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的提出、含义与发展
大语文国学经典2019-01-15 10:29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一种概括。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荀子》中已初见端倪，在其《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荀子把“道”看做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做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
汉代的扬雄进一步提出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并认为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能够最好地体现自然之道。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征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思想对以后的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产生了直接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有《原道》篇，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了“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文学的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理论纲领。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诗文中虽有“文书”、“传道”的字眼，却没有正式提出“文以明道”。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概括“文”与“道”的关系时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的文学思想。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但韩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并不轻“文”。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愈与柳宗元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则比较注重治世之“道”，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沿着韩愈的方向，使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韩愈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欧阳修则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并且还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反映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唯有“载大”，才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重“道”而轻“文”。
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们不是“道”而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人，他说“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学家不同，他把“文”当成“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同车载物，车是车，物是物，这比起古文学家“文”、“道”结合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周敦颐在《通书》中又说“圣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的倾向。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将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片面的方向发展，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对立起来。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成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 (《答吕伯恭》)他主张"文"统一于“道”，反对欧阳修等人的说法。朱熹认为“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来看，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带着理学家排斥纯文学的偏见。
程、朱之后，理学成了儒家的正统，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对"文"与"道"关系的种种见解，主要表现为宣扬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斗争。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形式主义的作品，主张明道致用。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李杲堂墓志铭》)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他们所说的“道”，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清代的章学诚对六朝以来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论争作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这是他论“道”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也就是作文章要从实际出发，合乎时代的需要，使“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的要求，并达到"文"与"道"的统一。章学诚也很重视“文”的特点与规律，他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辨似》) "文自有理"，肯定了“文”有本身的特殊规律，不是“道”的附庸。在封建时代的文论家中，章学诚的“文”、“道”统一论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比较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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