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塔利班兴起,采访卡扎菲:女战记玛丽·科尔文的传奇人生

发布时间:18-07-1511:15

4月3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遇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一名袭击者伪装成摄影记者,冲进在现场采访的媒体人群并引爆了炸弹,至少有8名记者遇难身亡,被称为“全球媒体最悲伤的一天”。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从1992年至今,共有1303名记者在报道中丧生,其中,最具传奇色彩且被广泛报道的,是一位驻外女战记——玛丽·科尔文(Marie Catherine Colvin,1956-2012)。

偏爱蕾丝内衣的

“眼罩女侠”

有人曾问科尔文的搭档保尔·康罗伊(Paul Conroy):“你喜欢跟玛丽一起工作吗?”他答道:“你在开玩笑吗?她可是个传奇啊!”

科尔文和搭档保尔·康罗伊

什么样的女人活成了传奇?若要给科尔文做注脚,关键词可能如下图所示:

铸就女神光环的,首先是她毫无争议的硬实力。凭借丰富的战地经验和犀利的报道,她成为记者行业声名赫赫的“老手”。1986到2012年的26年间,她的身影几乎出现在地球上所有战区,从东帝汶、利比亚、科索沃、伊朗、车臣到伊拉克,从菲律宾到斯里兰卡,从埃及到叙利亚,在亚欧大陆南端的广大地区,她为英美主流媒体提供了无数条战争报道,也因此与诸多政治人物成为朋友。科尔文的护照上有150多枚签证印章,记录了包括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选举、塔利班的兴起、阿拉伯之春、卡扎菲被抓以及叙利亚冲突等政治事件,几乎是一部当代战争史印章集了。

科尔文护照页和签证印章

事实上,大众对科尔文的过目不忘,归功于她独特的“眼罩女侠”形象。2001年,在斯里兰卡榴弹爆炸中,她左眼受伤,此后便常年佩戴眼罩,像一位行走江湖的女侠,仿佛披风加身就能拯救世界。著名摄影师布莱恩·亚当斯2008年给她拍摄的照片,更是把她定格成一位桀骜强硬的女斗士形象。穿梭在枪林弹雨,长期目睹战争的残酷,她眼神中透出的都是锐利。

玛丽·科尔文,2008年由摄影师布莱恩亚当斯(Bryan Adams)拍摄,现藏于英国国家肖像馆。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对奢侈内衣品牌La Perla的偏爱,尤其是蕾丝和缎面内衣。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一喜好,去战场也一定要带上。“在厚重的防弹衣下面,我常穿蕾丝内衣”,她曾经跟英国《时尚》杂志的编辑打趣道。在斯里兰卡,民兵队曾闯入她的酒店,没有拿她的卫星电话、录音机、甚至是防弹衣,反而偷走了她所有的La Perla内衣。虽然父母都是教师,科尔文身上仿佛天生贵族气质,也非常爱美,她经常涂大红色指甲油,穿Burberry大衣和Prada外套,戴珍珠项链,即便在战区也常戴一对珍珠耳坠。不过,这耳坠并不平凡,是阿拉法特送给她的礼物。外表强悍,气质性感,大概是对科尔文最好的描述。

在朋友眼中,科尔文是一位集聪慧机警、幽默有趣、勇敢迷人于一身的女子。她有一口威士忌(美式)腔调,尽管在伦敦待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改变她的美式口音。她的大笑非常魔性,生活中的坦诚大方和不拘小节,让她交到很多朋友,从难民到作家,从电影明星到游击队战士。她也与不少政客建立了长期友谊,比如,她对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进行过23次采访,也曾陪他去白宫,陪他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还制作了纪录片《阿拉法特:在神秘背后》(Arafat: Behind the Myth)。

科尔文和阿拉法特

2011年在米苏塔拉和利比亚武装军合影

“我是卡扎菲,没开玩笑”

科尔文不喜欢讲自己的私事。有人问她的家乡牡蛎湾(Oyster Bay)怎样,她说:“就是个渔村。”后来此人发现牡蛎湾是个富裕的上流社会人群聚集地,她也只是笑笑。事实上,科尔文来自牡蛎湾边上的东诺维奇(East Norwich)——一个中产阶级的城镇,她高中的时候还一度不自信,曾在油轮俱乐部打工挣钱。

她爸爸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人士,晚上会给孩子们读狄更斯和库珀,周末带他们去参加政治集会。科尔文是完全的“爸宝”,爸爸非常溺爱她,四个弟妹都要听她的,家里到处都是她的东西。科尔文跟爸爸关系一直很好,直到她进入叛逆期,晚上常常跳窗户溜出去跟朋友抽烟喝酒,爸爸拿她毫无办法,他们开始激烈争吵。入读耶鲁后不久,她爸爸检查出癌症晚期去世,没能和父亲和解道歉成为她终身的遗憾。此后,所有关于爸爸的回忆,都被她封存在心里,很少再提及。

高中时期的科尔文

不过,她成绩却非常优异,门门功课都是A,还竞争过国家奖学金,飞到华盛顿参加反越战游行。后来,她跟丈夫说“我曾经私奔去了巴西”,其实是高中时期作为交换生去的,而且住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不过她喜欢开自己的玩笑。从巴西回来,科尔文变得时髦亮丽,并且宣称“我不想住在家里了,我要走出去看看”。不过,她早就错过了大学申请。她对家人说“我要去耶鲁”,然后便带着高中成绩单和测试分数(有两个在800以上),开车去了纽黑文。第二天回来,她说:“我进了”。

进入耶鲁不久,她便因为经常针对时事“发声”而成为风云人物。与此同时,她迷上普利策奖得主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写作课程,受其影响开始为耶鲁日报撰稿,走上记者之路。1995年以后,也为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撰稿,该杂志由美国智库主办,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杂志。

大学时期的科尔文

赫西也是著名战地记者。他生于中国天津,十岁时返美,并先后在耶鲁、剑桥大学完成学业,1937年秋到《时代》杂志工作,两年后被派往重庆分部,整个二战期间都往返于欧亚大陆,为《时代》、《生活》、《纽约客》撰稿。他是最早践行“新新闻”写作手法的记者,对美国的新闻报道影响很大。其作品《阿达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于1945年获普利策奖;另一部记录原子爆炸幸存者的《广岛》,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读物。1965年起,他任教于耶鲁大学,长期讲授写作课程,影响了诸如科尔文等一代学生。

科尔文一直梦想着定居巴黎。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为合众国际社(U.P.I)工作,出色的表现令她很受器重,于是她便跟主编谈判,要求调任巴黎,否则就辞职。主编答应了,允许她组建了一个人的巴黎分部,科尔文过上了时髦的巴黎人生活。

然而,读了更多关于越战和水门事件的报道后,她开始不满足现状,感觉自己正在错过当时的大事件,坐拥一整个沙漠石油的暴徒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正在谋划恐怖袭击,而她想去报道。《纽约时报》的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告诉她:“去吧,卡扎菲疯了,但他肯定喜欢你。” 45岁的卡扎菲对漂亮女人有无穷的热爱。

1991年科尔文在约旦

科尔文不仅去了,还进入了卡扎菲从不见报的宅邸。一天晚上,科尔文被传唤到地下室,卡扎菲一身红绸上衣、白色宽松绸裤,戴着大金链子,踩着布拖走进来,特别有大佬范儿地说:“我是卡扎菲,没开玩笑。” U.P.I用头条大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然而,接下来的几次采访,让卡扎菲越发喜欢这位性感巴黎女郎,他开始让科尔文穿自己喜欢的绿色高跟鞋,还想找护士来给她验血。科尔文巧妙地拒绝了,第二天便仓皇逃走。

科尔文和卡扎菲握手

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中断,1986年,在美国对利比亚实施“黄金峡谷”(Operation El Dorado Canyon)空袭行动后,科尔文成为第一个采访到卡扎菲的记者。卡扎菲告诉她:“(袭击)当时我在家,亲手把妻儿从将要倒塌的房子中救出。只要里根在白宫一日,我们就不可能与美国和解。”

坎坷的婚姻与糟糕的生活技能

传奇的女人从不缺爱慕者,而长期身处战场的科尔文,婚姻注定坎坷。

1987年,科尔文初到伊拉克,就吸引了外事记者帕特里克·毕夏普(Patrick Bishop)的注意,他以前辈战记的身份主动接近,教她听声音判断炮弹走向,“你听,这个是打出去的炮弹,这个是向我们飞来的……”他瞬间抱头卧倒, 片刻后,发现科尔文站在身后盯着他笑。1989年两人结婚,在外人看来,双方特别般配,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和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是如此,两人在以后很多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帕特里克·毕夏普

不过两人的婚姻好景不长。婚后不久,科尔文就发现毕夏普与其他女记者调情,身处伊拉克的她非常伤心,两人因此离婚,骄傲的她把更多精力投入战地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她是第一个进入伊拉克的英国记者,毕夏普求朋友帮忙阻止,得到的回复是:“她就没打算回来。”1999年,科尔文准备去危险丛生的科索沃,毕夏普专程飞去阿尔巴尼亚劝阻,她不以为意,仍然在酒吧给其他记者讲战地危险事项。但两人重归于好,再次结婚,一起去了东帝汶。在那里,她从印尼支持的武装包围中,救出1500名妇女儿童,并因此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奖。

从东帝汶回来,科尔文去了车臣。飞机降落的时候,她还是烂醉,接机的车臣人都惊呆了,因为当时是穆斯林的斋月,禁止饮酒。女性身份也是麻烦,当地的男性领导拒绝和她握手,她告诉那个人:“屋里没有女人,只有记者。”在那里,她看到醉酒的俄罗斯士兵射杀儿童取乐,随后她的车被炸,逃入一片山毛榉树丛,头顶有飞机盘旋, 不时丢下一颗炸弹,她困在里面无法逃脱,在零下的树丛里待了12个小时。唯一的逃生路径,是翻越一片四公里的冰雪覆盖的山区,穿过冰面的时候,十几公斤重的行李成了累赘,不仅严重拖慢进度,还使她几度落水。为了减重,她丢掉防弹衣 ,只留下必需的卫星电话和电脑,花了四天才进入格鲁吉亚,找到一座废弃的牧羊小屋歇脚。食物几乎吃完,她用仅剩下的三瓶果酱和面粉,加水搅活吃了下去。几天后,毕夏普才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找到她。

1999年科尔文在车臣的山区

1996年,与毕夏普的两次婚姻中间,她认识了一位出身良好的玻利维亚记者,璜卡洛斯古木奇奥(Juan Carlos Gumucio),此人因报道本国的政治犯罪而被迫流亡,他很会讲下流笑话,也擅长犀利的报道,科尔文再次陷入爱情,还畅想生个宝宝。但她遭遇两次流产,丈夫患有抑郁症,经常酗酒,和她争吵,两人在一起没多久就选择离婚。

1996年科尔文和第二任丈夫古木奇奥结婚时所拍

直到认识了商人理查德·弗雷——她生前最后的情人,科尔文说找到了“此生挚爱”。弗雷在乌干达长大,有殖民地式的大男子气概和绅士风度,也是一位暴躁生猛的航海士,航行时会暴躁的命令她做事情,科尔文也并不介意,冷静温顺的去做了。或许是因为在战场需要时刻顽强,她在爱情中却很温顺顽皮。弗雷说:“我警告过她,我是一头有斑点的美洲豹(有缺点),她说她本身就很独立,也应该我独立的空间”。两人达成一致,只工作半年,用剩下的时间航海游玩,这也有利于缓解她的酗酒症状。

科尔文跟理查德弗雷(Richard Flaye)驾船出海

科尔文的生活技能令人堪忧,她曾经因为电话筒没放好就出差,回来后交了3,7000美元的话费,也曾请朋友吃饭,等到上菜时间才发现烤箱没开。但她对未来有很多美好设想,在家里为伴侣和他的孩子准备晚餐,自己设计厨房和花园。遭遇炸弹前两天,她还写信给弗雷:

好冷啊,我住的地方没有窗户。我今天爬了两堵石墙,第二个快两米高,有个人弯腰让我踩他的肩上去,他可能觉得我很重,我上去后,他使大劲儿把我扔过墙,啃了一嘴泥。

不过,信还未发出,她已经中弹。

流血的时候再哭泣

科尔文一直牢记妈妈的一句话,“流血的时候再哭泣”。

2001年四月,44岁的科尔文去斯里兰卡报道内战,为了躲避泰米尔(Tamil)政府军,她曾在瓦尼(Vanni)北部的热带雨林中徒步30英里。当听说34万难民无法获得食物、水电,她想去一探究竟,却在穿过种植园的途中被发现。她纠结是躲下去还是喊出自己身份,最后还是大喊:“记者!美国人!”这成了她做过最后悔 的决定之一,因为下一秒,一枚榴弹在身边炸开,碎片嵌进她的肺部,并炸伤左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经常梦回这一刻,在大汗淋漓中惊醒,梦中仍纠结着要不要表明身份。

2001年,科尔文受伤后在瓦武尼亚的地方医院救治

这次惊险给科尔文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她陷入惊慌,很害怕失明。当医生去摘她的眼球时,她把医生大骂一顿,但最后还是失去了左眼。她揭露的斯里兰卡政府扣押食物药品、阻止国际记者进入报道的情况,迫使对方改变态度,开始接纳记者进入。

伤好后科尔文开始配戴眼罩,这也成了她以后独特的个人标识。她的故事和照片登上媒体头条,报社举办了英雄回归仪式,她收获了比以往更多的大众关注。然而,自己却长期受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开始酗酒,后来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她告诉朋友:“我见过的战争比士兵多 ,看过很多惨不忍睹的画面,比如一个孩子活活被烧死,真是惨不忍睹,有时候我好像丧失了知觉,一个人陷入无边的黑暗,不能自拔。”

2011年,

科尔文

在埃及开罗,塔利尔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报道万人空巷的埃及革命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2年2月20日,刚做完背部手术,56岁的科尔文就和同伴奔赴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的部队正在屠城,在叙利亚西部的古城霍姆斯,2.8万人被部队包围起来,整个城市已经成为鬼城。为了进入战区,她们找到一条狭长、幽黑、潮湿的排洪下水道。当同行的人哼起“真主至大”的时候,她和同伴的心理却有很不好的预感。

科尔文最后进入叙利亚的签证页

因为,随着激进的圣战势力取得上风,记者和摄像们的处境变得危险而被动。对于圣战分子来说,记者们是获取情报的间谍;而对于犯罪组织,他们则是索取赎金的人质。所以,双方都对记者非常不友善。

科尔文在霍姆斯进行采访记录

此前,科尔文已经得知自己会成为阿萨德的目标,因此穿了一件与平时不同的Prada黑色尼龙棉衣当做伪装。当时的战斗是霍姆斯之围(Siege of Homs),战火密集,每分钟有45枚炸弹。在穆斯林国家,为了入乡随俗,科尔文总是把鞋脱掉放到墙角,听到炮弹来袭的时候,她想去拿鞋子再逃跑。就在这时,一枚炸弹在不远处炸开,科尔文未能幸免,一起被炸死的还有她的摄像伙伴雷米·欧赫利克(Rémi Ochlik)。在被草菅之前,红十字会抢先把她的尸体运至大马士革,继而转运纽约。

科尔文遇难的楼房和最后的报道片段:“希望能在很快见到你们”。

无冕女王

从2011到2014,约有63名外国记者在叙利亚被杀害,其中,科尔文的死是最被广泛报道的。2016年,她的家人起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yrian Arab Republic ),指责叙利亚政府“直接下令”暗杀玛丽·科尔文,这是第一次政府直接下令杀死外国记者。英国政府也下令调查科尔文死因,控诉阿萨德的战争罪行。叙利亚外交部否认蓄意炮轰记者站,声称是意外,并警告外国记者不应该非法进入战区和动荡区域。不久前,美国以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再次轰炸叙利亚, BBC还趁此机会重推科尔文当年被杀的新闻,或为部署导弹进行预热。

科尔文妈妈手持她的照片

也有人谴责报社不负责任。认为编辑把前线记者催的太紧,应该等她自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时候再发新闻。还有人质疑,为什么明知道她被阿萨德盯上了,报社还允许她再次潜回?虽然科尔文说“勇敢就是不害怕自己的惧怕”,大众仍不认同让56岁拥有战争创伤后遗症和酗酒问题的她去报道大屠杀。报社官方对此解释是:在英国,阻止患有PTSD的人工作,是违法的。

科尔文的葬礼

两百位市民参加了科尔文的葬礼,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因为科尔文供职27年的《星期天泰晤士报》是他传媒集团下的报纸。苏格兰风笛吹响了奇异恩典,一群斯里兰卡移民手持海报,称她是“无冕女王”。 然而,所有这些都止不住她妈妈眼里的泪水,她说:“我只想她回来”。在新闻界工作27年,科尔文的死也被新闻界和政界充分消费了。

科尔文死后,她的战地报道被辑录出版,名为《在前线:玛丽科尔文的新闻报道》,《名利场》(Vanity Fair)为她开设回忆专栏,几位朋友出版回忆录。她极具故事性的人生,吸引了纪录片导演马修·海涅曼(Matthew Heineman),他要把科尔文的经历拍成纪录片,名为《一个人的战斗》(A Private War),演员罗莎曼德·派克将饰演科尔文。这跌宕起伏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女人的史诗?

相关信息请参考:

MARIE COLVIN’S PRIVATE WAR: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politics/2012/08/marie-colvin-private-war

‘Marie Colvin: Syria assassinated reporter, court told’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43711617

Colvin, Marie (2012) On the Front Line: The Collected Journalism of Marie Colvin (London: Harper Press).

Conroy, Paul (2013) Under the Wire: Marie Colvin’s Final Assignment (New York, NY: Weinste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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