袜业源流史（连载十四)
至一堂文化2018-03-12 09:00
八、同时期台湾地区的袜业发展
由相关数据显示：台湾省彰化县社头乡的织袜产业在台湾整体织袜产业中约占百分之十，已具有相当之代表性，因此，社头乡织袜产业的发展方向其实也就相当于台湾整体织袜产业的趋势。
社头乡的织袜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末期，原于新竹设“升记织袜厂”的郑岑及郑学父子为躲避盟军空袭轰炸，从新竹南迁至社头，于1946复业后名为“胜织袜厂”，这是社头乡织袜产业的开始。光复后，郑岑及郑学父子除生产袜子以外，同时又从上海采购第一代手摇织袜机、螺纹织袜机和平车织袜机到社头贩卖。而真正开始由社头乡民投入织袜事业则是在1949间，郑学将织袜技术带入社头后，社头的萧柏南创办从事草席的编织工作的琼麻工厂，因润太低，开始转向制袜事业，同时也说服自己的兄弟加入，成大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棉袜。
在1940代到1950代的社头乡，织袜均是以手摇式织袜机为主，四百多台的手摇式织袜机分布于社头乡二、三十家规模不同的工厂。由于投入门坎低且工资高，投入织袜业的多为性，织袜的工基本是带点打工性质以贴补家用的已婚妇和前来学习技术以作为一技之长的未婚性。
社头织袜产业发展初期，正逢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带去约两百万军民人口，需求大增，连带的增加许多织袜厂。1951间，月产袜子一万五千余双，约占全总产的60％。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s）[1]”，对台湾提供各项经济援助，而其中美援的棉纱是依据工厂数量、织袜机台数来配给的。因而当时棉纱配给价格极为宜，只需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当时，将土地变卖转而购买织袜机大有人在，只要织袜机数量越多，配给的棉纱也就越多，就算开工，转手将棉纱以市价售出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1951至1952底，社头乡手摇式袜厂计有63家，为全之冠，但规模均大，所有的织袜业者大都使用日本产的手摇式织袜机，每一部织袜机均需要一人织袜，一天至少工作十小时。有一千余台织袜机在停的转动，两千多名工，近万人的人口从事相关业。由于手摇织袜机生产速度过慢，产量供不应求，经过改良后第二代手摇织袜机，已经有织袜跟的功能，此时的袜机加装了皮带传动装置，生产过程节省大量人工，产量也相对提高。当时社头一地每月生产袜子五万打，占全总67.1%。并以台为最大销售对象，占总销的50%，其次是台中县占30%。
除到工厂上班以外，也有许多的家庭从事代工作业，常常有“小发财车”[2]载着许多袜子的半成品到家门口，约定好收货的时间后，全家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就忙起来，投入到仅需手工简单操作的翻袜和包装等工作。除翻袜以外，还有被称为“车轮头”和“扫脚底”的缝袜底、缝袜头工作，就需要通过机器的辅助，而这些缝制工具通常是自购或由外包商提供。
1953，台湾政府实施了第一个四经建计划，将纺织工业入优先发展项目之一，对纺织工业采取保护和扶持的策。由于台湾缺乏天然纤维原，要发展纺织工业则必须以人造纤维为主，在此背景下，台湾开始进口尼龙丝原。此时国外高弹力尼龙袜的引进，深受普通消费者的喜爱，为迎合市场的需要，社头乡的大同实业也开始从制造棉袜改成生产尼龙袜，同时也引进较先进的织袜机，在之后的几间，投入大资并进一系列的扩张，大量开始新工厂生产尼龙袜。值得一提的是，约至1956，由于所需制造尼龙袜原（尼龙弹力丝nylon mousse）全部由国外进口，况且原需求渐多，有一些袜厂也自办厂生产尼龙弹力丝，间接开创台湾的合成纤维丝加工业，对奠定台湾纺织工业基础功可没。
19583月，台湾织袜同业公会成，织袜同业公会原属于台湾针织工业同业公会，后因谋求同行合作并争取尼龙丝原外汇收入才将其分出，当时织袜业主要生产加弹丝、松紧带、橡筋、裤袜和袜子等产品。
1960，美国向台湾政府建议规划新的财政方针，政府提出十九点改革计划，并且通过“奖励投资条例”，希望借由租税减免，建好投资环境，争取国内商人等投资。
1961年，大康织袜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制造半自动单筒织袜机，俗称吊秤锤平车，此机型的出现代表着台湾的袜业已进入电动时代，但此时机器的织成品须由吊秤锤勾住，往下拉直，每日产能约十打左右。在同一时期，由日本引进了全自动二十五段三色提花织袜机，1963年，由大康织袜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积极开发承制，此机型大量营销国内与东南亚，可编织三色提花图案，需要人工抽袜分离，提花腹线也须人工剪断，一人可顾多台机器，生产量大增，更提高台湾袜品外销市场竞争力。
同时，政府的经济策也由于面临台湾市场饱和的问题，而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策，织袜产品也在满足台湾市场以后开始外销，织袜产品的产及产值断向上攀升。在1965开始外销到东南亚及日本、1968开始外销美欧、中南美、中东，此时织袜产品出口额约为100万美元。
海外需求的增加，使此阶段社头乡织袜产业走向鼎盛期。1970年，社头各织袜厂开始增加传统单针筒织袜机（俗称平车）加入生产行列，与旧设备相比，传统单针筒织袜机能织出单面素色或条纹袜，在制造技术上又一次创新，每日产能更可提高至二十打。
魏氏家族是社头丝袜制造事业的开创者和代表者，魏氏家族原本从事动百货业，后钻研于化妆品制造，成美香堂。之后进入纺织工业的领域，成美香织造公司，并转投资许多子公司制造松紧带、鞋带、伸缩线、丝袜、成衣、纱线等纺织产品。而后因为考虑劳与资等问题，逐步转型为织袜工厂，从日本引进当时造价一千两百万元丝袜织袜机，可同时编织多条丝袜，须经由读卡过程来编织不同花纹的丝袜，但需人工剪裁。相对于传统棉袜，由于丝袜在机器设备成本和制程技术上均较复杂，魏氏家族在当时投入一亿两千万元成四家织袜工厂生产丝袜，分别为“陆友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和纤维公司”“福助针织公司”。
时至今日，魏氏家族中的“琨蒂丝”“华贵”“佩登斯”也成为台湾五家丝袜大厂中的三家（另外两家为彰化县和美镇曾姓家族的“蒂巴蕾”和“伊斯”），该五家丝袜厂生产的丝袜占到了台湾丝袜总产的、七成。
1971，台湾退出联合国， 1973和1979国际间发生两次石油危机，许多大型袜厂因此倒闭，在社头，原为台湾第四大纺织企业的大同实业也出现了经营状况，又因生产尼龙弹力丝假出口，触犯货物税条例，于1977裁定重整，织袜部门因而解散。大同实业解散之后，原本厂内已拥有织袜技术的员工或管阶层出资购买厂内的织袜机台设备，使得织袜机台分散至社头乡各处，形成许多的中小型袜厂。这些企业为低成本，于是形成以分工合作方式进的“外包制”。而在1970到1980代，谢东闵[3]提出“客厅即工厂”，一般家庭均可申请工业用电，也间接鼓励乡民投入制袜产业。在这一个阶段社头的织袜产业模式以接单工厂和代工厂为主。接单工厂通常都拥有数十台的机器，同时，在产增多时由代工厂与之配合，以扩张生产线，接单工厂大多有同程的外包为。所以虽说受到石油危机影响，但织袜业出口仍达39，899，008打，出口额超过1，300万美元，占内外销总额之67.7%。
1980代起，由于台县市经济环境高速成长、工资上涨、土地成本增加等因素，且又受到19844月1日实施的“劳动基准法”的影响，在台北的许多袜厂开始南迁至已拥有许多卫星厂且成本较低的社头，而许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也有聚集在社头外围的趋势。这时，社头乡在经营结构上已朝产销分开的方式进，业者多采取中心厂与卫星厂制，卫星厂拥有机器设备，负责生产，中心厂则负责接单、提供原、分配生产业务、控制交货期限。尤其是在国际市场景气的时候，中心厂可减轻负担，具备较佳的适应能。发展中心厂与卫星厂制的好处在于分工合作，按件计酬，由生产者负担生产过程之损耗，这样生产者会注意质量管理，减少费，低成本；中心工厂的成本得到固定，提高产品之竞销，并可减少库存，节经营资，而且中心厂可节机器设备费用；另一项好处是，中心厂之生产量可机动调整，受产能之限制。尤其是在国际市场景气的时候，中心厂可减轻负担，具备较佳的适应能。
1989年，由国外引进“计算机四色提花织袜机”，本机可编织同排四色，提花色可编织十一色，并有自动缝合罗纹口功能、自动剪线功能、单支落袜功能等，可省去抽袜、剪线、盲缝等人工操作流程，大幅提高效率及质量，为台湾正式进入计算机织袜机新时代。
1990代，全球纺织业呈现出不景气，在以往，国际织袜市场只有中国大陆、韩国产品采低价竞争。而在此时，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织袜质量较高的国家也纷纷以低价方式抢攻国际市场，尤其以抢占美国市场最为明显。这对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的台湾织袜业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1993到1995，在纺织业景气之下，台湾地区的织袜类出口值也递减，尤以1994衰退最大。1995出口量为2123万打，较1994稍增3.3%，然出口值则因丝袜类出口单价大幅，1994比1993减少13.4%。主要出口国源为美国、欧洲、中南美洲和中东等，过此时中南美洲市场已沦为中国大陆、韩国等低价出口国的天下。
鉴于外销市场连衰退，织袜业者纷纷开始以低价抢攻内销市场，以及展外销高单价商品来应对。投入了大笔资在内销市场促销，包括“琨蒂丝”“佩登斯”等丝袜大厂都积极推出新产品、低价格或调整销售渠道等以扩大内销市场的占有。
到了1990后期，因台湾原物物价、人成本飙涨、消费习惯改变，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大陆与东南亚价袜子倾销台湾，造成制袜业业者入敷出，有的关厂、有的苦撑、有的另起炉灶，织袜业产值一千丈。也从这时候开始，社头乡织袜产业进入转型期，此阶段将织袜产品推向高单价和精致化的另一个层次，并积极的开发新产品和专业品项、推广客源，并与传统的较低价产品做出市场区分和隔离。在国际贸市场上，加入WTO和一些国际贸法规也带来冲击，由于纺织品是一项劳动密集形产业，可以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汇重要获来源，并且用其较低的价格迅速抢占发达国家的纺织市场。欧美等国的纺织制造业者无法抵挡这种竞争，纷纷要求其政府采取配额措施，以保护国内工业。正是如此，从1961到1994间，各发达国家所签订的纺织品贸多边协议均是以配额管制的方式，避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倾销，以保护国内工业。而在乌圭会议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坚持订定“纺品及成衣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Clothing, ATC），自1995起取代先前的协议，并规定在十内，也就是在2005时，纺织品部门必须整合至世界贸组织（WTO）的自由贸体系，并且废除纺织配额，且进口国也得歧视特定纺织品出口国。
而对社头织袜产业冲击最大的，则是浙江义乌的崛起。义乌拥有闻名遐迩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其市场的规模和成交量均居中国各专业市场之首。依托于小商品城的发展，义乌也建起较多的制造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大都通过小商品市场销往国内和海外，实现“贸工联动”。“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已成为义乌市的代名词。
“社头可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织袜专区了，但是你能想象吗，义乌的规模可说是比社头多了好几十倍。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小工厂，如果有需要的贸易商，在馆内走一个下午便可以找到需要的商品，这是社头无法办到的，就像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办产销招商会一样，如果我是贸易商，我也去义乌就好了。”这是社头陆友纤维公司总经魏平仪对义乌小商品市场考察后的感慨。
义乌是一个完善的对外窗口，井然有序，贸商到此都可轻的寻找到需要的商品，相对而社头的一些家庭式工厂，袜机和产品都在家中，就算贸商到社头想找也知从何找起，此为义乌的极大优势。面对这些冲击，存在社头乡的织袜产业，大多在时代的脚步下淘汰或转型。而存下来的袜厂则以两个方向发展：一为产品多元化，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同一个厂房能制造的织袜产品数量丰富，则较容承接到较多的订单，如陆友纤维公司，其可制造出一万多种式样同的丝袜。同时织袜企业可集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委托代工）、ODM（Own Designing & Manufacturing设计加工）和OBM（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自有品牌）于一体。以陆友纤维公司为例，其订单的主要来源单单仅有自有品牌“琨蒂丝”，同时也代许多国外的品牌，如“亚曼尼”“ANNA SUI”“维多亚的秘密”“香儿”等，本地如“SWEAR”“奥黛莉”“蕾黛丝”等，另一方面也接受国外的个性化定制订单，依照顾客的要求进制造。也有自设计打样，主动至国外寻求客户。
二是专业化的生产，许多袜厂致于研发新品项的袜品，诸如竹炭袜、果酸袜、医疗袜等，投入高成本研发产品并申请专，以此增强市场竞争了。而以往量产低价的生产方式在社头已渐渐式微。
目前社头乡织袜机主力机种是计算机控制提花织袜机，改善以前必须用磁盘片方式输入程序，而改用传输线连接至计算机或用U盘方式输入。而在台湾全新观念的袜业观光工厂中，使用了最先进的全自动计算机织袜机，此织袜机节省缝合这道流程，并可以利用计算机客制化设计且快速交至客户手中，从传统的规模生产转向私人定制和个性化生产的转变。
[1]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组对外援助法案。以通过向“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经济和技术援助来达到“确保美国安全和促进它的对外政策”的目的。
[2]台湾地区称小货车为“小发财车”。
[3]谢东闵（1908－2001），自号求生，台湾半山政治人物，彰化县二水乡光化村人。台湾地区第六任副领导人，是台湾本省人士中第一位担任此要职者。担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发生过学生运动。晚年被人们尊称为谢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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