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新发现两名“慰安妇”幸存者:跑赢时间 留下历史

新京报

发布时间:03-1314:23

91岁的“慰安妇”幸存者刘慈珍在自己家中。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凌方贞与堂妹凌朵英被发现时,战争已经结束了74年。

她们是岳阳人,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掳走,被迫充当日军官兵的“慰安妇”。战争胜利后,尽管她们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深埋心底,却依旧无法摆脱不时惊醒的噩梦,以及命运无常的纠缠。

32岁的陈栋梁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湖南地区)特约调查员,正是在他不断地走访下,凌方贞与凌朵英姐妹的身份得以确认。这也是岳阳地区最新发现的两位 “慰安妇”制度幸存者。

凌方贞与凌朵英姐妹,与此前陆续发现的汤根珍、刘慈珍、彭竹英、张四珍一道,构成岳阳地区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她们同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被强征时,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

两名幸存者的发现,再一次揭开那段悲恸历史的“伤疤”。3月6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二战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15人。

幸存者在老去,记忆也在不断模糊。新京报记者前往湖南岳阳,用镜头和文字,分别记录下了6位“慰安妇”幸存者现状。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鬼子来了

日本兵进村的时候,凌方贞只有15岁。

那是1944年冬天,岳阳县翁江镇来了“鬼子”。“骑着马,扛着枪,要抓‘花姑娘’。”凌方贞正跟两个姐姐坐在院里石阶上,村口突然传来枪声。

“鬼子来了!”,有人惊惶地大叫。

战争的阴影,已经在岳阳上空飘荡多时。1938年11月11日,日军由鄂入湘,岳阳在狂轰乱炸下沦陷。

在此之前,母亲抱着一个多月大的弟弟,带上两个姐姐,早已跑到山里,躲进红薯窖避祸。凌方贞因为年龄小,“没跑得赢,被爹爹藏在屋内”。

透过门缝,凌方贞看到,“打绑腿、带着帆布帽”的日本兵,扛着“带尖刀的枪”,在院里走动。“有的兵留着小胡子,有的留着大胡子,有拿长枪的,也有拿短枪的。”

侵略者的火把,映在凌方贞的脸上,他们端着刺刀,逼迫村民,“把自己家里姑娘交出来。”为了阻止日军抓凌方贞,拉扯中,她的父亲中了刺刀。

那天同被抓走的女孩,双手都被麻绳捆绑在一起,“一个接一个,被绳子连起”。在一长列队伍中,凌方贞见到了堂妹凌朵英,“她在前头,我在队后,叫了几声,没应我。”

这些用绳子串起,用刺刀开路掳走的女孩,将会成为日本的“慰安妇”。

慰安妇(Comfort woman),指二战期间日军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慰安妇”群体,则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指出,在日语中,“慰安妇”含有自愿意识,因此在表述时,会加双引号。

75年后,围着燃烧的木柴,凌方贞端坐在藤椅上,说起这些往事,脸上的表情安静如一汪湖水。在她身后,年久失修、颓圮的泥墙上雨痕斑驳。

日据岳阳的时间,长达6年10个月零4天。在此期间,多少中国年轻女性沦为“慰安妇”已经不可考。

但从2016年起,汤根珍、刘慈珍、彭竹英、张四珍四位“慰安妇”幸存者,在岳阳先后被发现。

即便70多年过去,历史的伤痕犹在。每逢雨天,凌方贞的双腿都会隐隐作痛,这是当年防止逃跑被日本兵抽打的旧伤。

至今未愈。

1938年,日军在岳阳使用细菌武器,9岁的彭竹英因此双目失明。1944年5月,彭竹英又被日军强行抓去,成为了“慰安妇”。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逐渐清晰的历史

雨后的左源村,空气清新、舒畅,微风透过玻璃窗框缝隙刮进来。“火埔”里,火苗蹿起,明火在风中左右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火气。

谈及往事,凌方贞会不时扯动布绢掩面、谈话常常因哭泣中断。

那个晚上,凌方贞与堂妹,还有一些同乡女孩被带到平江县城。

凌朵英回忆,这趟行程前后走了 3个多小时,期间没给一口饭,“很多人最后都走不动了”。

平江县城,曾被征用为日军据点的48间宗祠,如今仅剩下一间。青砖的墙体已经斑驳,打上“侵华日军见证墙”字样。

关押凌方贞们的,是“一间青砖砌成的老式房屋,里面同时关着很多女孩。”这些女孩的背景各异,但是都有同一个身份“慰安妇”。

她们是从平江各地被掳来的。张四珍出生于1928年,有3个姐姐,3个弟弟。16岁那年,日军在汉奸来村里抓“花姑娘”。

“日本鬼子来了就叫,姑娘姑娘大大有啊”,张四珍回忆,日军进村不仅抓人,还会放火烧房子, “枪头有把枪,那个刀尖尖的,放到枪上就长长的。逼迫我们摘野果给他们吃,让我们上树去摘”。

刘慈珍被抓走时,只有 14岁,当天晚上,她就遭到三名日本士兵的侮辱。

彭竹英不仅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也是细菌战受害者。1938年,日军在岳阳使用细菌武器,9岁的彭竹英因此双目失明。

到1944年5月,日军来到彭竹英所在的村庄,“当时就站在门口,然后日军把我抱到车上,带走了”。

那一年,她15岁。

日本投降74年后,她们的故事以一种令人唏嘘的方式,走入公众视线。

2019年春节前夕,志愿者陈栋梁经多方打听,发现两位“慰安妇”受害者:凌方贞和堂妹凌朵英。经过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两名“慰安妇”幸存者身份得到确认。两姐妹的说法相互印证,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逐渐轮廓清晰。

二战期间曾经被日军充作“娱乐所”的建筑,如今取名“宝塔旅馆”,仍对外营业。这家砖木结构旅馆位于岳阳市洞庭南路115号,前身是普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建于1902年。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不愿提及的“禁区”

一道10米的青砖墙,隔开了墙里墙外两个世界。在当地居民的认知里,墙内发生的事是不言自明的、是“公开的秘密”。

凌方贞和堂妹在这里捱过了3个月。

她此前从未出过门,更没有与外人接触过,“我当时非常害怕,不停地哭”。

每次,侵略者会将掳来的女孩从关押的房间,带到另外的房间,事毕后再送回来。

被投入“慰安所”后,刘慈珍每天都会受到侵害。

“那床上的被子,有这么大的血嘞”,彭竹英回忆起来,仍然会浑身颤抖。每次被侮辱时,她都“只好闭上眼睛哭”。

张四珍在想起这段经历时,会不停地摩擦双手,“我很害怕,想逃出去,又没有办法,只有不停哭,又不敢大声哭”。因为一直“不听话”,日本兵不时会用枪来敲她的腿。直到现在,伤口还会作痛。

有些女孩因不堪屈辱而反抗,最后往往会遭受皮鞭殴打。为了节约时间,日方不允许她们穿衣服,“只能缩在被子里”。

日本兵称呼凌方贞“希罗酱(Miss Shero 音译)”。多年过去,“请坐(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请进(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等日语词,依然留在凌方贞的记忆里。“慰安所”里的生存状况很差,饱一顿饥一顿,吃的都是剩菜饭,“全看日本兵的心情”。

日本全面侵华八年间,先后有20万中国女性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大部分女性被残害致死或无法承受屈辱而自杀,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

1945年3月,中国军队反攻平江,凌方贞和同乡女孩一道被解救。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为很多人终生不愿再提及的“禁区”。

二战期间曾经被日军充作“娱乐所”的建筑,如今取名“宝塔旅馆”,仍对外营业。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她是受害者”

3月8日,陈家坡。刘慈珍推开屋门,步履蹒跚地迎了出来。

她戴着紫色毡帽,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门外那棵樟树已逾百年,看着来往过客。刘慈珍爱干净,她不时会掸一掸衣服上的尘土,又摘掉粘在袖口的毛球。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过去了就过去了。”刘慈珍双手紧握。过去几十年,她从没向养子提起过曾经的经历。

彭竹英要爽快一些。几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她干起活来轻车熟路。彭竹英仰着头,伸出双手,在胸前方左右摸索,触碰到辘轳铁柄后,熟练地压起了水。

“慰安所”的经历,注定将缠绕她们一生。

被解救后,凌方贞嫁给一位忠厚农民,以务农为生。婚后,她育有四儿两女,因家庭困难,有两个儿子一出生就送了人;张四珍回家时,父亲已经病逝。24岁那年,她嫁给一个抗战士兵,后来生育了三儿一女。

“男人不嫌弃我,他说,你还是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那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愿意去的”,凌方贞低下头,一双因劳作而粗糙的双手,不住扯弄着布绢,“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她捂住了眼。

汤根珍今年已经99岁,卧床3年。她所住的东卧,没有阳光照射,冷清阴潮。被抓走那年,她 18岁。

十多年后,汤根珍的经历在村里传开,有人说她“嫁给日本人”,更有人说她是 “汉奸”。

“慰安妇”这个词远未流行的时候,这个群体被另一个充满歧视意味的词指代:日本娘。

“废了,活长了,没有用”,躺在床上的汤根珍眨着浑浊的双眼,眼皮耷拉下来。她住在郭镇乡建中村,距岳阳市区14公里。家里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客人来,墙上的手撕日历,时间停在3月7日。

战后,彭竹英一个人生活了三十余年。和汤根珍、刘慈珍一样,因为日军的摧残,她们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张四珍患有高血压,一天需吃两次药。目前,由大儿子照顾饮食起居,每年能领到1000多元的补助。

凌方贞的大儿子一直未婚,次子多年前离婚,两人目前都在外务工,她由25岁孙子贺毛保照顾起居。凌方贞一直饱受心理阴影困扰,她的经历不敢告诉子女,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3月9日,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陈丽菲教授,从上海带来3个女学生,对凌方贞进行了口述录入和影像采集。

直到身份通过媒体公开后,村里人了解到,凌方贞曾被日人本抓过,她是受害者。

“宝塔旅馆”的房间内,仍然保留着老式木椅。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与时间赛跑

曾经遍及日占区的“慰安所”,如今或被改建为陈列馆,或因为地处偏僻荒废至今。

彭竹英家仅200米远处,当年被称为日军“娱乐所”的建筑,如今易名为 “宝塔旅馆”,仍在对外营业。

这家砖木结构的旅馆位于慈氏塔下。建筑前身是普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建于1902年。

“当时日军的慰安所,就设在了塔前街普济医院院内”,湖湘文化与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收录资料显示,所有的女孩体检以后都登记造册,除了本名,还要取一个日本名字。

日军将妇女根据姿色和年龄,分为甲、乙、丙三等,依照等级标价,门口有日本宪兵把守,日军每次支付2元、1元和5角不同的票券,这些票券是日军的战时专用货币,可以在日占区购买货物。

69岁的张德祥是旅馆的老板。2000年买下这座荒置的旧式阁楼后,他与妻子共同经营至今。二楼110平米的空间,被厚板隔成了10个单间。虽然建筑历经数次翻修,但4平米大的隔间和红杉木楼梯,仍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彭竹英曾描述,在每个单间里,都会传来 “嘎吱”响的床声,过道日本军靴踩踏木板的声响,还有惨叫的声音。

张德祥以每晚30元价格,将这些单间对外出租。这里的住客,有摆地摊摊贩、长途火车司机,还有清洁环卫工。他们对这家旅馆的历史并不清楚。张德祥打算将“宝塔旅馆”继续经营下去,“这家旅馆已被列为文物保护范围,政府将在今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翻修”。

2017年,一部有关“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将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带到世人面前。导演郭珂说,拍摄影片,是想留下这段历史,不被后人所遗忘,“当我们的后人再次看《二十二》时,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回知道曾经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在战后70余年间,或多或少地还饱受着精神或肉体上的折磨。”

郭珂最遗憾的,是被自己片中记录的老人,接连传出去世的消息。收集历史证言的紧迫可见一斑。不过,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幸存者勇敢地站了来。

陈栋梁希望,通过讲述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记忆,将历史的真相在代际之间传承,进而转化成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集体记忆。让日本右翼能正视历史,承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是陈栋梁的目标,也是现存6位老人的心愿。

公益机构已经是连续第四年走访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老人们年纪大了,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工作人员说。

3月10日,平江县左源村凌方贞家。厅堂的檀木桌上,摆放着一台旧电视机,屏幕上覆上了一层厚土。

或许是不堪回首的往昔经历,在心底留下难愈伤口,凌方贞每次听到打雷声,身体会不由自主地一缩。晚上,她不敢开电视,“见到鬼子,我这害怕”,她拍着胸口。

梦境或许是个港湾。梦里是凌方贞15岁那年,她和“妹仔”坐在开满黄色野花的庭落里编花绳,嘴里唱着童谣。在身后,白色郁金香盛开。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编辑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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