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现·尘封的乡档(3)|顺治帝抄袭朱元璋圣谕 康熙帝升级为“圣谕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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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8-06-0610:56封面新闻官方帐号

雍正帝颁发的《圣谕广训》。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清朝在用军事手段定鼎中原后,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以巩固统治,“用汉人的方式治理汉人”成为一大手段。清朝完全继承明朝的制度,还把朱元璋搞的宣讲圣谕的做法翻了出来,而且进行了“发扬光大”,成为贯穿整个清朝的一大强制性的活动,甚至在清朝灭亡后,部分乡村仍沿袭着这一活动。

顺治帝盗版朱元璋的《六谕》,康熙帝升级顺治帝的“圣谕六训”

顺治9年(1652),顺治帝毫无愧色地把朱元璋的《六谕》“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一字不差地重新颁布了出来,叫做“圣谕六训”,作为教化士民的行为准则。

这样“光明磊落”地坦诚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明目张胆地盗用前朝开国皇帝的版权,虽然改了一下名字,但内容连个级都不升一下、抄袭朱元璋《六谕》1.0版本的行为,在历史上也是没谁了。

顺治帝的这一政令没得到下属认真的执行,“圣谕六训”被视为虚文。

7年后,顺治16年(1659),顺治帝同意设立乡约制度——民间的自我组织和自发治理的模式,公举60岁以上、“德艺双馨”的生员(秀才),或在当地有较高德望的六七十岁的乡绅耆老承头,每个月的朔、望日(初一、十五),向老百姓宣讲六谕,旌表善恶。

这也是抄袭朱元璋的做法,但却是清朝宣讲圣谕的肇始。

10年后,康熙8年(1669),16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帝,搞掉趾高气扬的鳌拜,扫清了掌权的障碍。

第二年,经过深思熟虑,康熙帝对实行了18年的“圣谕六训”进行升级,推出了2.0版本,扩展为16条,即“圣谕十六条”,面面俱到地从各方面对民众进行了行为和道德规范,循循善诱地告诉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

在颁发“圣谕十六条”时,康熙帝特别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如果推行刑罚只能“禁于一时”,而推行教化,则能“维于可久”,所以他“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

此后,“圣谕十六条”正式成为全国臣民的行为准则,并形成制度,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由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向士绅、百姓与军人进行讲解。

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中,“尚德化刑,化民为俗”的教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史料记载,清军进驻收复之地的同时,“圣谕十六条”的宣讲团也随同进驻,不仅在军中宣讲,也在民间大范围宣讲。

雍正帝扩展注解“圣谕十六条”为《圣谕广训》

“圣谕十六条”字数不多,每一条就7个字,相当于两首七律古诗,但内涵丰富。

半个世纪后,雍正帝在诸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为皇帝。在繁忙的公务中,雍正帝仍不忘重振宣讲圣谕的“雄风”。

或许是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圣谕十六条”,领会不了“万岁爷的意思”,雍正2年(1724),雍正帝亲自出马,把“圣谕十六条”中的每一条进行扩展注解,编成了《圣谕广训》一书,洋洋洒洒上万字,号称“皆四书五经之精义”,首次为全国臣民在各种生活细节上制定了行为规范。

《圣谕广训》的内容包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进行注解的序言、阐释每一条的16篇文章(每篇600字左右)。

雍正帝动用官府力量,大量印刷发行《圣谕广训》。他对臣民提出了殷切希望:“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你们看圣训,一定要充分领会圣祖皇帝的教化精神啊,不要认为这是教条、是玩虚的。

不过,或许是因为各地官员执行力不行的问题,雍正帝担心的“玩虚的”的问题真出现了,文件成了一纸空文。

雍正7年(1729),雍正帝下令进行整顿,在全国建立健全的宣讲网络,省、府、州、县、乡、村,都要大力抓宣讲,不留死角,让每个人都要明白“万岁爷的意思”。

雍正帝颁布的《钦颁州县事宜》中,设有专门的“宣讲圣谕律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圣谕宣讲体制化、系统化。

乾隆帝继续加强宣讲圣谕以及该制度的衰落

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成为清朝200多年里全体老百姓的行为准则,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由官方集会宣讲。

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又下令:“直省各州县……令各就所近村镇恭将《圣谕广训》勤为宣读,诚心开导……”

乾隆帝还对官员们威胁道:“直省督抚应严饬各地方官,将约正、值月宣讲圣谕之处实力奉行,不得视为具文。”“如有虚立约所,视为具文者,该督抚即以怠荒废弛题参,照例议处。”

此后,乾隆帝三令五申强制推行圣谕宣讲,以化导民心,端正社会风气。

不过,清朝中叶自嘉庆后,由于官吏横征赋役,滥施刑罚,百姓生活困苦,大家都没有心思去学习那些谕文了,导致宣讲圣谕制度逐渐废弛。

圣谕宣讲活动常被“视为具文”,只是“虚应故事”,尽管后来的皇帝一再强调要“实力奉行”,但已无力扭转愈来愈衰退的局面。

但是,在一些乡村,直到清末甚至“民国”时,仍在延续着这个活动,只是方式有所变化。

1934年农历五月,《申报》记者陈赓雅到兰州采访。在城隍庙外面,他看到一个前清老秀才站在台阶上,大声讲诵清朝的圣谕,围在四周的听众不少。

【下期预告】

为推行宣讲圣谕制度,清朝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请看“四川发现·尘封的乡档(4)”。

特别鸣谢:

刘德忠先生,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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