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7年,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以这么说,这本书的出版预示着科学时代的到来,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年,中国在干什么呢?
这一年是康熙26年,此时的康熙皇帝刚好34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平三藩、收台湾的功业已经完成,两年前的雅克萨围城战又把老毛子打的满地找牙,正是大清朝一帆风顺的时刻。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年,与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五人到达中国,白晋和张诚两位神父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传教。
白晋、张诚进宫向康熙皇帝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表现出了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向这些传教士了解仪器的使用方法,并且向他们讨教欧洲的几何学和算数、甚至还有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康熙皇帝的好学和能力给白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他的《康熙皇帝传》中写到:因为他本来就对新奇东西感兴趣,所以自从他有了某些欧洲的科学知识之后,就表现出了学习这些科学的强烈欲望。
只可惜,康熙皇帝纵然英明神武,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也看不到这些科技知识对国家发展将会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能做到的也就是保持个人对科学的兴趣,他甚至自己动手使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让大臣们惊叹不已。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对当时的中国影响微乎其微,到了后世,他的继承者们尤其是乾隆皇帝更是傲慢自大,认为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奇技淫巧,更别提认识科技的真正价值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