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作”《看诗人如何装疯卖傻——熊召政散文〈饮一口汨罗江〉指缪》“问世”虽然已近一年，但只是在自己的博客中留存而已；虽然也曾让它在一些网站上露脸，但反响平平。自认为是人微言轻的结果。本来，写这篇文章最希望的就是让江西省2010年高考命题组的命题者看看，想让他们知道，这类垃圾美文，实在不值得把它太当一回事的。

当然，此番意思无以上达“天庭”，只算自娱自乐了。但很意外的是，一次偶然的网上搜索，竟然找到了一篇针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文章——署名“经世利民无稽子”的《要误读但不要读误——大方客〈指谬〉的指谬》，不禁让人眼前一亮，还真有人把我的文章当一回事的，这下有一位响应者了，总算“吾道不孤”了。

于是仔细研读，很想读出一些真知灼见，哪怕因此证实了自己的错误也甘愿臣服。但研读之后，不免有些失望。于是与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在网上交流争论了几个回合，最后，他不再回复我了，也不知是自感理亏还是觉得我这人无以理喻，总之，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但我还有些意犹未尽。“经世利民无稽子”文章提到的一个问题让我不禁想到了“生活”与“审美”、“作文”与“现实”以及散文写作的“虚”与“实”等复杂关系，而在短短的网上留言争辩中，这问题很难展开谈透。

我在文章中指责熊召政以诗人自居，不远千里特意在端午这天来到汨罗江朝拜屈原，并真的喝了几口混浊的江水，虽然是够浪漫了，但不应该喝下脏水苦水后竟然“面带难色”，以至于产生虚无逃避归隐的思想，所以我认为熊诗人对屈原的崇拜朝拜近乎于“叶公好龙”，并没有真正继承屈原的精神实质，文章的思想内核只有虚浮的外表，花拳绣腿而已，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真正思想。对于我的观点，“经世利民无稽子”批评我“实在是太生活化了，没有注意‘苦’的背后的心理意义。

“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简单等同”，并引用著名学者孙绍振的观点试图证明我的错误，他的原文是：“按孙绍振先生的说法是，要注意情感逻辑的还原。即把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加以对比。因为创作就是从科学的真的价值向艺术的美的价值的转化。因为理性的科学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占着优势，审美价值常常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要欣赏艺术，就不但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从二者的矛盾中，分析出情感的审美价值。”

虽然我不知道孙绍振的原文究竟如何，但这段引文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段话中提到的“情感逻辑的还原”确实涉及了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孙先生所说的“把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加以对比”究竟指的是什么，“经世利民无稽子”没有具体的说明，原文的引用也极不规范，到底哪句是孙先生的意思，哪句是“经世利民无稽子”的阐发，都有些模糊。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经世利民无稽子”想以此来证明我“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简单等同”了，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情感逻辑的还原”的具体含义就应该指的是“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还原”的就应该是这种一致性。

比如说，诗人在作品中为抒情的需要，当然可以浪漫，甚至夸张做秀；可以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甚至可以装疯卖傻。但有一点必须理清的就是，无论你怎么闹腾，你必须在基本的逻辑层面上与“现实的理性逻辑”保持一致，也即要“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这“科学的理性”指的就应该是“现实的理性逻辑”，否则，你的闹腾就是真疯了，就不能为读者所接受。

这样空洞的理论恐怕很难把道理说清楚，我还是以一个具体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生活和艺术、现实与浪漫的关系。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应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郁达夫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又最多愁善感的诗人，应该比熊诗人更像一位诗人。

他的这篇《故都的秋》也算得上脍炙人口，曾经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他在作品里的“做秀”行为与熊诗人有的一比（不对，应该是熊诗人的作法与郁达夫有的一比才妥），但他的“做秀”并没有给人“装疯卖傻”的感觉，而是一种真正诗人的浪漫，读者只要读完他的作品，就会完全理解并原谅他的“做秀”，并真正佩服他的诗人的浪漫情怀。

郁达夫的诗人式的“做秀”具体表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的呼应上。文章第一段就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你想想这种表达，多么矫情， “不远千里”，费那么多周折，只不过想“饱尝一尝”“这故都的秋味”，正常人谁会相信呢？而在文章的结尾，诗人还有更绝的浪漫表达：“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这种浪漫实在太雷人了，连命都可以搭上，难道不是匪夷所思吗？可奇怪的是，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如何大惊小怪，只会感叹，毕竟是诗人啊，还是让他浪漫去吧，我们俗人还是过俗人的生活去吧！徒留欣羡的份儿而已。

也就是说，在这里，读者充分理解了诗人的浪漫情怀，没有把诗人的审美浪漫表达与生活实际混为一体，清清楚楚地知道诗人在这里实在只是抒情而已，只是虚实并用，浪漫宣泄一番而已，绝不会担心诗人会不会真的因此浪漫到轻生的地步，这里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那种孙先生所说的“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的境界，达到了“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的“情感逻辑的还原”的境界。

读者并不需要费多少周折就理清了艺术和生活的区别，不会产生任何误解，这就是郁达夫真正诗意表达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何以如此呢？读者并非诗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理解并接受了诗人的浪漫情怀呢？

答案很简单，诗人用自己真正的诗人情怀打动了读者的心灵，让读者真正相信了诗人的这番浪漫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不是装腔作势、装死卖活的“做秀”，诗人浪漫的外衣下确实有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或深度，而且这种高度或深度却并没有在读者心中形成任何隔阂，因为真正的艺术和审美情感总是和人的基本情感相通的，总是能实现“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的“情感逻辑的还原”的，简单来说，就是能使读者深受感动并甘愿折服的。

因为在郁达夫的笔下，北国的秋，确实呈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诗意美。作者对北国秋天细腻和深刻的感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诗人的独特气质，使得全文充满了一种迷人的诗情画意。

比如作者描写的早晨起来在院子里泡茶，“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的那种闲情；还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的微妙而复杂的情愫表达；还有北国到处都听得见的“秋蝉的衰弱的残声”，作者以“家虫”来形容，实在贴切、形象、妙绝；还有对“一层秋雨一层凉”的读音平仄起伏的品味……

几乎每一处描述或抒情都是细腻深情、深具诗的韵味、并具有一种诗意美的。这种诗意美就是这样充溢在文章的每个环节，让人真切地感觉到，诗人对“北国秋天”的深情热爱是有充分理由的，诗人敢于“不远千里”而去浪漫“赏秋”的做法确实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虽然，读者绝对明白，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不远千里来到北京绝对不会是只为了“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他一定还有一些更实际的生活利益的考虑的，但读者绝不会在这方面和诗人较真，因为读者清楚，诗人在这里只是抒情而已，而且，这番抒情的确不同凡响，“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都实现了高度的默契融合。

从艺术审美逻辑上来看，诗人称自己“不远千里”专为“赏秋”而来北方，也算是名至实归，因为他的“赏秋”情怀确确实实体现了诗人对北国秋天的与众不同的浪漫感悟；而把这种艺术情感还原到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像这样痴迷、热爱并深度理解北国之秋的人，做出“不远千里”并甘愿“折寿”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诗人的这番浪漫，本质上还是自然真挚的，虚实关系也是各就各位、合情合理的，艺术情感与现实逻辑也是水乳交融的。这就是诗意美与现实美高度和谐的最佳范本。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对于郁达夫的这种“不远千里”并甘愿“折寿”的“疯狂”浪漫的举动和表达方式，一般人却是不可学也学不来的。

为何？因为郁达夫可以这样说，这样做，人们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实在太有才了，他确有这样做的资本和情感底蕴；但缺乏这种资本和情感底蕴的人如果也这样说这样做，就只会让人感到可笑，就只是东施效颦；或者如武打小说中的缺乏内功根基的人却想一步登天去学高深武功，就只会走火入魔，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道理其实就是这样简单而明白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诗人”熊召政的《饮一口汨罗江》的“艺术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的关系。

熊诗人在文中特别强调自己是“为了在端午节这一天，饮一口汨罗江的水”，而“千里奔驰特意赶来”，这里的“千里奔驰”很有些郁达夫“不远千里”去北国赏秋的浪漫意味，与郁达夫有的一比。然而，表面形式好学，思想深度、诗意才情却不是那么容易学得来的。

按照一般的审美逻辑或现实逻辑，熊诗人怀着朝圣的目的来汨罗江朝拜屈原，绝对是希望从中获得精神支持的，喝下浑浊的江水，也是为了增加精神心灵底气的，不管这水的滋味如何，也应该甘之如饴的。就如文中提到的印度的朝圣者喝下被污染的恒河水，喝下后，他们的心灵一定如明镜般澄净，一定无怨无悔的；否则，他们为何要这么做？

然而，我们的熊诗人却与一般的朝圣者不同，当即就感到“难堪”，觉得“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并且因此“我的愤怒被淹灭了，浮起的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惆怅”；最后，甚至在“屈原”与“渔翁”的人生目标选择中，选择了“渔翁”，竟然高唱陶渊明的“归去罢，归去来兮”，而向往“东湖边上的小书斋”去了，而当初朝圣时的愤世嫉俗、慷慨激昂的“朝圣心情”，“到此也就索然了”，满腔正义之心，竟然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已经知道，郁达夫向往北国的秋天，于是“不远千里”来欣赏北国秋色，他果然如愿以偿了；现在熊诗人向往屈原的人格精神，以此奉为精神圭臬，也不辞辛苦，特意选择在端午这天，“千里奔驰特意赶来”汨罗江，并虔诚的喝下了混浊的汨罗江水，也算得上是如愿以偿了。

但奇怪的是，熊诗人“如愿以偿”了后，却居然走的是与郁达夫相反的路子，却居然是消沉、惆怅，居然选择了归隐、逃避，居然选择了陶渊明，居然选择了陶渊明的清淡平和；而这种选择，本质上就是抛弃了屈原的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担当情怀，就是背叛了屈原的精神人格，也就完全背离了朝拜汨罗江的初衷，无论在“艺术情感逻辑”和“现实的理性逻辑”上都讲不通，都无法实现“情感逻辑的还原”。

这种“浪漫”、“艺术”、“诗意”的情怀，如何让人理解并接受？当然，如果诗人有充分的情感转变的理由，另当别论，可这种转变原因在文章叙述中难觅踪迹。文章给人的确切信息只有：喝下汨罗江水后，诗人感到江水太苦，感到“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后面还有一点细节，看到江边有渔翁在捕鱼，“一网撒去，捞回来的是最为奢侈的五月的阳光”以及“几条鱼苗”，所有的信息就是这些了。

难道这些内容就足以形成诗人情感的彻底变化？难道“江水”不好喝就应该产生一种逃避消极心态？（这江水当然没有诗人随身带的各种现代饮料好喝，这点诗人自己应该明白）。再说，在江边打鱼的“渔翁”，凭什么让诗人产生虚无惆怅之情？

要知道，从散文的叙事角度看，这是“实写”，是诗人在江边看到的实实在在的情景，就像诗人喝下混浊的汨罗江水一样，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件，这种事件如何使得诗人发生了感情上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要知道当今老百姓无论捕鱼为生还是捕鱼消遣都是和谐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无可厚非，即便从象征的角度而言，也何至于让诗人产生这么严重的挫败感？就算当年的屈原，面对这些渔翁，也不至于产生这么些稀奇古怪的颓丧悲伤想法的。我们的熊诗人实在太浪漫了，浪漫得连郁达夫，不，连屈原都望尘莫及了。这确实算得一个不解之谜。

由此可知，熊召政的《饮一口汨罗江》即便按照“经世利民无稽子”所引用的孙绍振先生的观点，也是解释不通的，反证明了熊诗人在艺术逻辑、情感逻辑、现实理性逻辑上的种种悖谬荒诞。与郁达夫的浪漫相比，相形见绌，真假立判。我们可以得出确切无疑的结论：郁达夫才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而熊召政只是一个虚假的诗人，他的浪漫也只是一种虚假的装疯卖傻的违情悖理的浪漫。

（大方客于2011年）

（文字来源：大方客的网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