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梅兰芳之子，却离京剧很远，极有才华却又身份独特默默有闻
北晚在线2018-12-27 13:31
提起梅兰芳的子女们，广为人知的当属梅葆玖，但梅绍武也不应被我们遗忘。今年是梅绍武先生诞辰90周年。在我看来，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他留下的那些宝贵的财富。
作者：徐淳
或许有人知道，他是资深翻译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译作；或许有人知道，他是梅兰芳的儿子，是梅兰芳研究专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梅兰芳研究的大量成果。然而这些都是有形的财富，其实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无形的财富，那便是他脚踏实地的作风和低调质朴的品格。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笔财富愈发珍贵，也愈发引人深思。
梅绍武最初考入之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了梅家第一个大学生，然而他酷爱文学，最终还是遵从自己的喜好考进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期间，他除了读书，还跟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学习小提琴。他出身于梨园世家，却偏偏爱好西洋文化，足见梅兰芳非常尊重子女的意愿，也说明梅绍武有很强的自主意识。
大学毕业后，梅绍武加入到高校毕业生赴广西进行“土改”的队伍中。党中央希望大学生参加“土改”，深入农村，了解农民，锻炼自己，然而梅绍武却作为典型被批评了，因为他带着小提琴来了广西。梅绍武对批评不以为然，他就是个单纯的书生。正是这种单纯的思想、一身的正气使他在广西“土改”过程中，荣立了三等功。这事说来，颇为传奇。当地两个孩子被一个歹徒抢走，梅绍武只身一人追了一天一夜，终于将两个孩子成功救出。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身处险境，心中只存着一腔正义。文弱书生，一身正气，浑身是胆，真可谓是“儒雅知文，神威奋武”。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青少年时期往往是人生重要的阶段，它奠定了一个人的底色。可以说，这纯净的底色伴随了梅绍武的一生。
父子同受奖，一时成佳话
梅绍武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单位是国立北京图书馆，他在那里工作了将近30年。他曾说：“一进入那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北图宏伟大楼，它就给人一种远离外界喧嚣的宁静感觉。”他出身于梨园世家，身边都是戏班里的人，离热闹很近；可他却偏偏好静，躲开喧嚣，在那个属于他自己的西方文学世界里畅游。
1941年在香港梅兰芳全家合影。梅葆玥（前左一）、福芝芳（前左二）、梅葆玖（前左三）、梅绍武（后左一）、梅葆琛（后左二）
在外国文学翻译和国际书刊交换工作中，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埋头苦干。1956年，梅绍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著《一个匈牙利富豪》。梅兰芳拿到这本书时，很兴奋，爱不释手。梅兰芳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尊重知识，渴求知识，他为儿子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
后来梅绍武又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他很喜欢社科院的研究氛围，这里是学术单位，他就想一心一意做学问。梅绍武精通四门外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在翻译《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本书时，梅绍武、傅惟慈和董乐山合作，仅仅用了三个月就将这本40万字的书译出来了。那段日子，梅绍武上午上班，下午、晚上翻译书稿，废寝忘食，胡子、头发长了都没时间去打理。
如今我们对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已经相当熟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重要作品《萨勒姆的女巫》就是由梅绍武翻译介绍到中国的。这部戏在中国上演后，成了一件极具影响的文化事件，轰动一时。同样是阿瑟·米勒的剧作《推销员之死》是由英若诚、梅绍武和陈良廷共同翻译完成的。其实，梅绍武是中国最早研究阿瑟·米勒的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阿瑟·米勒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时，梅绍武就撰写了评价他剧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参上。梅绍武一直默默地耕耘着，在他看来，别人知道不知道梅绍武并不重要，好作品广为人知才重要，他把名与利看得很淡。他真称得上是“人淡如菊文藏金”。
被称为“小说之王”的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是欧美非常重要的一位后现代作家。梅绍武仍然是第一个将他介绍到中国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梅绍武翻译了纳博科夫的《普宁》，随后又翻译了纳博科夫另一部重要作品《微暗的火》。梅绍武说：“纳博科夫好用生僻的古典字，一般字典上找不到，翻译他的书得备一本《韦伯斯特国际大词典》。他的文笔十分晦涩，就像一位西方评论家说的那样，头一遍让你云里雾里，第二遍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才能茅塞顿开，发现其中阳光灿烂无比。”梅绍武还应廖可兑先生之邀，翻译了美国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很多作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和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施咸荣被誉为美国研究所的“三剑客”。
梅绍武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背景，然而他的人生字典里却写满了“自强不息”。他拥有自己挚爱的事业，始终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价值。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梅绍武和父亲梅兰芳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父子俩在各自的岗位同时因工作优秀、成绩优异被评为我国首批“先进工作者”：此事一时传为佳话。2004年，他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的荣誉称号。
幕后无名者，梅家有志人
提起梅兰芳的子女们，广为人知的当属梅葆玖，因为他继承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但不能也不应被我们遗忘的是在幕后不求名利地为梅派艺术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梅绍武。最初，梅绍武在前辈老友夏衍先生的提议下开始撰写一些关于梅兰芳的文章，然而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他慢慢意识到研究梅兰芳及其艺术是他人生的重要使命。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放下了自己挚爱的西方文学研究工作，转而以无比的热情投身到梅兰芳艺术研究领域。他原本热爱的是西方的、现代的文学，是什么使他转而对中国的、古典的戏曲痴迷不已呢？是中国京剧艺术的魅力，更是父亲梅兰芳人品艺德的魅力。
《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是梅绍武的心血之作，这本书在梅兰芳研究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不像一般的名人子女只是从亲情的角度来回忆生活中的父亲，而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梅兰芳的艺术和人品进行深入研究。他虽未从事京剧表演专业，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使他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加之他深厚的学养，使他对梅派艺术有独道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家学渊源、文化修养、国际视野，造就了他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梅兰芳研究专家。
梅绍武在梅兰芳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研究最为深入，填补了梅兰芳艺术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的空白。梅绍武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海外搜集到了大量梅兰芳和国际友人交往的宝贵资料，他将这些史料翻译整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梅兰芳和各国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他用事实说话，再现了梅兰芳民间外交活动的情景，他以学者的理性视角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和瑞典王储五十年前的一次会见》《忆父亲和泰戈尔的友谊》《忆父亲和卓别林的友谊》《梅兰芳和萧伯纳》《梅兰芳和高尔基》《梅兰芳和爱森斯坦》等多篇文章都极具研究价值。梅兰芳在北京开明戏院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专门演了一场《洛神》，泰戈尔观看后即兴赋诗一首，用毛笔写在一柄纨扇上，赠给梅兰芳留念。原诗是孟加拉文，他又亲自译成英文，一并写下。写罢，老诗人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那首诗译成中文如下：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峰。
梅兰芳曾先后到日本、美国、苏联演出；当时许多知名的文艺评论家纷纷著文加以评论。梅绍武用心搜集这些评论，并且加以深入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认识。当时在美国文坛上很有影响的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斯达克·杨从不轻易著文，但在1930年4月一期的《戏剧艺术月刊》上却写了一篇题为《梅兰芳》的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全面的热情洋溢地论述了京剧艺术和梅兰芳的表演。他在文中说：“梅兰芳拥有四百个剧目。他对中国艺术有很深刻的研究，促使戏剧、音乐和舞蹈中许多古老形式得以复兴，而且通过他的机智和天赋，把它们同他祖国的现代艺术相结合，例如，他把中国古典舞蹈配以近代音乐。”两年后斯达克·杨又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使节》的长文，追忆梅兰芳在美演出的盛况。文章结尾说：“我不仅认为梅兰芳是我在剧院里所见到的最完美的艺术家，他的整个艺术形式畅晓明朗，而且也觉得他是我在艺术界所遇到的一种最纯净的精神，一位艺术上登峰造极的专家；他为人通情达理而淳朴，渴望见识外国舞台上所能显示的新形式和风格，但又一刻也没有被它们所迷惑。”
梨园世家子，学者新发现
看到这些大量的来自外国的文献，有人或许会问，梅绍武译介这些资料的意义何在？梅兰芳灌制的唱片，记录了他的艺术真声，也偶尔录上几声观众的喝彩声。梅绍武所做的工作，则是记录了梅派艺术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反响，记录了来自世界顶级艺术家、理论家的喝彩，这传达了世界文化对中国独有的京剧艺术的认同、肯定和高度赞扬，因此意义非凡。生活中，人们对家里司空见惯的东西往往不那么珍惜，一旦换一个角度去了解，以陌生的眼光去审视，往往能发现其可贵之处。梅绍武研究工作的意义正是帮助我们这些“家里人”换一双眼睛去审视梅派艺术、审视京剧艺术这一民族瑰宝。也就是说，梅绍武推开了梅兰芳艺术国际研究领域的大门，他丰富了我们对梅兰芳艺术的认识，他是将梅兰芳艺术放在世界戏剧的体系中进行研究的。这让我想到了周有光先生所持的观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
梅绍武的身份独特，他离京剧很远，他是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他是京剧圈之外的人；他离京剧又很近，他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是京剧大师。因此，他的认识和一般的戏曲理论家甚是不同，他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他的研究对戏曲理论专业人士产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精通四国语言，他把搜集到的外文艺术评论和梅兰芳与国际友人的往来信件都翻译成中文，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发现。比如胡适用英文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就是梅绍武亲自翻译成中文的。他发现：胡适当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力主废除旧剧（京剧），以新剧（话剧）取而代之；而这篇写于1930年的英文文章，态度语气却显得缓和多了，胡适似乎觉得旧剧（京剧）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大可推荐给外国观众看看。
梅绍武编著的《梅兰芳艺术评论集》，搜集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为后学们研究梅兰芳艺术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梅绍武研究梅兰芳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对父亲再认识的过程：从生活中的慈父，到艺术上的大师；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思考。他发现自己以前对父亲的认识是有限的、片面的，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才慢慢认识到父亲真正的伟大之处，或许这也是他研究梅兰芳的一大收获吧。
要让外国人欣赏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京剧，就必须让他们先对梅兰芳和京剧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光靠演出是不够的，一定要进行京剧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梅绍武走出国门做访问学者，先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等）、日本举办梅兰芳艺术讲座，将中国京剧和梅派艺术传播到海外。
梅绍武对梅派艺术在舞台实践方面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始终致力于恢复梅兰芳独创的剧目，力求使更多的梅派剧目得以再现于舞台。梅兰芳一共创排过三出“红楼”戏，一出是《黛玉葬花》，言慧珠曾经演过，其他两出分别是《千金一笑》和《俊袭人》，梅派传人都不曾演出过。1987年梅绍武拿着《千金一笑》的剧本找到了梅兰芳的弟子李玉芙，希望李玉芙能将这出经典之作复排公演。他亲自修改整理剧本，使这出戏的剧情更加紧凑、人物更加丰满。为了使这出戏最大限度地保持梅兰芳艺术的原貌，他还聘请了上个世纪50年代梅兰芳京剧团副团长徐元珊作为这出戏的复排导演。这出戏写的是晴雯撕扇的故事。李玉芙饰演晴雯，李宏图饰演贾宝玉，徐佩玲饰演袭人。从排练到彩排，梅绍武和夫人都亲自到场，他从来不指手画脚，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观看，他尊重导演，鼓励演员，希望这出戏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出演员的自身特色。这出戏公演的当天，梅绍武夫妇早早就到了吉祥戏院的后台，他依旧是默默地关注着一切，温和地对每一个演职人员微笑。这出戏后来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海内外纪念梅兰芳经典剧目演出，受到广泛好评。
梅绍武之所以选择李玉芙来恢复这出梅派经典剧目，是因为在他看来梅兰芳的艺术不仅属于梅家人，更属于所有梅派传人。他认为：艺术创作既不要论资排辈，也不要搞门户之见,谁适合演就让谁演；演员要在台上多下功夫，而不要把功夫用在台下搞人际关系上。在他看来，李玉芙条件好、人品好，并且得过梅兰芳的真传，所以演这出戏李玉芙比梅葆玖演更合适。一切从对艺术负责的角度出发，这充分体现出了他的学者风范——做什么都讲究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任人唯贤。
秉笔直书人，梅骨兰心士
我们从梅绍武身上可以感受到学者的风范、梅家的家风。他谦和敦厚，但骨子里刚直不阿。他曾担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梅兰芳纪念馆名誉馆长，他在梅兰芳研究领域很有发言权，但他从不妄自尊大，而是愈加严谨客观，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在对梅兰芳的第一任夫人王明华的态度上，梅绍武始终坚持尊重史实的原则。虽然梅绍武的母亲是福芝芳，但这绝不会影响他对王明华的尊重与赞颂。
梅兰芳、王明华婚后十分恩爱，生有一儿一女，然而王明华为了陪伴丈夫演出，不顾一切劝阻，毅然做了绝育手术，不料一场麻疹病夺去了一双儿女的性命。顾大局、识大体的王明华认为梅家不能断了香火，同意梅兰芳再娶一房妻室生儿育女。随后梅兰芳娶了福芝芳。福芝芳的母亲要求梅兰芳要按兼祧两房的规矩迎娶福芝芳，也就是说福芝芳要以正房的身份嫁到梅家，不做二奶奶，梅兰芳和王明华商量后答应了这个要求。福芝芳过门后，王明华与其姊妹相称，相处融洽。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精心照料梅兰芳，在事业上也给了梅兰芳很多支持。梅绍武认为王明华是一个精明能干、富有见识的女性，她对梅家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无论是在文献资料上，还是在梅兰芳纪念馆布展陈设上，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要给王明华应有的位置和尊重。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对梅兰芳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不以感情的亲疏远近来做事，不以血缘的有无来区别对待，这就是梅兰芳留给梅绍武最宝贵的财富——家风。
梅绍武于2005年9月28日晚在北京病逝。他，人静如夜，笔稳如山，光而不耀，默默有闻。他用笔书写着他的一生，用笔传承着梅派艺术。今天，我们在缅怀他的同时，更应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来继承他为我们留下的那些宝贵财富。
（原标题：光而不耀，默默有闻 ——纪念梅绍武先生诞辰90周年）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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