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旧疾再发作。
古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现有俞敏洪“曲艺释兵权”?
新年期间,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年会节目《释放自我》走红网络。该歌曲歌词吐槽了新东方内部管理的各种问题,比如官僚主义等。
次日,俞敏洪在个人微博中表示,“员工敢于当面Diss老板,暴露新东方问题,值得鼓励,决定奖励参与创作和演出的员工1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会之前的2019年1月中,俞敏洪就曾给新东方内部高管连发的五封邮件,直指新东方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在邮件中表示,2019将狠抓人才,制定明确的人才流动计划彻底打碎人才地盘意识,每年末位淘汰5%-10%;强推新东方“三化”(标准化、系统化、信息化),并亲自担任“三化”工作组组长。
俞敏洪连发五封邮件的直接原因,也许是新东方难堪的2019财年第二财季财报。1月22日新东方公布的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2019财年第二财季财报显示,新东方2019财年第二财季净收入逾5.97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其中,归属新东方上市部分的净亏损为2580万美元,这创下了新东方上市12年以来最大季度亏损额,而去年同期净利润为430万美元。
对此,新东方方面的解释为,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业务扩张及合规管理、加大在线教育投入力度等导致的成本上升。
清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宋清辉向时间财经表示,新东方的此次亏损可能的确与培训机构整治等外在因素相关,但新东方内部的管理问题也难免会影响到公司业绩。
陈年旧疾再发作
“三化”对新东方来说,并不是个新事物。
2010年11月,新东方发生一项高管人事变动:任命陈向东为公司执行总裁。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当时有业内人士总结道,陈向东上台的重要使命是进一步加强新东方的系统化管理,让新东方成为一个更为有序的集团公司。
陈向东在讲到新东方转型时曾经说过新东方的变革思路,就是开篇俞敏洪所提的“三化”:标准化、信息化、系统化 。这个听起来不知所指的“三化”,其实针对的是新东方早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侯制文化”,即校长打天下。公开资料显示,陈向东1999年年底进入新东方,2002年创建武汉新东方学校,2003年10月就开始担任集团副总裁。三年之内就从普通员工升任副总裁,这样的“职场神话”令人乍舌。
据传,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陈向东凭借出色的演讲能力成为了新东方的老师。2002年初,陈向东被俞敏洪相中,揣着几十万去武汉筹建武汉新东方学校。半年之内,员工人数发展到300人,校园建设、招生数量创新东方历史最高,一年就赚了几千万。
新东方早期各地的校长很多都是像陈向东一样能独当一面的能人,校长对分校有很大的权力, 招生、教研、教学、后勤等事物无所不管。这种“诸侯制文化”在新东方发展早期对激励分校校长在各地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新东方异地扩张实现了快速增长。
新东方2006年纽交所上市前后,公司集团化的模块初步形成,财务、人力资源、IT、营销等开始统一构建起来。但是权力倾向于各地分校的传统继续保留,这也使得各区域的业绩和分校校长的能力挂钩。随着新东方在全国各地的教学点增多,教学网络越铺越大,体系越来越庞大,整个集团的效率就显得不高。在新东方这个庞大的业务基数上,如果继续按照这种管理方式估计很难保持之前的快速增长,而且随着员工和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管理也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分校以及各业务线之间也缺乏协同性。
新东方管理层也注意到了这点,开始加强集团的系统化管理,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11月任命陈向东为公司执行总裁。陈向东的任务就是主导新东方完成由“诸侯制文化”向“集团公司”的转型。
变革过程中难免会牵涉到各方的利益,这也是陈向东被任命的原因。当时,俞敏洪公开表示,“放权”给陈向东,是因为陈向东比较有创新变革能力和执行力,把一件事情推下去能力更强。他即使知道对方有障碍,还敢于推动。
不过,这场变革只维持了3年。2014年1月,新东方董事会2014年1号文件“关于同意陈向东辞任集团执行总裁职务的通知”显示,其国内业务执行总裁陈向东由于个人原因将辞去现任职务,自2014年1月31日起生效。这一消息随后在新东方官网被证实。
关于更确切的离职原因,陈向东及新东方均未透露。“改革派”陈向东离职之后,新东方方面透露,俞敏洪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将在今后共同承担陈向东的职责。
与此次俞敏洪再次将“三化”提上日程的背景相似,新东方截至2012年11月30日的2013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也出现了净亏损1580万美元,这距离上次财报出现亏损时隔4年。
向晚辈好未来靠拢
俞敏洪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我)会顾及很多人的面子和感受”“自己天生就是文科基因”。陈向东也曾称:“用老俞自己的话说,他比较感性,我比较理性;他长于宏观和精神,我更重执行和操作”。
事实上,早在2010年,就有网友在雪球上针对新东方的管理提出了质疑,“诸侯打天下适合创业初期开拓市场,规模壮大后,确实需要转型做标准化经营了。内部的臃肿以及校长调度问题都应该有相应的集团管理的措施,削弱区域权力,统一调配资源和上线管理,集中重点区域次重点分管模式,能平衡好区域市场的差异发展,但实际意义上是形散而神不散,转型应该偏向市场重组和内部变革。”
目前来看,“学到”这一招的却是另外一家公司。2017年7月28日,好未来以127.4亿美元的总市值超越新东方的126.2亿美元,创下中国教育公司市值新高。这一年,好未来刚刚15岁。好未来从2018财年Q3开始,连续多期净利超新东方,营收增幅和利润增幅也都明显高于新东方。
显然,俞敏洪和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再管理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新东方是“诸侯制”,好未来则趋向“中央集权制”。张邦鑫提出大后台、小前台的中央厨房模式,总部将全国所有校区的招生、选聘、培训、教研、监控和技术等工作标准化细分,分权治理,相互制约。
俞敏洪在五封内部邮件中反复提及的“人才流失问题”,好未来似乎也解决了。好未来用的办法是对每位老师进行统一培训。不同的老师只要按照教材授课,就能成为让学生和家长都接受的老师。在全国任何城市教室里面的每个内容,都是通过云端升级,总部做好全国性的数据和内容,分校做好当地针对性的教研。
一系列举措让教员对好未来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才流动的风险。
其实俞敏洪一直都是清醒的。2014年,新东方20周年庆典过后,俞敏洪就公开表示:“宁可在改革的路上死掉,也不愿死在原来成功的基因里。”
面对好未来的崛起,他也曾表示:“好未来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他的执行是一条线,基本上到了每一个点都能够打通的执行方式。新东方常常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大家说得挺一致的,但是往下做的时候,没有系统的连接和控制,有的时候逐渐会走偏。”
但从陈向东首次提出“三化”到此次俞敏洪重提“三化”,已间隔8年之久。8年都完成不了的“诸侯制文化”向“集团公司”或者说“中央集权制”的转型,能够在俞敏洪的主导下完成吗?(北京时间财经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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