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伊朗为什么会从世俗开放,走向伊斯兰革命?

火烧赤壁

百家号17-07-1913:57

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依据霍梅尼所著《伊斯兰政府》作为治国纲领,建立国家政治、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制度,在国内推行“全盘伊斯兰化”的政策。1979年12月,举行国民投票,通过了新制定的伊斯兰宪法。新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以伊斯兰教什叶派(即十二伊玛目派)教义为立国准则;霍梅尼为终身宗教领袖,在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方面拥有最高权力;总统和议会依新宪法由普选产生;政府必须奉行“安拉之法度”,以行政、司法为主要职能,并受宗教领袖和教法学家的监护、指导。

1971年,为了纪念居鲁士大帝登基及伊朗君主制度建立2500年(实际上从居鲁士上台到1971年不足2500周年),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开幕。这场庆典极尽奢华浪费,有专门为客人准备的巨大的帐篷行宫和寓所,有专门从法国采购的食品和聘请的厨师,有精美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所有的一切无不在显示着伊朗的风光和良好的发展。可是仅仅八年后,伊斯兰革命横扫全国,多年的世俗化进程被打断,伊朗在许多方面又开起了倒车,使人不禁疑惑,本来不是好好的吗?发生什么了?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开始,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空前强化,宪政制度成为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1941年,国王礼萨汗退位,君主权力曾一度衰微,伊朗政坛出现了多方势力并存的局面,议会成为了角逐国家权力的舞台。但在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恢复君主独裁,民主浪潮宣布流产,君主独裁的铁幕落下。

在之后的24年中,伊朗政坛再没起什么波澜,巴列维国王将此归功于自己优秀的治理,实际上政坛的平静只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巴列维国王的君主独裁只能掩盖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能消除它们。在君主独裁的蒙眼布下,伊朗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无人解决,不断加剧。

伊朗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教国家,长期以来宗教政治独立于世俗政治,二者并存,世俗倾向与宗教倾向此消彼长。伊玛目(伊斯兰教宗教首领和祭司)学说广泛影响着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生活,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欧莱玛(指精通宗教经典并具有丰富知识的伊斯兰学者)才是沙里亚(伊斯兰教法的专称)的体现者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至于国王,他的统治只能局限于世俗的范围。

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和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都得到过什叶派欧莱玛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什叶派传统的宗教理论是巴列维王朝的官方信仰和御用学说,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政治也加强了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治,因此一直以来,教权和王权处于共生的状态,谁也离不了谁。

当时的国际上,美国对国王一味加强个人专制,而不考虑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做法表示不满。

1959年,来访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伊朗国会发表讲话,暗示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对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肯尼迪上台后更加公开施加压力,要求国王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再加上巴列维国王自己羽翼丰满,欲求挤掉教权,自己垄断权力,遂发动“白色革命”,并在1963年1月宣布了“白色革命”六点计划,其内容是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有工厂的股份、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企业分红、成立扫盲大军,希望通过改革巩固王权,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达到了。

什叶派欧莱玛一直是构成伊朗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采用传统经营方式的宗教地产瓦克夫是什叶派欧莱玛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可以看出土地改革和解放妇女对于教会无疑是打脸。本来是两方一起吃的蛋糕,现在国王要一个人拿去吃了,宗教界当然不干。

地主也由于改革势力大减。50年代的历届国会中,地主控制了三分之二的议席。而1963年召开的第21届国会中有95名文官、32名专业人员、24名农民、9名工人、8名商人、11名私营工厂雇员和4名巴扎行会成员,地主只有7名。由巴列维密友控制的新伊朗党直接控制了议员提名和内阁组成,并把全国所有的工会、行会、雇主协会等等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国王直接掌管高级军官的任命、国家情报组织、国营公司等等,巴列维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政权,完全控制住了伊朗政治生活,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60年代中期起,伊朗的政策围着国王的意志打转。议会虽然继续运转,但它已经成了一个摆设,被政府支配,机械地执行国王的指令。1975年,即使连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

国王的决定,伊朗将成为在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这种专制独裁的干预,在全体人民的许多阶层之中引起了极大的怨恨情绪,当然在这些年中,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在政府的打压和严密监视下变得隐蔽了而已。

最后希望、寄予宗教

当时公开地表达不同的意见或批判巴列维独裁制度而不引火烧身是不可能的,所以针对他的攻击需要一层伪装,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批判西方文化,捍卫伊朗本土的伊斯兰价值观的形式来完成。当时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阿尔·艾哈迈德就完全鄙视一切西方的东西,呼吁伊朗人不要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伊朗大众的想法。

如前所述,“白色革命”极大动摇了旧的政治基础,但又没能代之以新的,巴列维国王由此陷入空前孤立的尴尬状态。巴列维王室由于过于贪权,使得本来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宗教界力量最终反目,而与此同时,根本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世俗政治,民众无法通过议会、政党的形式发声,宗教在这种时候成了唯一的出路。

随着极权政治的加强,巴列维国王一方面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成为众矢之的。怨气腾天的民众和宗教界一拍即合,宗教成为了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反对派应运而生。那时的清真寺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议会的作用,成为反对巴列维王朝专制统治的主要据点。传统社会势力的不满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反抗融为一体,有着结束独裁专制的共同目标,使得全国革命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1963年,宗教领袖霍梅尼因为抗议政府遭到逮捕,尽管如此他依然继续他的批评。在当时的宗教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大声谴责和美国签订的军事条约是违法的,这使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好感度大增。当霍梅尼于1965年被逐出伊朗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一支忠诚并且具有良好组织的追随者队伍,这些人在国内不断地代表霍梅尼活动,筹集资金,宣传思想,一样没落下。

此后数年,霍梅尼致力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俨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主斗士,在伊朗民众中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宛如一根磁铁一般吸引着各阶层的伊朗人民,成为了反对运动的最高领袖。

 同为海湾国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势必对其他海湾国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只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上:伊斯兰复兴主义者极力反对王室对国家的控制,追求教法学家的统治。

  二,地缘力量平衡被打破:波斯湾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都是伊朗输出革命的首选之地。八十年代初,伊朗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支持这些国家国内极端激进势力的活动,甚至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鼓励他们推翻本国政府,建立伊朗模式的伊斯兰政权,由此而使得这一地区的局势日益动荡。在伊斯兰教的故乡——沙特阿拉伯王国,爆发了穆斯林极端主义武装团伙非法占领麦加禁寺事件,企图发动政变,在一个晚上推翻被他们认为是腐败的“反伊斯兰的”沙特王国政府。几乎与此同时,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沙特东方省,爆发了反政府的群众暴动,使沙特政府再次感到震惊和不安,并把这次动乱与伊朗的策反联系起来。在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巴林,在80年代初发生了两次未遂政变。在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都出现了支持伊朗革命、反对本国政府的公开的或地下的伊斯兰运动。各国的官方舆论宣称,这些动荡不安的行使都与来自伊朗的“伊斯兰威胁”有直接的关系。为此,海湾六国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加强它们在这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应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危机。

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