊性质的图书馆”。流通图书馆的创建者将流通图书馆与近代出现的其他类型的图书馆进行了比照，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多种类型图书馆面对的读者对象都集中在了学界和政界，只有流通图书馆在兼顾社会全体的同时，将它的传播对象自觉聚焦到了被其他类型的图书馆所忽略的农工商兵的身上，由此划定了一个更为明确和特殊的传播群体，使流通图书馆的性质具有了阶级的规定性，这就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产生了根本的区别。
传播形式：服务于“大众”的多样途径
在传播活动中传播的对象决定了传播的形式。流通图书馆既然以无产阶级大众作为传播对象，那么它所采取的传播形式必然要符合无产阶级实际的生活情况和需求，“要这图书馆的设施处处顺应民众的需要”。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而言，通过图书馆借阅图书一方面面临的是经济上的压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大众都挣扎在生存线上，即便他们有通过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渴望，但是很多无产阶级可以进入的图书馆，例如公共图书馆等，都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或是需要花费邮资通讯借书，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的资费使无产阶级对于进入图书馆借阅图书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迫于生活的艰辛，在时间上往往受到诸多的限制。陈独醒对此有过详细说明：“中国社会的组织，还是呈着十六世纪的状况，那里讲得到八小时的工制，无论是农工商兵，都依然保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定例，在这之间，不但农工商兵自己不敢离开他的职守，便是他的佃主，厂东，老板，连长，也不许他出去，即使善意地到图书馆去阅书，恐怕他们也不能予以谅许吧！基于无产阶级以上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流通图书馆积极创新了传播形式，开创了多种新颖实用的传播途径，如陈列图书、巡回图书和车送图书等。陈列图书面向50人以上的团体，例如党部、工厂、学校、机关等，根据各个团体的性质，免费每月陈列图书30—50册，并按月更换一次。陈列图书相当于在各个团体内部建立了图书馆，使很多无产大众可以无偿地、便利地阅读图书。巡回图书是特制一辆陈列式的活动书车，在书车里摆放图书，每天将书车推到市井街坊，让社会民众自由选读。车送图书是指用脚踏车为无产大众送图书上门，使他们可以足不出户，也不用花费钱财，就能享受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服务。通过传播形式的创新，流通图书馆很好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通过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困难，使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到图书馆事业在教育、文化上的存在价值。
传播目的：增益“大众”的智识
流通图书馆以无产阶级大众作为传播对象，根据无产阶级大众的需要创新传播形式，其最终的目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目的，流通图书馆以提高无产阶级大众的智识为己任。无产阶级是社会最先进的力量，承担着社会革命的使命。但是无产阶级大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甚至有一些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进入学校，这使他们很难以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来认识自我、认识社会，也无法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因而为无产阶级大众创造便利的读书机会，培养他们积极正面的生活趣味，无论是对无产阶级个体的生活，还是对于国家民族的未来，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申报流通图书馆缘起》中说到：“这一班失学者，他们是迫切地需要着知识的食粮，无论是就他们将来的生活而言，或是工商界业务的利益而言，更远点即就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打算，利用他们的闲暇，使他们能得到一点读书的机会，灌输他们以种种的常识，以增进其生活技能和对社会服务的效率，不能说不是一件极有价值与意义的工作。”为此，流通图书馆纷纷组织读书会来倡导无产阶级大众利用闲暇读书，从书本中获得有益的智识。
创设流通图书馆的第二个目的是图书馆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陈独醒指出，20世纪是一个革命潮流激荡的时代，各行各业只有革命才能不断得到进步。作为公共传播机构，图书馆也要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才能够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才能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以陈独醒、李公朴、史量才为代表，他们为近代图书馆事业选择的革命道路就是大众化的方向。这些进步的图书馆学人或民主人士都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为近代图书馆事业选择了一条契合于时代精神的发展道路。就在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开展热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同时，图书馆界也以流通图书馆的创建努力实现着近代图书馆事业在时代中的蜕变，以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践行着“化大众”的使命。
流通图书馆的创建和建设都紧紧地围绕着无产阶级展开，沿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流通图书馆是近代图书馆事业走向大众化的标杆，它的出现并非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偶然发生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思想潮流中进步的、自觉的选择。流通图书馆的时代进步性使它在唤醒大众、激励大众、推动大众走向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声明：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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