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杂谈》中译本 擅长诗歌评论的未必擅长写诗(例如我们的严羽就被说到他的实践不如他的理论,见钱锺书《宋诗选注》),擅长写诗的则往往有着一番独到的文艺见解,例如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柯尔律治(《文学生涯》)、雪莱(《诗辩》)、济慈(他的书信)、爱伦·坡、兰波等。而瓦莱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谈论文艺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文艺杂谈》是瓦莱里的主要论文集,反映了这位法国大诗人的文艺观。这个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选译了二十四篇,或评议作家,或谈论诗歌,等等,自然不乏真知灼见。
瓦莱里所论及的作家有维庸、魏尔伦、博须埃、伏尔泰、歌德、司汤达、雨果、波德莱尔、福楼拜、马拉美、普鲁斯特等。像维庸、魏尔伦这样堪称伟大的诗人,实际上却是品行不端的(尤其是前者,恶迹累累)。因此,瓦莱里说:“诗人具有某种不良意识。”(第21页)
关于司汤达,瓦莱里分析说:“在司汤达写的一页东西里,最令人吃惊、立刻揭穿他、吸引人或者让人生气的——是语气。他掌握而且偏爱文学中最个人化的语气。”(第132页)运用这种创作手段是为了对抗矫揉造作,“然而,人们只能用另一种矫揉造作来抗击一种矫揉造作,这是一条自然法则”(第133页)。这些见解是颇为有趣的。
在《波德莱尔的地位》中,瓦莱里谈到了波德莱尔对诗歌的推动作用,提高了法国诗歌的国际地位:“随着波德莱尔,法国诗歌终于跨出了国界而在全世界被人阅读:它树立起了自己作为现代诗歌的形象,它被效仿,它滋养了众多的头脑。”(第168页)
也许在西方文学中,英国诗歌地位才是最高的,而法国的小说更知名。波德莱尔堪称法国最著名的诗人。瓦莱里认为:“波德莱尔诗歌的生命力及其至今尚未衰减的影响力,当归功于其音色的饱满和异乎寻常的清晰。”(第182页)不懂法语看来是难以欣赏的了(中文翻译再好终是隔了一层)。
瓦莱里指出,波德莱尔“最大的光荣”,“也许在于他孕育了几位很伟大的诗人”,“无论是魏尔伦,还是马拉美,还是兰波,倘若他们在决定性的年龄上没有读过《恶之华》,他们就不会成为后来的样子”,“魏尔伦和兰波在感情和感觉方面发展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则在诗的完美和纯粹方面延续了他”。(第183页)这四位诗人,可谓法国最出色的诗人代表了。
瓦莱里的诗论很有影响。他认为诗是语言的艺术。(第287页、353页)“诗人的操作是借助词语的复合价值来进行的,也就是通过同时组合声音和意义。”(第254页)因此,诗歌是具有音乐性的,“一首诗歌只有在朗诵的时候才存在”(第255页)。
瓦莱里认为诗与散文的区别,就像舞蹈和行走(第293页、334页。这个比喻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明末清初诗论家吴乔著名的“诗酒文饭”之喻,也是很别致贴切的)。诗与散文的共同点都是语言写成,舞蹈和行走的基础部分都是肌体(腿)。散文和行走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散文只是为了传达一个意思,“完成任务后的语言,一俟达到目的就消散了”(第245页、336页)。这也就是我们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言”吧。但“诗不会因为存在过而死亡:它生就是专门为了从它的灰烬中复活并且无限地成为它从前的样子”(第295页、337页)。
瓦莱里用到了一个钟摆的例子(第295页、337页。关于钟摆的比喻,我们可以联想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只不过谈的是人生的问题),他说,钟摆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着声音和形式,内容与意义:“从声音下落到意义的活钟摆试图攀升回它敏感的出发点,似乎在你的头脑中产生的那个意义本身,只有在这种产生它的音乐本身才能找到出路、表达和回应。”(第295页)
总而言之,瓦莱里的诗学观念是:诗歌的节奏韵律是极其重要的。(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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