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地大大都经历过“自然崇拜”时期。
人类刚出现时,初与自然接触,在恐惧的心态中,人类开始把自然当做膜拜的对象,认为那是种神的力量,从而崇拜繁衍能力强的植物,寄托于这种力量希望能转移到自己身上,促使得种族部落发展旺盛,最终克服恐惧。西方植物文化内涵认为与植物相关的艺术、文学、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植物科学等方面内容都属于其范围,而有关植物文化的研究,西方首先涉及的学科则是园艺,其对人类最初的贡献虽只是为人类生存和繁衍提供条件,但经后来的发展已逐渐影响思想、情感、文学、绘画、工艺美术、哲学、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在日本文化中,竹是被神化的一类植物、神圣之物、神灵寄居之所,它在日本的生产、生活、历史及民族信仰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日本还把竹当作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代表,并将其这种象征意义入日本文化之中并作为大和文化的象征。自古以来,由于日本竹文化在历史上受中国竹文化的影响,其在竹文化研究程度相较其他西方国家要更深入。任敬军从《万叶集》与日本竹文化之间的关联分析,得出《万叶集》中“斎小竹”即笹为神圣之物。日本竹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于由竹具有旺盛生命力与顽强繁殖力的生物特征,因而被视为日本民族顽强向上与坚忍不拔的精神象征。我国学者王平从彝族、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与竹的渊源考证,研究得出少数民族视竹为本民族的源出植物或是拯救他们祖先生命之物,同时还把竹作为本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来祭祀,进而竹成为了民族的一种图腾。陆伟民分析了古人崇拜竹,对竹的崇拜有着将竹视为莺凤之食、神物、图腾、竹王和古代精神上龙偶像的替代品等神秘之物。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竹子一直伴随着民族的发展,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形成竹文化,丰富了我国文化的内涵。运用竹的特征、姿态、色彩给人的不同感受而产生的比拟与启发,形成了某种情感的凭托或表达某一意境。《诗经》中的诗歌涉及描写植物的语句作为起兴,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了达到“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目的。
诗歌中就有大量竹诗,有 首直接提到竹,有几十首之多间接提及竹。直接提到竹的有如《国风·淇奥》中反复吟诵“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借竹的翠绿之色、挺拔之态、浓密之势起兴来赞美君子的品行,表达为淳朴民风中起兴之物。李宝昌认为《诗经》中的比兴和《楚辞》中的香草喻美人均属“以竹比德”的范畴。何明认为两部诗歌集都曾以竹为构筑意境的辅助意象引入诗歌之中,开了咏竹诗和以竹喻人之先河。刘彤彤认为园林植物本身的审美价值被逐步发掘,花草树木被比于君子之德,使之同时具有观赏和寓意两个层次的意义,在比德的同时借此寄托心志,于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不断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文学作品的创作。这一时期很多作品中的自然山水描写也与仁义道德挂上了钩。张鹏飞认为由于乱世纷争下,文人学士无意仕途,寄情山水,在现实黑暗的反衬之下,竹子清幽、挺拔的姿态令名士沉迷,而竹子的素雅、有节、傲霜也正与“竹林七贤”等高洁之士所追求的超然脱俗、坚贞不屈、刚正耿直的人生价值取向相契合。
爱竹、栽竹竟成风气,竹因终年常绿、简劲素雅、刚直有节而与其崇尚的豁达洒脱、皈依自然、刚正耿直的人生追求相符合。《西游记》中的“直到普陀岩上,见观世音菩萨在紫竹林中,与诸天大神,木叉、龙女讲经说法。”竹林作为供奉佛的圣地,张跃西从《二十八佛诞生记》《西游记》以及文人禅诗等方面剖析得出竹与佛祖、菩萨、佛徒等与佛学有关的人文要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含蓄地道出学佛即与竹性相通完善了人格。唐代文人白居易在《养竹记》中总结竹具“本固”“性直”“虚心”“节贞”的拟人品质,将之比作贤人君子。同一时期的刘岩夫在《植竹记》中赋予竹子“刚”“柔”“忠”“义”“谦”“贤”“德”等“七品”高尚品格。何明与廖国强认为竹从“自在之物”到“为我之物”是被中华文化赋予象征宗教观念和理想人格,表现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功能,而中华民族的内在情感观念常借竹而得以象征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竹度过春夏秋冬,历尽风霜雨雪而不凋零。四季郁郁葱葱,傲然挺立。竹之此种神韵和骨气被人们冠以坚贞、矢志不渝的崇高美德。李浙红与李映杏分析谢朓的咏竹诗中竹从观物取象过渡到比德于君子,引导竹子的“高洁”“高节”“贞心”为后世文人赞颂。蔡林波与杨蓉将竹与道教哲学交融下,古代道人在观赏、体知和感悟竹之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清虚、高洁的“竹精神”,这种从而能成为一种身心和谐、精神纯洁的本真生命意识与高尚道德情操。日本最早的一部“物语文学”作品《竹取物语》以“每代伐竹山野的“伐竹翁”抚养竹化身的辉夜姬直至她升月的感人故事展开。
其中的感人古诗象征着日本人民爱竹、敬竹、崇拜竹以及日本劳动人民具有与竹相同的正直、高洁、不屈的品质。我国古人以竹子象征人格,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约前 前 278)行吟。而爱竹风尚可以从王徽之开启,王徽之“不可一日无此君”的轶事广为流传,爱竹者们以他为荣。竹兼具“挺拔直上、直而有节、坚韧难折”与“淡泊无为、超然凡俗、精神自由”人格符号,竹的人格符号与儒家和道家的理想人格相关,“异质同构”全面地喻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特征。竹有潇洒豁然之姿,亦有清雅素朴之态。以竹为友或为师,会使人悟天地之正气,有崇高之美德,激发人生之理想。湖州竹派创立者宋代文与可从悦竹、敬竹、友竹进而画竹,以竹为君子,以墨竹为墨君,自况勉励人格。同时代的苏东坡爱竹、种竹、咏竹,亦爱画竹,对竹偏爱的情趣上,他与作为湖州竹派祖师的文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图 )。文与可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恰与竹的刚毅不屈和凛然风节品质相同,成就画竹颂竹名士。清朝涌现出“扬州八怪”,其中倾毕生精力于竹的画家郑燮,给后人留下大量的颂竹画,思想从从高洁、孤傲、坚贞、抗争到直爽达观、体恤民情等自况的绘画风格。王三毛认为竹的株体的分散远离(散生竹)、箨鞘的掉落、竹竿的空心、竹叶四季一色以及竹使符的分与合等为特征,生发出了离别、无心乃至情离异心的情感意蕴,形成了与人寄托别情的情感象征符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以竹景烘托,形成或神秘、或豪迈、或细致、或悲壮中有多处写竹,王蒙分析林黛玉的任务形象认为了翠竹即是写林黛玉的事实,文中多处提及潇湘馆翠竹在月光下的凄凉冷清的环境衬托出林黛玉悲凉心境与悲剧人物形象。另一面竹景作为一种崇高的美学境界,潇湘馆里的竹也象征着林黛玉反抗封建势力的精神和高尚的节操。从古时候随着园林的发展人们与竹之间经历“识竹 用竹 咏竹 赏竹”的双向过程,竹也从“自然物”衍生为“人化物”与“文化物”,而对竹的喜爱之情从未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