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红庆：左权盲人宣传队向天而歌八十年
人民艺术家杂志2019-02-25 20:59
左权盲人宣传队，来自太行山区的草根歌者。从1938年到2018年，他们走过了80载的风雨历程。风里来，雨里去，向天而歌，游走四乡。2003年8月，在太行一带采风的著名音乐家田青与盲人宣传队偶然相遇，被他们的歌声感动落泪，带领他们走出太行，走向全国。如今，盲艺人们虽名声斐然却依旧质朴，带着满身泥土走遍太行，颂歌祖国、颂歌人民。
编辑：南瓜
▲ 刘红庆
人民艺术家：刘老师，您好。从1938年到现在左权盲人宣传队（后简称“盲宣队”）已经经历了六代人的发展，能根据您所掌握的资料给我们讲述一下盲宣队的大体发展进程吗？
刘红庆：关于这一部分的发展资料是比较少的，有些代甚至没有任何记载资料。我见的比较早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资料，要讲清楚比较清晰些的代代发展历程是有些困难的。
根据《左权文化志》记载，1938年以前的盲宣队是没有组织的，大概就是两三人为组织搭班去乞讨，去富贵人家唱些吉祥话，在门口一唱就会有人出来，有的人家会听你唱一会儿，有的人家直接给钱打发走。
▲ 行走在太行山的盲艺人
到了1938年抗战爆发，八路军第129师进入辽县，共产党组织各种抗日力量，盲人宣传队就是他们组织起来的一种。为什么要组织盲人宣传队呢？因为当时各个县城大都被日本人占领，八路军与普通人想打进敌人内部都不太容易。于是就有人想到组织这批盲人打入敌人内部做宣传，他们比较隐蔽，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先是比较零散地组织他们，教他们演唱抗日歌曲，尽量让这些歌曲传到敌占区。在此期间，他们也有受伤、牺牲。抗战时期的这批盲宣队，算是第一代人了。他们这代人年龄参差不齐，大约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所涉及范围不只是左权县。接下来抗战结束，全国解放就一代代人在传承。最近这些年，基本就没有盲人参加，一是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有视觉障碍的人越来越少了；二是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有视觉障碍的小孩大都有条件上专门的盲人学校学习知识和技能。毕竟跟着盲宣队到处走，还是很辛苦的。
▲ 左权盲人宣传队在喜兆演出
目前，盲宣队的成员都是四五十岁的老成员了，几乎没有年轻成员。每一代成员在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都有不同的变化。他们的演唱曲目会跟着党的方针政策而变化，也就是每一代人的演唱曲目跟随时代而产生相应变化。当然有些是不大改变的，一是传统的曲调与乐器，曲调与乐器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在行进；二是坚持用方言演唱，这也是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人员还比较多的时候，他们往往分成几组人员分别去不同地区演唱，一年下来大概能有上千场的演出。如果说发生了什么明显变化，那就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会在乡村中的大喇叭里听到盲艺人的演唱。平时，他们自己也跟着录音机学习，听其他剧种、曲种来不断丰富自己。像我弟弟（刘红权）到太原读过书，他会把太原的曲种带到左权县。尤其是到现在，手机下载很方便，他们会跟着网络上的音乐信息不断学习。不过，当地老百姓还是比较喜欢他们自己的地方歌曲。在保持自己地方传统性的同时，他们与外面的曲种是有一些交融的。
▲ 彦涵《盲人宣传队》版画
令我感到可惜的是，过去那些演唱者没有照片、录音、视频，所以对他们的演唱我也难以做出评论。其实，除了左权盲宣队，周边还有十几支盲宣队在活跃，他们都有各自发展的历程。整体来看，太行周边的这些盲宣队的生存状态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比较好一些的。我曾经邀请过安徽的盲艺人来左权听演唱，他就非常羡慕地说左权这儿的组织很正规、状态很好。在山西省尤其是在太行山区，当地的文化部门还有人民都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文艺形式，在其他地区或许就没有得到这样的重视。
人民艺术家：听您谈到盲宣队的队伍越来越小，据您了解当地有关文化部门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规划？
刘红庆：由于换届等因素，有关部门很难对盲艺人的发展进行规划。目前来看，左权盲人队是发展的比较好的，未来让他们发展到几十个人或是更多人都不太实际。或许盲人们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发展的关键还在自身。
▲ 李铁林《盲宣队》中国画
人民艺术家：您对盲宣队最初印象是什么？
刘红庆：这样说来就有太多故事了，因为我母亲是一位盲人，在城里住的盲人又不多，所以我们家就成为他们在城里的落脚点，来到城里就会到我家聚会交流。一般他们来了，有时候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有时候也有三十几个或是更多人。每年大概会有几次这样的聚会，在下乡演出之前来城里聚会。集合起来也不会马上出发，会聚在一起学习一段时间，有时候他们会自己花些钱请人来教他们学习新的内容，因为他们自己不识字，需要普通人给他们念。每一年，他们都会学新节目。去了一个村，先表演最时髦的节目，再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在左权县，听盲人演唱就相当于现在听演唱会，哪有演唱我都会带母亲去听一听。
▲ 2013年10月21日刘红权与田青（右一）亚妮（左一）在北京皇家粮仓演播厅合影留念
人民艺术家：在您之前有人关注过盲人宣传队，为他们专门做过一些记录吗？
刘红庆：有，但是不是很多，在之前只有一点点的记录资料，资料也相对简单一些。就是《左权县志》中的那几句话。我在之前见过一篇涉及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文章，但没有见过规模较大的记录。
人民艺术家：将歌唱作为事业，除了给盲艺人解决了温饱问题，您认为还给他们的精神面貌或是发展状态等方面带来了哪些显而易见的改变？
刘红庆：古代盲人生存主要有三个途径：算卦占卜、乞讨、演艺，这三者相比，演艺更好一些。近三十年来，盲人按摩发展得非常好，有许多盲人从事按摩事业。其实，与按摩相比唱歌更算是盲人的优势（不针对所有盲人）。盲人因为视觉关闭，他们更注重且依赖利用听觉接收、辨别信息。唱歌又与听觉紧密相关，他们更容易学得会。可以这样说，之所以学按摩主要是因为用赚到的钱解决生活问题，但唱歌除了赚钱外更容易发展成兴趣爱好，给他们带来欢乐。歌唱就是有听众可以唱，没有听众也可以唱，给钱可以唱，不给钱也可以唱。
我弟弟也是学过按摩的，他不喜欢，到后来加入盲宣队学了唱歌。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盲人与演唱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所有盲人都有演唱天赋，那些没有天赋的人盲宣队也不会不接收他们，因为这不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没有选拔、淘汰制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里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之间相互帮衬，唱得好的带着唱得不好的过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状态。在这个团体里，不论唱得好坏，大家都是平等的。
人民艺术家：您是什么时候或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想写一本有关盲宣队的书的？
刘红庆：可以这样来说，因为我从小对他们很熟悉、很了解，到北京后又是做的媒体工作，做与音乐相关的杂志，对音乐了解也比较深。在做音乐时，我比较喜欢关注草根人士，草根人士的受众还是很广的。接触过的二十多个盲人宣传队几乎每天都有演出，但却没有人真正地去关心、报道过他们。但他们又有着很深刻的存在意义，可以说是另一部音乐史了。一部主要由精英艺术家构成，一部由这种草根艺术从业者构成。我们需要注重草根、注重小众，真正地注重对草根的关注，属于文化的自省。以盲人演唱为主体，也可以表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我觉得跟他们交往，写书记录他们很开心、很快乐。除了写书，我也很喜欢将他们组织起来表演，这些工作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 2015年07月14日左权盲人宣传队在榆次演出
人民艺术家：当盲艺人知道你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书时，有什么反应？
刘红庆：我觉得盲人是没有什么功利心的，就算带他们来北京表演也是看不见的，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他们或许认为你写书是你的事情，与他们没太多关系。
人民艺术家：您的书出版后，有人专门给他们读过吗？他们有什么评价？
刘红庆：可能有人给他们读过，但我不太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我和他们太熟悉了，他们看不看或是怎样评价对我来说没有特地去了解。这本书出版或是未出版，对我和他们来说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 刘红权与徒弟们演唱《左权将军》
人民艺术家：了解到您与盲艺人们有过一段同吃同住的经历，您觉得通过这次相处，您对他们又有哪些不一样的认识？
刘红庆：我是以采访者媒体人的身份与他们在一起的，我在的时候对他们的接待确实会好一些。他们的生态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发生变化。在他们的生态中，他们是自由的、快乐的、对别人无所求的。因为我们都太过熟悉，对我、对他们都不会有太多改变，在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在共同成长的。我对他们的了解更加深刻，之前不太熟悉他们演唱曲子的内容，现在我可以帮助他们创作一些曲子。他们把所发生过的故事告诉我，我负责把这些故事传达出来，让人们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解读。除了左权盲人宣传队，其他的盲人宣传队，我也常带着他们出去演出，大家都是相互信赖彼此的。在演出时，我也常常帮他们调控一下现场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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