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可以被称为恐怖的“集体犯罪”

莫伤愁智伟

发布时间:18-03-2314:48

加减法是世界各国小学生都要学会的数学知识,但相关应用题的题目素材多种多样:比如,如果想问学生20减去10等于多少的话,我们可以问“桌上有20个苹果,小明拿走10个,那么桌上还剩下几个?”其他的场景也可以成为命题的背景。但如果你听一听1994年非洲国家卢旺达小学教科书上的一道练习题的话,你一定大为惊恐:这个题目是“20个图西人,杀死10个,还剩几个?”

图西人是卢旺达两大主体民族之一,是谁要把对他们的敌意拿进数学课堂上,数学课上都表现出如此的民族仇视,那么历史课上的喧嚣可想而知。1994年,卢旺达新政府发布消息,决定暂停历史课程,重新编撰历史教材,历史教材可以改变,但发生过的历史却无法再改变,发生在1994年4月到7月,卢旺达爆发种族屠杀,在100多天里,有近80万卢旺达公民被杀害,400万人无家可归,而当时卢旺达全国人口不过700万。屠杀是占人口多数的胡图人(85%)发动的,目标是占人口少数的图西人(14%),这次屠杀是系统的、灭绝性的,数以十万计的卢旺达公民仅仅因为身份证件上的图西族民族标识而被杀害。后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愤怒地指出:“最为纯粹和邪恶的种族灭绝”,有人把它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并称为“20世纪三大民族屠杀事件”,但卢旺达的屠杀又不同于另外两起:因为在卢旺达,犯罪者绝不仅仅是国家机器操纵者,还包括大量被动员起来的卢旺达胡图族民众,这种集体施暴在现代社会实属罕见,而行为的暴虐被有良知的人通过电影《卢旺达饭店》将灾难再现在荧屏上,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撼,并引发人类深刻的反思。不同领域的人对此评价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更多的人为饭店客房经理保罗·卢斯赛伯吉纳慷慨地保护不幸的陌生人而感动不已,更为他挽救了1268人的生命大加颂扬,但是与那些惨死在昔日邻居、同事刀下的80多万人相比,又岂不是小巫见大巫。政治家们更多在想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历史学家更多地思考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如果不知道缘由,那么又怎么去避免呢?

“对细微差别的自我陶醉”是民族主义者普遍具有的心态,但对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来说,这细微的差别却是很难察觉到的。我们在识别“民族”时,体质特征、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特征是判断的主要依据。如果用以上五点来衡量,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生活在一块土地上,拥有同样的历史传说,只有经济生活有所差异,但随着时代的推进经济互补大于经济差异。唯有体质特征,按照比利时殖民者的说法,图西族人个子较高、鼻子较细,肤色也较浅,是黑色的欧洲种族,是高等的,为此比利时殖民者在民族识别时,竟然想出用尺子测量鼻子宽度的办法。不过在那血腥的一百多天里,有些鼻子较细、身材较高的胡图人也被当作图西人杀掉了,可见两者的体质差别的理论是不靠谱的,因为从体质上看,二者根本区别不出来。那么既然二者更像是一个民族,为什么后来却变成了对立的两个民族?这一切其实都是殖民者制造的。或者说图西族和胡图族是殖民者制造的共同体,而这需要先了解一下卢旺达的历史。

17世纪,在大湖地区兴起了一个图西人国家------恩营基瓦王国,它是当时该地区唯一拥有常备军的强国。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恩营基瓦王国大肆扩张,很快其版图囊括了今天的卢旺达地区。在此之前,这一地区存在一些不从事农耕的少数人群,其中就包括图西人。随着恩营基瓦王国的强盛,图西人贵族统治了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他们在战争中负责后勤,被称为胡图人,在卢旺达语中意即“仆人”,但是这只能表明图西精英较高的政治地位,而胡图平民则处于社会底层。但并没有说明图西平民和胡图精英的情况。事实上,在早期,图西和胡图确实具有族群色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胡图人富裕起来,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成为现存体制的挑战者,上层的图西精英为了维持阶级专政,便吸纳势力强大的胡图人荣膺统治阶层,成为“图西人”,这一过程被称为“奎胡图拉”,反之,一些图西人因失去财产,而沦落为地位较低的胡图人,这一过程被称作“古普皮拉”。可见。时代演进,图西人的涵义不再是指建立王国时的具有图西血统的贵族,而变成了卢旺达境内的富有的统治集团;而胡图人的行列也加上了部分破落的图西人,他们与胡图平民构成被统治阶级。也就是说,图西人和胡图人不再是族群意义,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等级意义,是一种政治身份。那么既然图西和胡图成为了政治身份,它们后来又是怎么变为两个民族呢?这要归因于殖民主义的统治。

19世纪末,德国征服了卢旺达,德国殖民者利用当地的图西人酋长实行间接管理,当时的卢旺达社会财富的标志是牛的数量,德国,后来是比利时殖民者就扶植富有的图西人首领加强对全卢旺达的控制。这就造成了第一个灾难性后果:胡图人视图西酋长为殖民者的帮凶,这成了极端派胡图人宣传的主题之一;此外,为了拉拢图西人,并表明欧洲殖民者到来的必要性,殖民者借用“含米特假说”大做文章,他们称非洲各民族是没有文明的,黑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智力来实现发展。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来自亚洲的含米特人,是他们给非洲带来了古代文明和今天的一切成绩,同时宣称图西人更高贵,他们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优秀征服者,而当地的低劣的班图族胡图人则注定要被统治,被开化,接受先进种族的帮助。殖民者本意是想为自己的到来制造舆论,并拉拢图西人,但这些也造成严重后果:所谓图西人外来的说法也成为极端派胡图人攻击图西人的口实。而最大的麻烦是1933年比利时殖民者的民族识别:用行政手段给每个卢旺达人贴上民族标签,而依据是当时个体拥有牛的数量,这造成了第三个恶果:图西人和胡图人的流动不再发生,胡图族精英只能靠发动相对贫穷的胡图平民来争权夺利,人数较少的图西族精英则只能依靠殖民者来维系权势,而多数穷胡图人对少数富有图西人的不满则被极端派胡图精英利用,并殃及一些图西平民。最后殖民者在撤离前的改弦更张也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利时政府转而扶植胡图人,动机显然是想维持自己的影响,因为一旦卢旺达独立,人口占多数的胡图人会掌握卢旺达的政局,因此扶植胡图人比支持图西人更利于控制卢旺达,但比利时政府选中了胡图解放运动党,但这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它的上台当时就受到猜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在报告中说:“一种压迫统治被另一种压迫统治取代,很可能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针对图西人的暴力行动。”由此可见,殖民者的所作所为为日后的冲突准备了条件,而遗憾的是卢旺达人民没能在取得政治独立同时,消除殖民主义留下的的恶劣的历史遗产,相反却继承了这些殖民说教,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殖民者是图西人统治卢旺达的支柱,但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在卢旺达,胡图人开始频频反抗图西人的统治,比利时殖民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转而支持胡图人的反抗,称他们是“人民”,而称图西人是外来压迫者,开始资助胡图族精英夺权斗争。结果,卢旺达的权力发生替换,图西族精英下台了,他们的空缺被胡图族精英填补。权力交换了,但多年的怨恨却难以忘记,胡图族精英担心图西族精英反击,极力渲染民族仇恨,以保证自己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胡图人对自己的支持,有时甚至是编造谎言使民族关系不时地紧张起来,以从中渔利。而可资利用的工具是胡图族群众的恐惧心理:其实这种恐惧也是胡图族制造的:1959年独立前夕的社会革命导致大量图西人遭到迫害,他们被迫逃到邻国。但他们始终没忘记回来,他们的后裔从祖先那里不仅继承了图西人的身份,也遗传了思乡之情。他们多次向卢旺达发起进攻,成为胡图族精英的梦魇;另外,邻国的政局变动也加剧了胡图人的恐惧:布隆迪是卢旺达的邻国,该国也是图西人和胡图人居多的国家。但是独立后该国长期由图西人当政。胡图族精英担心布隆迪图西人政权会干预卢旺达内政,担心他们与卢旺达国内外的图西族人应合,威胁卢旺达的现政权。因此卢旺达胡图族政权极力通过学校、新闻媒体不断煽动民族仇恨,将图西人“妖魔化”,尤其是威胁胡图族群众,图西人会对胡图族进行报复杀戮,以增强胡图人的恐惧心理,甚至伪造文件,讲述图西人的屠杀阴谋。原本是胡图族和图西族精英之间的对抗冲突,却在胡图族政府主导下变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这是悲哀的,更悲哀的是有人执意要激化矛盾。1994年4月10日,极端派胡图族分子在基加利上空击落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随后宣布袭击行为是图西族武装所为,进而动员群众发动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这场杀戮绝不是两个民族的冲突,胡图族精英动机并不像他们声明的那么高尚。因为被杀者不仅仅是“民族敌人”图西人,那些温和的胡图族人也成了刀下之鬼,显然,极端派胡图人为的是巩固政权:因为这时民主化浪潮再起,一些有图西族背景的政党纷纷出现,威胁到胡图族精英的统治地位;同时爱国阵线乘机向国内发动进攻,并占领北部几个据点;这些使得胡图精英惶恐不安,尤其是一个被称为“阿卡祖”的秘密组织。它的成员事实上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关键职位,对眼下的局势十分不安。而当时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在国际压力下,被迫与爱国阵线签署《阿鲁沙协议》。这对“阿卡祖”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由于在舆论上党内温和派占上风,因此极端派只能利用民族仇恨,就几个敏感问题大做文章,利用长期“妖魔化”宣传的有利条件,蓄意激起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恐惧和愤怒,企图消灭党内温和派,并搞一场集体杀戮,削弱图西族的势力。但是这一系列的残暴不仁的行为非但没能巩固政权,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1994年7月初,卢旺达爱国阵线混乱之中占领首都,胡图族极端分子张皇出逃,爱国阵线进而接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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