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曹伟明:身为上海一“角”却是江南一“宝”,古镇朱家角藏着多少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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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18-08-2607:21

摘要:从码头到集市,朱家角走出了与其他江南古镇“不一样”的文化之路。

【编者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日前对沪上的文化机构进行了一次集中走访,强调“要用好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充分激发上海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江南古镇是城市的母体,也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上海市文联委员曹伟明研究员以朱家角为例,梳理了这一历史文化名镇的前世今生,认为应将其放到寻找文化源头,探索集镇都市化、城市化和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加以研究。以下是他在“江南古镇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是从“江南水乡”发展为上海的“东方水都”的。它地处江浙沪二省一市的交通要枢,市镇分布于漕江河两岸,最早是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东面有上海古文化遗址——崧泽文化的发源地,西面有人称“上海西湖”的淀山湖,黄金水道漕江河穿镇而过。镇内河江纵横,九条长街沿河而筑,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36座石桥古风犹存,名胜古迹比比皆是。无怪乎许多中外学者、政要名人为朱家角“小桥、流水、人家”、“大气、文气、灵气”的格局所迷恋,为如诗如画的风情而陶醉,由衷感叹“朱家角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上海一‘角’、江南一‘宝’,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今天,我们考察朱家角的江南文化发展,不能单一地孤立地进行就事论事,应把它放到寻找文化源头,探索集镇都市化、城市化和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加以研究,找出朱家角兴起发展中,崧泽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所孕育出的上海城市特质。

上海的“最早的南京路”就诞生于此

朱家角,历史源远流长。1958年,大炼钢铁时,镇人为了寻找废铁,曾把镇北的大淀湖抽干,在湖底,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大量“崧泽文化”时期的新石器遗存——石刀、石斧、石犁、石纺轮、石印纹陶片等。据史料记载,朱家角在宋、元时已形成集市,名曰朱家村,镇上的圆津禅院、慈门寺等古寺名刹,均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朱家角依托贯穿全镇的漕江河水运便利,商业日盛,烟火千家。到了明万历年间正式建镇,名曰珠街阁,又称珠溪。清嘉庆年间编纂的《珠里小志》,把珠里定为镇名,俗称角里。宋如林在《珠里小志》序言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今珠里为青溪一隅,烟火千家,北接昆山,南连谷水,其街衢绵亘,商贩交通,水木清华,文儒辈出……过是里者,群羡让耕让畔之风犹古,而比户弦歌不辍也,虽与高阳里、冠盖里媲美可也”。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两百余年前,朱家角经济的繁华及文化的繁荣。

朱家角,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人杰地灵,是以它巨大的经济活动,为其发达的市镇文化提供肥沃的土壤,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一次次自强不息、抢抓机遇、顽强拼搏、博采众长,培育和丰富上海城市精神的有益实践。

朱家角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便捷的水路交通,致使商贾云集,往来不绝。它曾以标布业著称江南,号称“衣被天下”,并带动了米业、渔业、油业等行业的兴旺,成为“江南巨镇”。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洛标客往来不绝”,“商贾贸易,甲于他镇。”(万历版《青浦县志》),其所产棉布盛行全国各地。明末清初,朱家角米业异军突起,盛产青角薄稻,在上海米市中独占鳌头,远销京城、海外。每逢稻谷登场,最高峰达二三万石(1500-2250吨),成为上海滩米市的“睛雨表”,控制着上海及江浙皖一带的米价。日收油菜籽600吨,所产“朱家角菜油”行销千里以外,远近闻名。还有工业、手工业、钱庄、典当、碾米厂、发电厂等,均开青浦和上海之首。时有诗曰:“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金山的朱泾、枫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经济活动的活跃,促使了“牙行”即掮客的出现和盛行,它是上海滩最早经贸“中介人”的祖父,为繁荣朱家角的商品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家角的明清街——北大街,百业兴旺,“长街三里,店铺千家”《珠里小志》,老店名店林立,南北百货,三百六十行各业齐全,乡脚遍及江浙两省百里之外,遂又有“三泾(金山的朱泾、枫泾、松江的泗泾)不如一角(朱家角)”之说,成为当时上海的“最早的南京路”。据史料记载,明清时的朱家角北大街,商贸经济起步早,发展快,沿街两侧,大小商号鳞次栉比,全街形成“前店后作坊”的商业格局。夜市闹如白昼,彻夜不绝。每逢三、六、九,节庆之日,更有外地商贩前来赶集交易,酒肆茶楼几乎日夜营业,富商小贩,走街串巷,点心小吃,通宵达旦,其时粜稻谷的农船,成千上万地蜂拥而来,漕江河为之阻塞。北大街充满了“商气”,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型的产物,它更是上海南京路的“乡下祖父”。它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向都市化迈进的进程。朱家角镇成为上海城市和上海农村之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朱家角的历史建筑,融合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其构筑和工艺则体现了民族风格和现代气息,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建筑博物群。课植园是朱家角镇上的一处庄园式的园林建筑,占地近百余亩,由园主马文卿建于1912年,乃寓“一边课读,一边耕植”之意,园内的藏书楼和塔楼的建筑,中西合璧,构思精巧。又如闯荡上海滩创业致富的文化儒商——席氏家族的席氏厅堂、“童天和国药号”和“大清邮局”的门头和建筑,也融合了西洋风格。镇上许多深宅大院的明清建筑,富贵人家和文人雅士建园造宅有近500多处,中西交融,风格各异,组成了一幅幅集中西文化之精华的水墨画卷。朱家角镇的许多明清建筑,颇有近代上海石库门建筑的雏形,可谓是“海派文化”建筑的图腾。

朱家角镇宽松的文化氛围,幽静的水乡环境,更是造就了读书做学问的风水宝地,“商气”的形成,促进了“文气”的产生,海纳百川,文儒荟萃,形成人才辈出,蓬勃向上、繁荣兴旺的文化局面。

文化的传承,加上“文气”的聚集,从清代学者王昶、画僧语石、御医陈莲舫,到近代畅想黄浦江上造大桥的小说家陆士谔,报业巨头、《申报》创始人席子佩等,穿梭于上海及全国各地,架起了一座座中外文化交流的传播之桥,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创导者和开拓者。昆剧在朱家角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里诞生了不少“昆剧演唱班”。建于元代的圆津禅院,汇聚了许多文人墨客,苏曼殊等均在此切磋书画艺术,“南社”诗人柳亚子,则在朱家角建有别墅——福履绥祉,古镇朱家角文化活动异常活跃,首开南社诗人写诗吟诗的清新之风。文化人的汇聚,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文化磁场,为繁荣的朱家角经济注入了“文气”,提升了朱家角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质量。

朱家角古镇的民俗文化也相当繁荣发达。它与古镇的生活气韵、氛围和民间百姓的生活十分贴近、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古镇的茶馆文化,兴旺发达,江南最早最大的“第一茶楼”,现今仍屹立于“放生桥”畔,当年评弹说书、京剧票友活动频繁,俞振飞等京剧名角常来常往,传承京昆艺术。江南茶楼起到了商品社会沟通信息、了解市场、放松心情和传承文化的作用。收藏热更是长盛不衰,藏书、藏画、藏古董等,形成了不少的“收藏角”,现仍有“藏书”一条街。民间文艺、民俗文化与商事、农事密切相关,朱家角城隍庙里日夜演戏,戏台班子连绵不绝,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每年的摇快船活动,则体现了竞争意识。放水灯活动,则反映了古镇人们祈祷丰收和致富的愿望。古镇的民俗文化与经济生活相结合,颇具地域特色和经济特点,既体现了市井气息和商品经济的色彩,又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使朱家角的江南文化,凸现出多元化和丰富性。

不仅是经济贸易中心,更是一个文化码头

江南古镇是城市的母体,文化的源头。当下,国外不少文化艺术青睐于历史文化古镇,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上海青浦在文化建设上,也注重关注“集镇”文化的活态保护、人文生态的建设。古镇朱家角凭借其历史悠久,让文化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它不仅是长三角地区一个集米市、油市、布市等于一体的经济贸易中心,更是一个文化码头,具有文人集聚、文化繁荣的优势。近十年来,朱家角让艺术融入古镇的发展,呈现出大气文气、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了近百位文化名人来朱家角创作、创造和创意。诸如课植园内的实景版昆曲《牡丹亭》、古建筑中的水乐《天顶上的一滴水》、国际水彩画双年展等文化项目,像淀山湖水,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形成了众多的文化品牌。

品牌之一,让昆曲文化生态化,孕育新的江南文化业态。实景版的《牡丹亭》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和平艺术家”称号的“昆曲王子”张军倡导的。作为青浦人的张军,对江南水乡有着爱恋情结,这激发了他的创造激情。他把2007年首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遗产”昆曲继承弘扬,使高雅的中国古典艺术和中国经典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在朱家角课植园中进行创意性的实景演出,向中外游人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张军总是要等到课植园日落前才开始他的演绎,每当唱到杜丽娘死后和柳梦梅相会的那一场,刚好转入深沉的夜色,使观众沉浸在古意盎然的情景之中。那发生发展于江南、委婉动人、一唱三叹的昆曲,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往往使观众意犹未尽,留连忘返。

品牌之二,让文化名人本土化,创造新的江南文化类型。谭盾虽不是青浦人,然而他领衔的《天顶上的一滴水》的水乐,选择了在朱家角古镇漕江河畔老宅里演绎,老宅的两层结构分别是:上层的木结构和下层的钢结构,让古典建筑和现代设计相得益彰。这实景的水乐意境,给人们以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当水从河里流到屋里,观众屏息围坐的一池水面便是“水乐堂”的天然舞台。音乐会从水滴声开始,暗示人们在凝视中聆听自然的声音、心灵的声音。当人们听到天顶上的一滴水引出的禅声和巴赫,看到水中摇滚与弦乐四重奏的撞击,还有那琵琶的轮音和人生的吟唱,仿佛是天籁之声,震憾心灵。随着乐手合着韵律踩出的水花,放眼远望,前方是与“水舞台”连为一体的河流,河上移动着无数小舟。正对面的圆津禅院的僧人在红灯笼的引领下,做起吟诵经文的“晚课”。如果说“ 牡丹亭”的故事情节融化在课植园的自然景观中,那么“水乐堂”则把僧人的“功课”与水乐的“演出”嫁接得天衣无缝,营造了广阔的视觉空间,达到了谭盾当初艺术构想的效果:感受水乡景观,聆听天上人间。“把音乐当建筑看,把建筑当音乐听”。水乐堂内,看演出的有许多外国人,谭盾凭借艺术家的风度,除了中文解说之外,又用流利的英语解说着水乐的魅力,搭起了“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演绎了“大音自成曲”的自然音乐。水乐,让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引导人们远离喧嚣,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超脱。

品牌之三,让水彩艺术生活化,搭建新的江南文化平台。朱家角的“国际水彩画双年展”,如今也成为了一个国际文化品牌。国际上的水彩画大师,纷至沓来。以画外滩等水景见长,曾在海内外经历过“水彩苦旅”的著名水彩画家陈希旦,视野开阔,慧眼独具,选择在朱家角驻足,因为这里是江南水乡,水文化丰富,水乡与水彩的结合,如鱼得水,而上海也是中国水彩画的发源地。在画坛曾有“水彩画是轻音乐,油画是交响乐”之喻,水彩画落户朱家角,真是一对好姻缘。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期间,首届上海国际水彩画双年展在朱家角举办,引起了海内外的热烈响应,收到了中外美术家的三千多幅画作。水彩画曾于一百年前由海外从上海土山湾走进中国,一百年后,中国的水彩画又从朱家角走向世界。朱家角的“水文化”与水彩画相当吻合,水乡、水彩、水色,一脉相承。“水彩世界”为古镇朱家角的文化底色增添了不少亮点,演绎着中国水彩画走出去的“艺术梦想”。

“江南第一古镇”朱家角的文化生态,呈现了中外文化的美其各美、美美与共、交汇交融的特征。它从码头到集市,走出了朱家角与其他江南古镇“不一样”的文化之路。

古镇文化的活态保护,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古镇文化的活态保护和传承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是一脉相承、互为作用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高度,加以研究和重视。

首先,古镇文化的创新发展,要依托公共空间场所及其承载事件来构筑和发展,而不是人为地规划出来的,古镇文化的活态保护是上海城市特质塑造的重要内容。

从上海的历史发展来看,从六千年的崧泽文化到近现代的海派文化的演变,是由崧泽村落发展到朱家角等集镇再到上海滩的都市,这样一路走来的。上海的每一次蜕变,无论是原始社会的萌芽、近现代的变革,还是如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转型,都是物质空间的生产与更新,都是文化的传承与精神的培育。因为,只有在文化的发展和精神的培育支配下的城市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才是健康的。这种发展,既具有地域文化的历史感,又富有历史文化的记忆力,打上了上海浓厚的个性文化基因。因此,如何在国际化进程中,最大程度地保存好地域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海派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应是上海国际化现代都市设计与城市更新的永恒主题。

其次,古镇文化与公共空间是城市精神的有效载体,加强文化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提升,是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引擎。

“上海之源”的青浦拥有丰富的文化类型,崧泽古文化、福泉山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无论是历史文化名镇的朱家角、练塘、金泽,还是已经消失的青龙镇、蟠龙镇和章堰古镇,都拥有上海人丰富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信息,都蕴含了上海城市独特的精神特质。它们都讲述着上海如何从村落到集镇、再到都市的生动故事:城镇的制度,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风俗,市井的生活等,这些历史遗迹让一代又一代新老上海人认知到城市的根和源。只有了解和理解了上海的过去,才能更好地发展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创造都市美好的未来。因为,这些公共空间的形态和其中的文字、符号、街道、雕塑、图像等信息,隐喻了上海城市的历史故事,都能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与提高凝聚能力,培育城市的创新精神,成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有力引擎。所以,古镇文化的活态保护、发展尤为重要。

第三,古镇文化的吸纳创新,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之道,更是上海城市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文化条件。

近年来,上海涌现了“新天地”、M50、八号桥、1933等海派文化的新样式,在青浦朱家角古镇也有选择地创新发展着新江南文化。除了上面提到的“水乐堂”、实景版“牡丹亭”、国际水彩画双年展,还有在每年举办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旅游节等海内外有影响的会展艺术、节庆活动期间,古镇朱家角都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民众的创造与参与,带给上海市民和中外游客一种强烈的文化魅力和城市活力。这些新江南文化在特定的时间,将市民吸引到特定的社区场所,从而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机会增加了,重组了社交网络,改善了现代都市社会正在弱化的邻里关系,强化了情感纽带和城市记忆;而且,这些先进文化具有勃发向上的感染力,对于城市社区起到了整合作用,也培育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提高了市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推动了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第四,古镇文化的持续发展,必须在继承和保护本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从新的高度加以传承和创新,让新的文化遗产充实和完善城市文化的精神源泉。

古镇文化和历史街区,体现了古上海人和老上海人的智慧和创造,这是文化之根、历史之源,要加以有效保护。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合理创新,让其延续传统风貌又支持现代生活,在既古典又时尚中加以不断继承。上海文化发生、发展的事实证明,每一座历史文化古镇的发生发展,每一处重要文化遗产的形成,都是先人集当时科技文化成果之大成,大胆创造、不断突破的结果。当下的上海,也只有创新才能形成新的文化遗产,诸如上海世博会的文化场馆建设等,因为创新是人类最高境界的继承。我们作为上海文化的传人,更应当担负起文化创新的历史重任。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新兴园区内的文化建设、市民居住的社区文化生态的营造,以及开发满足现代需求的文化业态,都应有个整体考虑。在城市建设中,要树立开放兼容的大文化观,文化设施和景观布局要反映出当代上海人的智慧和国际化城市的水准,展现出独特的海派风韵,散发出厚重的历史感,让人们从中既能唤起历史的记忆,又能感受时代的脉搏。让上海从独特的传统、民俗乃至方言中,寻找适合自己城市发展的精神品格,融入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的追求之中,形成国际大都市文化繁荣、长三角江南文化互补发展、经济协同创新的共同体。

【思想者小传】

曹伟明,现为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青浦区文联主席,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等。国家文化部专家库成员、上海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项目评审专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崧泽文化、福泉山文化、青龙镇文化、吴越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上海文学艺术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获得者。(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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