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将才，师长不等上级命令，抓住敌人就打，总部通令嘉奖
这才是战争2018-07-23 10:44
靠山屯之战是指1947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2纵5师在“三下江南”中的一次歼灭战。为与该师1946年11月底的同名战斗相区别，军史上通常称为“第二次靠山屯战斗”或“二打靠山屯”。
二打靠山屯的指挥员——2纵5师师长钟伟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名勇敢且粗鲁的“好战分子”，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血红雪白》，依照该书中的描述：
“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5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1纵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９日，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87师262团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的任务是去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14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200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
有的老人说，正在这时，林彪来电报，命令５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哪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和264团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快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出脚啦！
15团连冲四次都未成功。这时，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拍起了桌子：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个娘卖X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１纵它们都来配合我吧！
老人们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１纵和２纵都调过来，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①]在同一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中，也有类似的描写。[②]
（敌在靠山屯修筑的工事一角）
虽然书中的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但毕竟是文学作品。靠山屯之战的决策过程，时任5师13团代理团长的汪洋在其战史研究回忆著作《十次突击》中有详细的叙述。汪洋将军对此战决心的变化过程是这样叙述的：
“3月8日，‘东总’乘敌退缩之机，发起三下江南战役，命2纵以5师先行过江，进至万发屯地区。…… 9日10时，5师进至朝阳川以北之蒿子站地区时听到靠山屯附近有炮声，钟伟师长即命师作战科长沈华坤率骑兵连去侦察，部队原地待命吃饭。午饭后不久，靠山屯西侧响起激烈的枪声，侦察员回来报告，是我侦察连在靠山屯以西四平街与敌一个连遭遇，并将其击退。13时，俘获敌88师几名逃兵，并找到一个从靠山屯逃出的小学教员，经审问获悉88师还在靠山屯一带。
……
5师领导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敌人已开始向德惠方向撤退，遂当机立断，决定暂停东进，做出就地歼敌88师之部署
……
此时5师连续接到‘东总’16时至19时发出的两次电令，做出堵击德惠东北分散之敌的部署……钟伟师长对‘东总’的部署和当面敌情分析判断后，……决定原决心不变，先行歼灭当面之敌。
3月9日夜，14团在姜家店、王家店与逃敌激战，歼敌一个多营。10日2时15团发现靠山屯东烧锅围子内有敌一个加强营，师召集会议研究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坚决执行‘东总’东进命令；一种认为应歼灭当面之敌。钟伟师长决定停止东进，歼灭当面之敌，并将师的决心和姜家店战果报‘东总’。‘东总’5时回电同意5师就地歼敌。但战斗结束后即应东进至大房身附近参加战斗。
正当5师主力展开全力准备围歼靠山屯之敌时，10日12时至14时连续三次接‘东总’电，仍令5师立即出发东进参加歼灭大房身之敌的任务。钟伟师长决心攻歼靠山屯之敌，并将决心报‘东总’。‘东总’于10日20时靠山屯战斗发起前半小时来电，同意5师的决心。
……
5师于3月10日夜攻克靠山屯据点，全歼守敌千余人，尔后全力投入堵击追击敌71军的战斗。战役主力1、6纵等部队于11日中午至12日中午一昼夜时间在郭家屯地区取得歼灭敌71军7000余人的重大胜利”。[③]
按照汪洋的说法，2纵5师师长钟伟三次“违抗上级命令”，第一次是未执行东总8日24时令该师进至靠山屯西南准备明日东进的命令，第二次是3月9日夜未执行“东总”当日16时、19时要求该师东进的命令，第三次是3月10日上午又未执行“东总”同日12时至14时的三次东进命令。汪洋既是5师的干部，他的著作又是专门研究5师战例的，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我们都知道，部队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为什么钟伟竟敢“违抗命令”，而事后居然还获得表扬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3月9日晚5师开会决策的情况吧。
一、3月9日晚5师会议的情况
根据时任5师参谋长的王良太回忆，9日发现靠山屯及其附近敌人还未撤退之后，“是放弃敌人从靠山屯绕过去，还是把这股敌人吃掉？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在研究过程中，意见有分歧，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打，认为应该以局部服从全局，在上级没有新的命令时，我们仍然按原命令执行。如果不执行总部命令，在这里打这股敌人，万一影响整个战役的胜利，即使我们把这仗打胜了，那也是因小失大。
而以师长钟伟为首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坚决要干掉这股敌人。他们认为敌人处于欲退未退之时，从精神上和战斗布署【部署】上不一定有周密的准备，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部队几次下江南都没打上仗，要战情绪很高，这股敌人等于是送上嘴边的肥肉，应该把它吃掉，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运动中歼敌’和总部‘灵活主动寻机歼敌’的作战精神。我们东进的任务是打援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那里能不能抓住敌人还说不准。再说如果我们要放弃眼前的敌人不打，继续东进，敌人也不能让我们这样轻松走掉的，肯定要出来箝制我们。
这样，我们师指挥部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④]
都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的态度如何呢？原5师参谋处长李岱在接受访问时回忆说：“师里接到报告后，进行了研究，参加的有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作战科长沈华坤和我，是不是执行总部东进的任务？师领导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并是有争论的。执行吧，敌人已成行军纵队向南撤退，我们如东进势必要穿过敌人的队伍，不展开战斗是不可能的。一展开战斗，是否能马上结束也很难说；不执行吧，总部当时的命令很严，有一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影响了全局，耽误了战机不是闹着玩的。师长钟伟认为这里有仗可打，坚决主张在这里打。当然争论双方都是为了更好的【地】消灭敌人，而不是畏敌。”[⑤]
当时也参加了会议的原5师作战科长沈华坤在回忆中提到：“对面前的敌人，是打，还是继续执行东进任务，师里几个领导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当时意见不甚一致。师长钟伟同志、参谋处长李岱同志认为靠山屯有仗可打，有敌可歼，且也符合总部机动歼敌的指示精神，主张坚决打；政委王凤梧同志、参谋长王良太同志认为东进是战【役】全局，如不执行有可能影响上级总的意图，贻误战机，责任重大，因而主张执行东进任务。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⑥]
亲历者的回忆表明，当时在5师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师领导中，师长钟伟主张就地作战，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主张执行总部东进的命令。钟伟的主张虽然是少数，但得到了师参谋主任李岱的支持（参谋长王良太上任不久）。表面上看起来，主张东进一方的意见更有力，从局部服从整体的角度，执行上级命令也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种情况下，钟伟并不是像某些报告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蛮横专断，而是很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与总部的指示精神，才定下了就地歼敌的决心。
（部队向靠山屯烧锅据点冲锋）
二、一份重要的电报
林彪、刘亚楼3月7日9时致电各部，指出：“目前长春以北敌军除新一军（已歼三个团）外，只增加了八八师（已被歼五营）、八十七师（曾大部被歼过），其它部队仍在南满。我军只有【要】每次打一个师箝制其它师，则兵力皆可占绝对优势。目前敌似已进至沿江南岸一带，盼各部查明敌情以便进攻”。
当日由于敌87、88师的具体位置不明，林彪决心以箝制一个师、歼灭一个师的打法，对青山口之敌进行奔袭，箝制靠山屯之敌。[⑦]
3月8日9时林彪、刘亚楼致电2纵、4师、5师：“我独一师、十八师已向靠山屯前进，估计孟家崴子、五家屯之敌必将逃跑，四师、五师必须各派出约一个营部队绕到南面，在敌退路上占领据点，死守截击敌人，以便首先歼灭江北之一个团然后南进”。
8日15时林彪、刘亚楼致电2纵、5师、16师，指示：“如敌两个师分得很散，而如有较突出易消灭之目标时（无论一营、一团、两团皆可），则各部可机动进行歼敌一部的战斗，并力求通知友邻配合，由刘吴组织协同动作”。[⑧]
（被炸毁的靠山屯敌工事）
这份电报十分重要，其主要精神是要求各部抓住较突出易歼灭之敌主动予以歼击，并通知友邻配合。由此可知，钟伟敢于“违令”，绝非一时冲动。正因为钟伟深刻理解了该电报中的机动歼敌精神，故此才能力排众议，确立了就地歼敌的决心。战后5师在关于靠山屯之战的报告中亦指出：
“师根据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研究具体任务及情况，认为八十七师已退往农安，八十八师已发觉我师位置向南撤退，按八十八师之战斗力在其退却的运动中，上下战意不会坚定，战斗部署不一定周密，我虽一个师单独出击，至少可求得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受损失，如不追击任其逃窜，错过歼敌机会太可惜，且会沮丧士气（我师前次两下江南没打上仗，全体指战员都不高兴，都希望痛痛快快打仗，并有打胜仗的信心与坚决勇猛之精神，急欲打仗的情绪很高），也符合林总机动歼敌的基本精神，且如执行总部八日廿四时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同敌人行军纵队交叉，势必被动地投入战斗，想不打仗而通过去是不可能的，如边打边走则仗打不好，路也走不成，甚至会吃亏，且不一定能依限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执行原定任务，会弄得两下落空。
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⑨]
“文革”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编写战史时，对林彪的作用有所淡化，而一些报告文学的大肆炒作又使得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钟伟的“违令”这一戏剧性事件上，忽视了对此战决策过程尤其是来往电报的认真解读，从而令这份有关作战基本精神的重要电报被完全忽略了。
虽然3月8日24时林彪、刘亚楼致电5师、2纵，认为“靠山屯有敌4个团不便打”，要求“五师立即出发到靠山屯西南之朝阳川、万兴铺一带准备明日下午东进”，但3月9日13时半林彪、刘亚楼给5师的电报中仍强调：“如小敌出来则单独歼灭之，如大敌出来则望引到靠山屯以西待主力到后歼灭之”，并告知“独一师与十八师均在靠山屯东北”，给5师吃下了定心丸。
三、是“违令”还是机断灵活
（我炮兵开赴靠山屯）
5师虽然作出追歼敌88师的决策，但“当时具体情况不甚清楚，靠山屯、西崴子、拉拉屯有无敌人未获具体情报”，[⑩]只能以边搜索边追击的方式进行部署，要求各部于18时开始出动。东总3月9日判断靠山屯之敌集中了四个团，不好打，遂改变部署，决心以一部箝制靠山屯，集中主力歼灭大房身之敌。[11]因此，才有了9日16时和19时的两份电报，要求“五师及十六团移德惠西南之四道沟一带，准备后日截击城子街退九台之敌”及“五师自德惠以南乘虚插至德惠东南之于家粉房、四平川一带”。而当5师于当晚21时收到电报时，该师已按照之前的部署展开，且5师14团方面已经进入了战斗，“如执行该命令，全师集结至少需五小时到六小时，部队疲劳，时间耽误了，也走不到指定地点，反而前功尽弃，考虑研究结果，决心仍不变，继续督令各部迅速动作。”[12]这一决心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且符合东总8日15时、9日13时半电报的精神，是战场指挥员灵活机断的处理，不应被视为“违令”。
3月9日晚，5师15团及13团向靠山屯搜索前进时，开始并未发现敌踪，5师指挥所进至八家子后，以山炮向靠山屯进行火力侦察，但屯内仍非常沉寂。师长钟伟一度改变决心，电告东总靠山屯已无敌人，准备收拢部队继续执行东进任务。5时林彪回电：“你们机动的将敌八八师追歼一部甚好”，“对被围之敌望大胆歼灭之”。
然而，10日2时许，就在5师给东总的电报发出不久，15团进入靠山屯内，发现了靠山屯东端烧锅院子内尚有敌人，并获知敌人人数及武器装备的情况。钟伟得报后，即决心改变东进部署，完成对该敌之全面包围准备于拂晓前解决该敌（因师及各团对靠山屯地形较熟，并认为敌只据守烧锅一个大院，不难解决）。
（靠山屯战斗缴获的部分武器）
了解这一情况变化，我们就不难理解，3月10日12时至14时东总三次电报，要求5师东进，实际上是依据10日2时前5师给东总的报告所下的命令。由于东总尚不知道靠山屯发现敌人这一新的情况，5师一面坚持就地歼敌的方案，一面将靠山屯敌情及5师部署电告东总。当日18时，林彪、刘亚楼迅速回电，取消了原定让5师东进的命令，指示：“望你们能单独歼灭增援之敌则歼灭之，否则让敌进入靠山屯，以便促进分散，在现实情况下，你们暂不必向德惠前进，望迅速查明各方敌情电告总部”。20时林彪、刘亚楼再次致电5师：“望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增援。在靠德惠以东有我四个师，在发现大的增援时，望可出动侧击”。
（靠山屯俘获的敌军之一部）
这一决策过程中，上下沟通及时，决心部署快速正确，根本不存在“违令”的问题。
林彪在谈及执行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一对矛盾时，一方面指出“大兵团作战中各部的行动，就是统一规定的。大部队行动不能出岔子，否则往往不能同时进入战斗，故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定要执行命令”；另一方面也强调“积极的机断专行：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有些具体情况下，可以不照命令去做，如执行命令，倒反错了。所以根据情况新的变化机动处理是正确的。”什么是“积极的机断专行”呢？“在情况变化时虽然没有执行命令，但却是服从于上级总的意图的。这种意图就是增加胜利，减少失败，这是最高的原则。” 显然，5师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四、余论
作为战斗指挥员，5师师长钟伟有着旺盛的企图心和责任心，他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对敌我情况作了冷静的判断，坚持就地歼敌的正确决心，是此战获胜的重要因素。林彪8日15时等一系列电报都表明了东总机动歼敌的意图，5师本此意图作出部署是题中应有之义，钟伟敢于力排众议也正是吃透了这一基本精神。作战中上级的命令有不符合实际情况时，下级将实际情况上报，同时作出适当的变通，并获得了上级的允许，并非违令。
另外，上下级情况沟通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脱离决策过程只看上下级不一致之处。如东总10日12时至14时的三次电报所依据的是5师当日2时前的报告，当时5师自己报告靠山屯无敌，准备东进，东总据此要求5师东进配合歼击大房身之敌完全合乎情理。之后东总根据5师新的敌情报告，迅速改变决心，也是正确适切的处理。从中我们不能得出东总前后矛盾的结论，相反，这恰恰是上下级沟通及时、配合完美的典型。
此战中，林彪的“越级指挥”的特色表露无遗，作战命令往往越过纵队一级，直接指挥到师。从3月6日至18日与靠山屯战斗有关的总部电报（均为与刘亚楼联署或林彪单独署名）目前可查到的达47份之多，仅8日至10日发给5师的电报就有22份。
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苏静在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1997年3月27日）曾谈到林彪越级指挥的问题，认为：“所谓越权指挥你们在基本经验总结里也提到了，也就是越级指挥。为什么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说不清楚。……真正有用的，能起到越级指挥，能起到信号指挥的，是情报和通讯。没有情报，怎么指挥到前面去？在这点上东北的纵队也好，兵团也好，有意见他也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了解情况，我了解情况，我先指挥起来有什么不好啊？这个你们没有经验，写不透。”[13]
（战斗中当场给战士刘汉生纪一大功）
上级机关要掌握可靠的情报，必须依赖于下级及时提供真实的情况，由于战时敌情多变，上级指示与当前敌情有所出入是很正常的，这就需要战地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反映情况，并采取适切的行动，而不是机械地照搬指示命令。5师14团在“关于姜家店、王家店战斗详报”中指出：“敌情的了解，除了上级对大的情况掌握分析外，其余的战场中的敌情全赖于各级干部在实战中接近敌人去了解，下面得到的新的情况及时的上报以供上级参考，不要再跟上面要情况，上面的情况是由下面反映的”。[14]
《东北日报》1947年3月29日报道了东北民主联军“东一、西五部勇猛机动歼敌荣受总部通令嘉奖”的新闻（“西五部”即指5师），提到：“总部对我西五部队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不等待上级命令，抓住敌人就打的精神，特予以表达”。[15]报道中用了“不等待上级命令，抓住敌人就打”的说法，是较为准确的。
[①] 张正隆：《雪白血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59-260页。
[②] 张正隆：《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1】》，白山出版社，2011年。第120-121页。
[③] 汪洋：《十次突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④] 王良太：“一次没有命令的战斗——忆二纵五师三下江南二打靠山屯”，《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137-139页。
[⑤] “李岱同志谈二打靠山屯战斗”（1984年9月25日），《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151-152页。
[⑥] “沈华坤同志谈二打靠山屯战斗”（1984年10月11日），《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156-157页。
[⑦] 《阵中日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⑧] 刘吴：指2纵司令刘震、政委吴法宪。
[⑨] “五师第二次靠山屯战斗详报”，《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34页。
[⑩] “五师第二次靠山屯战斗详报”，《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34页。
[11] 《阵中日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12] “五师第二次靠山屯战斗详报”，《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35页。
[13] 阎仲川，“把历史的面貌还给历史——对四野战史的几点意见”，1999年9月20日。
[14] “十四团关于姜家店、王家店战斗详报”，《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65页。
[15] “东北日报1947年3月29日报道”，《灵活果断的歼灭战——三下江南中的二打靠山屯》，一一六师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4年12月10日。第65页。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