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里边虚构的人物多,即便有真实的人物也多是当时的,而《聂政》一篇则比较的特殊,它所写的是明代的事,可主角偏又是春秋的大侠聂政,让古代大侠之魂来惩治潞王朱翊镠之淫,虽匪夷所思,然又在情理之中,既超越现实,又恰切的表达蒲松龄了对于这些欺压良善的贵族们的痛恨和希望其受到惩处的愿望。
潞王是谁呢?他名叫朱翊镠,是明穆宗隆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同母弟弟。这样的身份自然使其大受尊崇,也造成了此人的无德无能,昏聩荒淫,《万历起居注》说他“不遵祖训,私出远游,或只车单行,或村居野宿”,可见小说中说他就任藩国后强抢民女,也不是没有根据。对于这样的人物,一般的百姓自然无可奈何,所以只有求助于鬼神了。而在当地,正好有一位古代大侠,他就是聂政。
朱翊镠像
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家乡韩国轵深井里人,在今河南济源东南,年轻时因杀人携母姊避祸齐地,也即山东,这也使得山东也会流传他的故事,蒲松龄才会对这位大侠特别垂青。而潞王的藩国是卫辉府,府治汲县在今河南省卫辉市卫辉古城内,和聂政故乡相距不是很远,他的故事应该也会在当地流传,人们对其应该是非常敬仰。所以自然的就会想到这位大侠地下有知的话,肯定会出来打抱不平,惩治这位昏王,这则故事很可能就这样诞生了,蒲松龄应该是在听说后加工整理而已。
虽然如此,这篇小说还是相当的有意思的,它写王生欲和妻子诀别的心态举动,真实可信;写聂政自墓中而出的威猛严正,气势逼人,都很精彩,生动的传达出了百姓对潞王暴虐的义愤和痛恨。当然这还只是属于志异的层面,没有作者过多的发挥,其引申发挥的地方不是在故事之中而是在一段“异史氏说”里边。且看作者如何评论:
余读刺客传,而独服膺于轵深井里也。其锐身而报知己也,有豫之义;白昼而屠卿相,有鱄之勇;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于荆轲,力不足以谋无道秦,遂使绝裾而去,自取灭亡。轻借樊将军之头,何日可能还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聂政之所嗤者矣。闻之野史,其坟见掘于羊、左之鬼。果尔,则生不成名,死犹丧义,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噫!聂之贤,于此益信。
蒲松龄这里借故事引申发挥,大发一通感慨,对聂政做出了非常之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古代刺客中最优秀的贤德之士,兼有豫让、专诸、曹沫等其他几位刺客身上的优点。同时,作者更拉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刺客和聂政对比,认为他完全无法和聂政相比,这个人就是荆轲。
荆轲也是著名的侠客,特别是经过后世人们的夸张渲染,早已成了侠客的代名词,有着相当的知名度,被描述成了大智大勇的模样,而聂政、豫让这些大侠反落后了一截,反倒不大为一般人所知了。可是荆轲的武艺并不怎么样,多处古籍都有明确的记载,陶渊明就说他“惜哉剑术疏”(《咏荆轲》),可见这是大家几乎公认的了。武艺不精还要去逞强,这不是大勇,这是自误误人。特别是刺秦的举动,实在是很没远见,根本不值得夸耀,后人特别是经司马迁之后,都有意无意的把这段故事塑造成了一段神话,把荆轲也无限的拔高了,这是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的。通过这段“异史氏说”我们可以发现蒲松龄对其人也是不以为然的,反而更重视聂政等人,所以蒲松龄即在完成小说的记录之后,紧跟着发出了自己的议论,由文章生发,大大的称颂聂政而贬低荆轲,是蒲松龄自己对历史人物评价在小说中的偶尔的流露,简直就是一篇简短精彩的史论,是不可多得的妙文。此文本事和议论几乎各占一半,可见蒲松龄并不是随意的发挥书写,而是有意为之的,是蒲松龄精心的安排,是他在做“鬼董狐”之时偶尔的对古人的妙评。
《聊斋》集中,很多篇幅之后蒲松龄自己的“异史氏说”都非常的精彩,甚至有的篇什中其精妙要超过正文故事本身,这些读来令人拍案的“异史氏说”也大大的为《聊斋志异》增色,而不比于其它一些书中的那样头巾气太重以致让人生厌的点评,此点读者不能不重视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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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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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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