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湖诌
在2017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正式成立了独立的技术研究部门“达摩院”,称将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首批公布的学术咨询委员会十人中有三位中国两院院士、五位美国科学院院士,阵容堪称豪华。
达摩院的研究方向主要还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具体包括: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下一代人机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阿里巴巴将在未来3年向达摩院投资1000亿人民币。
关于达摩院的成立初衷,马云说,在阿里成立后的前八年里,他曾严令禁止公司成立研究院,认为很多公司的科技研发机构“研而不发”,阿里要确保有足够的盈利后才能在科研方面往前走。而随着近些年阿里巴巴的体量增大,马云认为阿里已有必要在科学技术领域有所思考和沉淀,这才有了达摩院的诞生。
说到达摩院的愿景,马云在发布会上透露:
1、“达摩院”要有独立生存能力,且必须活得比阿里巴巴长,至少85年(马云曾称阿里巴巴要存在超过102年,目前已成立18年,所以还有84年)
2、达摩院要服务全世界至少20亿人口。
3、达摩院要学会自营自立,阿里虽给予了1000亿人民币启动资金,但未来达摩院要靠自己挣钱。
这三个愿景看似羚羊挂角,其实却真正指出了商业公司旗下科研机构的几个核心问题:
1、机构到底能否相对独立?能否并行而不是依附于母公司?
2、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有多广?
3、研究成果的商业转换率有多大?
这三点从本质上是相关甚至依存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广,专利价值才能大;商业转换率高,机构获得了稳定充沛的资金,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研发环境,研发才可以不受限于母公司的短期商业需求;拥有了话语权,才能让科技回归科技本身,而不是Research for profit(为利润研究)。
但落到实处,能做好这套循环体系真的不容易。
在AI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的微软研究院,尽管论文水平在业内遥遥领先,但技术成果的商业转换率并不可观。马云在演讲中意有所指:“我们不能仅仅靠论文活下来,90%以上研究的东西,不能只在实验室里面,必须在市场上。”
再譬如,诞生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先后属于AT&T与朗讯公司,研发出晶体管、移动电话技术、太阳能电池、激光、UNIX系统、C语言等成果,对人类信息技术发展进程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奠基作用。
但贝尔实验室终究衰败了,因为它研发资金大部分来自母公司,当AT&T遭遇拆分变故或经营绩效差的时候,自然就影响到了实验室的研发投入。贝尔实验室在基础研究上的成果显著,但基础性研究终究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风险高,大部分商业公司都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现在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阿尔卡特朗讯正促使其退出基础科研领域,更倾向于让其向市场热门技术转型,如网络、高速电子学、无线技术、软件等。
此外,商业公司属下的研究机构,还要学会应对知识的溢出效应。当年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发明了用户图形界面,实际上却成就了微软与苹果两家公司,其自身并没有多少收益。
阿里的达摩院号称要兼顾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但目前也面临一个悖论,那就是科研与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阶段。3M公司的Geoffrey Nicholson博士曾给出明确的定义来区分两者,他认为“科研是将金钱转换为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转换为金钱的过程”;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李凯进一步阐释,说“科研是为了发现新知识,而创新是为了构建新产品。”“成功的创新是市场驱动的,而不是技术驱动的。”
马云对达摩院是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它应该解决足够大的社会问题,解决的问题越大,收益就越大”,但达摩院毕竟才刚刚起步,具体如何处理独立性、技术影响力与商业转换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阿里管理层与科学家们认真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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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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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湖诌”,不八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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