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长文】难民or移民?被误解的广州黑人群体

星火财经记者联盟

发布时间:17-06-2612:04

一场有关“中国应否接受难民”的争论连日来在中国网络场域持续发酵。而中国外长王毅23日在黎巴嫩应询中东难民时的一段表述,也被外界强行与这场尚未平息的风波关联在一起。

事实上,与难民有关的问题始终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交媒体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而与各路传言与说法同时进入公众视野的,还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广州等多个城市设秘密难民安置点”的消息。

此消息真伪姑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难民风波之前,外界就对于存在于广州的黑人群体存在诸多误解。有人将广州黑人当做难民,也有人视这一群体为移民。而经过星火财经记者实地探访调研后发现,难民或是移民之论不过是以讹传讹的误解。

在广州天秀大厦四层的一家内衣店里,女孩小美(化名)正熟练地用英语和一个身形健硕的、着穆斯林长衫的妇女进行交易。她拿着样品,就款式、材质等反复向这位妇女讲解了快半个小时,后者最后只买下了600件文胸。只见这位妇女慢吞吞地从宽大的黑色袍衣里摸出了几张皱巴巴的美元,捋了捋扔在柜台上,再弯腰把装货的编织袋口打了个结,拖在地上,慢悠悠地离开。

广州是中国第三世界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但他们和上面那个穆斯林妇女一样,不是联合国难民署秘密安置的难民,而是坐着埃塞俄比亚的“红眼航班”来中国淘金的商贩。

越秀区小北路的天秀大厦一带则是黑人活动最频繁的区域,商铺、酒店、餐饮、娱乐等配套产业链都是围绕黑人组建,周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洲黑人的周期性贸易往来。

2010年以后,由于全球贸易的不景气、埃博拉病毒的侵害以及中国地方上管理严格和规范等因素,使得来广州的非洲人数持续减少,个体商贩的贩运量也大打折扣。

此外,留居广州的黑人处境与以往也大不相同。之前有消息称,政府遣返非法逗留中国的8万多名尼日利亚公民,虽被证实是乌龙新闻,但是足以反映人们对中国黑人问题的担忧。

为什么非洲黑人都选择来广州?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女商人坦言,选择广州和越秀都是由于习惯。前人来广州探明了路,把经验带回非洲,后来者就因循足迹前来。其他地方因为缺乏了解,不敢贸然前往。

白日里,越秀区街上的黑人并不是很多,走二十分钟的路大约能遇到三五个黑人。迎面对视,他们大多表情淡漠地自顾赶路。在广州,中国游客向黑人问路的情况比较常见,只要语言过关,他们很愿意跟你在街边聊上一小会,并会像本地人一样为你推荐最省时的路径。

除了肤色和语言,其实很少感到广州黑人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对这个城市的适应程度要比外界想象的要高。但媒体之前的种种负面报道,还是让广州黑人的生活并不如看上去那样轻松。

在广州的黑人从事着各式各样的职业

“失焦”的由来

卫青是来自刚果(金)的留学生,现就读于暨南大学。与他初次相见是在小北路一个商场里的东南亚餐厅。今年24岁的他,衣着发式都比较前卫,像是一个地道的Hiphop 歌手。谈及在广州的生活,他表示一开始并不适应,但慢慢也就习惯了。

卫青学习中文最初是为了当医生,因为家乡很缺医务人才,但现在他改变了想法。“明年九月份我想申请读建筑,英文授课的那种,我喜欢说中文,但不愿意写中国字,太复杂。”卫青低着头边说边用叉子拨动盘子里的鸡肉,眉头微皱。看得出他对这道自己点的菜并不满意。

对一个陌生城市的习惯或者适应,并不等于文化认同,要知道非洲人来广州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他们并不携带文化吸收和传播的需求。每当和黑人朋友聊起对中国、广州的印象时,他们在一开始都会表现得很礼貌,会说自己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广州这座城市,但随着谈话的深入,他们会讲述自己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往往并不那么美好。

卫青讲述了一次搭出租车去机场的经历:“当时车比较少,司机不打表,一口价要100块,我跟他最后商定为80块。但中途司机说堵车耗油,再加上过道费,要我拿200块,我拒绝,说不能给他这么多。那个司机于是打电话叫来七八个人,说要是我不拿300块,就打死我。为了保命我只好交了钱。”

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卫青很受伤,让他对广州的感受变得复杂。然而这种复杂的感受广州人同样在遭遇。

天秀大厦的保安讲述了一个非洲男性在广州玩弄、抛弃中国女性,导致后者精神失常的事例:“有个中国女孩被黑人骗了感情,没结婚就怀了孩子,黑人后来回非洲了,不要她了,她就疯疯癫癫地到这来说要找老公,她认为这上面的人认识那个男人,但就算认识,谁会告诉她呢?”

谈到现在中国舆论对广州黑人的整体评价并不算友好时,卫青也只是苦笑表示无奈,“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我喜欢广州,但我不知道能在这里呆多久,要是能找到工作就留下,找不到我就必须回国。”

近年来,各方媒体关于广州黑人问题的报道、表意愈发模糊,尤其体现在相关数据的失实上,这容易造成大众认知的失焦。而广州黑人相当程度上就生活在这个被认知建构起来的失焦地带。

广州的外籍人士都有自己的民间组织,各组织之间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刚果(金)在华民间组织总领袖Felly透露,现在广州拥有居留权的所有外籍人士合计仅约2万人,其中非洲人只占一半甚至不到。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蔡巍证实,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广州的实有非洲国家人员为10344人,达到近年来最低值。之前曝出的数字称长期居留广州的黑人有10-20万人,甚至有报道称已近50万人,这种数字表述未免过于草率。

今年38岁的Felly已经在广州生活14年了,对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以及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情规则早已谙熟,这也是他能被选为在华民间大使的重要原因。此外,他的生意做得也还不错,算是非洲人在广州的“成功人士”。虽然是民间领袖,但实际上他承担着很多官方的工作,一旦本国人在中国出了事,刚果(金)驻华大使会第一时间找他,解决问题也往往依靠他的运作,所以某种意义上他就是官方代表。

近段时间舆论对广州黑人的压力比较大,Felly接受媒体访问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按他的解释,是想让大众听到他们这个群体的声音,他们也是人,不是黑鬼。Felly表示,之前有媒体来找他做采访,但是后来刊登出来的内容完全曲解了他的意思,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他现在不是太相信记者。“如果媒体写了不太好的东西,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媒体写完就走了,但我人还在这里。在广州,找到我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是有公司的人,他们去网站上搜很容易找到我。我和广州公安分局的人关系都非常好,连我住哪里他们都知道的。”

“黑色候鸟”的停栖困境

服务员端来了felly最爱吃的的酸菜鱼,他站起身拿起长勺向碗里添了几块鱼肉,又盛了两勺汤。长期的在华生活让他逐渐喜欢上了中国菜。随着交谈的深入他也更愿意把真实想法表达出来。

作为刚果(金)在华侨领,他每年会到广州出入境管理办公室参加两次会议,与会的除了广州的领导、民警,还有所有在广州的民间侨领,会议主要是为了听取侨领们对生活在广州各方面的意见。Felly表示,外国人在中国面临的困难有相通之处,但非洲人的困难有着特殊性。“有些事直接跟领导说当然好,但是你要知道,涉及到一些事情并不是广州能做主,他们也是要把我们提出的建议申请去北京。北京是capital,只能他们做决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签证问题,现在在广州每个有工作证的人,都只能拿一年签证,如果我们想申请5年,不可能马上实现。”

的确,目前困扰广州黑人的最大问题就是签证。2013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相继开始实施,非洲人很快感觉到了在华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非洲人在涉及违法犯罪时所面临的处罚力度增加了,而且在华签证续签的难度也提高了。

在新移民法实施以前,广州的出入境政策是很宽松的。一般来说,在广州出生的非洲小孩可以一年不用办理签证,但现在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超过两个月就没有任何留下的办法,而且孩子也是违法的。

现在获得中国签证越来越难,来穗经商的非洲人首先需要一张得体的书信来获取商务签证,可能要花上3000美元左右。还要提供机票和良好的财政状况证明。

对非洲人而言,现在来中国毫无疑问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即便在申请阶段就要耗费5000-6000美元,而就算所有文件都已完备,中国大使馆也有可能拒绝其申请。

学生、有注册公司公司的企业家,以及中国公民的配偶可以获得长期居留证,并可以在当地更新相关文件。北京、上海市政府发放的居住证,有效期一般都在一年以上,相比之下广州市政府颁发的居留证的有效期要更短,一般只有三到六个月。

毕竟像Felly和卫青这样的成功商人和学生只占广州黑人人口的少数,可想而知,想要长期居留,对大部分黑人来说都几乎无法实现。

除了签证问题,地方管制也是困扰广州黑人的一大难题。随时可能遭遇的盘问,让以卫青为代表的非洲人感到很不自由,卫青说:“感觉像是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一直被监视。”

卫青对繁琐的管制方式非常不满:“以前我可以随意到其他的城区去,但现在不行了,到哪都要查护照和签证,还要随身携带住宿登记证,如果没有登记证,被抓到就要罚2000块钱,我去过上海、杭州还有宜昌,那里并不这样,只有广州这么做。”

Felly对广州的管理模式有着自己的看法:“办理登记表对我来说并不复杂,除非是房东没交税,那就比较麻烦。至于查护照和签证的问题,说实话我只在中国遇到,在美国和欧洲哪些国家,我可以把护照放在家里,到哪里去都没问题。我跟广州派出所的人也聊过,他们也有自己的说法,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一半一半。在广州有一些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他们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样去管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方法上可不可以礼貌一点不要一上来就动手,喊着把谁关起来,外国人也是人,能不能慢慢来,把情况搞清楚再抓人。”

在越秀区的宝汉直街,每隔二百多米就会有一个治安岗亭,更有辅警三四人一队,来回巡逻。在问及为什么近年来广州针对黑人的管制力度加强时,一个年轻的巡警张峰(化名)说道:“还不是因为中央对广州这边的管理不太满意,媒体报道都是负面的,政府比较有压力。”而说到对黑人群体的印象,小张撇了下嘴说:“没什么感觉,守秩序大家相安无事,不守秩序肯定要抓他,这里是中国,一定要按中国的法律办事,非洲人比较散漫,不好约束,而且身上味道太重,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股味道能呛死人。”

被毒品与性犯罪浇铸的“污名”

新移民法的背景下,合法居留广州的黑人尚且遇到重重阻碍,而真正的“三非”处境则更加艰难。据本地人介绍,这些“三非”多是很早以前来广州的非洲人,由于混得不太好,签证有过期,而回国的费用又太高,自己在中国还能勉强维持,就偷偷留下来了。

贩毒、诈骗、强奸、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往往与“三非”绑定在一起。由于非法居留的成本变高,加上查处力度变大,使得这些人开始向广州周边的城区转移,比如佛山的黄岐。而留在广州的“三非”也都分散地躲在各居民楼里,直到深夜才敢出来。

在越秀区建设六马路附近,以前有很多黑人酒吧,现在都已“神秘”地转移了。深夜,一地雨水的小巷里,一个身姿挺拔的非洲大叔头发花白,衣着也比较考究,像是布鲁克林街区走出的帮派教父。对谈时所用的英文语法比较官方,看得出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当得知想要找黑人酒吧时,他立刻警觉起来,询问意图,并索要名片,未果后他把脸一甩径直离开了。看着他踏着坑洼远去的背影,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在暗示:“跟我来,今晚有你爽的。”

黑人酒吧往往会令人联想到不法活动,特别是毒品和性交易,但其实这类交易多为露天流动性作案。有着“非洲坏孩子”之称的尼日利亚被认为是把广州毒品交易推向全球化的罪魁祸首,几乎所有广州的毒品交易都和他们有关。Felly曾到监狱探视过因贩毒被监禁的刚果老乡,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国家的人会走上贩毒的道路,最后得知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唆使他携带的,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携带的是毒品。

至于强奸,卫青和他的好友Jules承认这类问题的确存在,但称并不普遍。到广州来的非洲人多为20—40岁的成年男性,一般是单身或者伴侣、配偶不在身边,所以解决生理问题是一个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就会走上强奸的道路,大部分非洲人都有着宗教信仰,对男女问题是比较避讳的。

再一点,中国女性从身材来说并不符合非洲男人的审美。卫青之前交过一个中国女友,但是最后还是分手了,卫青坦言自己还是喜欢非洲女人,不仅仅是因为沟通起来比较自然,更重要的“是非洲女人的臀部都很大,这对男人挑选另一半很重要。”

至于那些性犯罪事件多发生在酒吧和夜店,Jules表示,有些女人会主动挑逗黑人,而她们往往就是从事性工作的,这样就很容易发生强奸事件。

行走在夜里的建设六马路上,不时会看见有中国大妈向路人介绍自己手上的“资源”,所谓资源就是各国在广州的性工作者,这里面也会有非洲女性,但同样由于审美差异,在欲望方面,中国男人对非洲女人也是难以接受的。

也许是卫青和Jules不愿提及,也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很多广州黑人并不能像他们那样享受留学生的优待,能与朋友合住在月租三四千元的宽敞公寓。绝大部分黑人都居住在小北路、登峰街、三元里、广元西路等地的廉价(14-37美元/天)宾馆里。

三元里的广元西路附近也是黑人聚集较多的区域,基本上都是来自非洲的贩夫走卒,他们都是省吃俭用,拼命挣钱。

中午的时候,很多非洲人会到小吃街上的食档买一种可以添四勺不同菜的10元钱份饭。来自赞比亚的小伙Gentle boy(社交网名)在吃完份饭后,用大拇指擦了一下嘴角的菜油,趿拉着人字拖走到旁边的便利店,想买一瓶矿泉水,却发现身上只剩下一块五角钱,那瓶矿泉水要价两元,与老板还价未果,他只好把已经拿在手里的水放回到货架上。只身来华的他以向非洲贩运中国廉价山寨鞋为生,即便生活并不顺遂,而他朋友圈中最常见的字眼是“Thank god for life”。

其实仅仅是一张签证就足以把广州黑人从内部划分成不同层级,不同层级之间有着明显的驱隔。一个在广州生活多年的年轻人介绍:“更多的黑人家境并不优渥,为了来中国淘金可以说是不惜倾家荡产,然后在广州从事一些比较低等的工作,甚至有些非洲男性会到夜店提供性服务,或是给中国老板当保镖,处境很悲惨。”

很难说这些困境是出于现实所迫还是主动选择,但这些来自非洲的“黑色候鸟”的确在遭受着落地中国的停栖难题,然而无论是签证困难还是管制严格,其实都围绕着整个群体的被“污名化”展开。

这种“污名化”背后裹挟着种族、阶级、消费能力、犯罪、信用等诸多元素,加上非洲人在广州的现象毕竟只是周期性的短期停留,个体的流动性和自主性都非常强,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使得不同族裔间的深入了解缺少时空桥梁。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李志刚在受访时提到:“全世界只要有移民的国家,都会有针对移民的偏见、观点出现,特别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大家很容易把对体制、经济、生活的主观不满投射到黑人群体上去。”

在超市里买东西的黑人

广州属地问题才是真正焦点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广州也只是一个以吐纳本国各地流动人口为主的相对开放城市。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并没有直接作用在移民政策上,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入籍门槛最严苛的国家,没有之一。无论是从外部政策还是从主观意愿来看,广州黑人都并应该用“移民”来定义,他们只是周期性的迁移者,与中国的外省打工、经商者并无太大差异。

此外,所谓的“黑人社区”也并不确实存在,至少在传统社区的意义上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习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场合从事特定的活动,一切都是流动和临时的,而所谓社区的观感,也许就是这种流动和临时性的定格和放大。

李志刚教授表示,首先,西方学界关注广州黑人一般是从关注非洲问题开始的,而这背后往往有国家和国际的项目推动。学者一般都是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通过非洲人知道了广州,发现广州在中非贸易中很重要。伴随中国崛起,他们把广州黑人作为一个新现象去研究,以此来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

其次,说中国对非洲移民政策的缩紧是处在整个逆全球化的结构中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也是得利者。

由此可见,无论是各路媒体还是中西学界似乎都没有找准广州黑人问题的焦点,这事实上也从侧面验证了“失焦”的观察与判断。

广州黑人问题不是移民问题,也并不指向明显地牵扯国家和全球,该问题更多地指向广州的属地问题,过去人们过度地侧重黑人而忽略了广州,而广州恰恰是回答问题的关键。

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的梅涛(化名)任职于一家中国人经营的鞋材公司,由于公司业务主要面向加纳和尼日利亚,所以平时和非洲人联系密切,关系也比较熟络。

他讲述道:“其实广州小北和三元里的经济都是非洲黑人带动起来的,如果说黑人不在这里做生意了,恐怕广州大部分人都没什么饭吃。现在广州感觉没以前自由了,可能是上面施加的压力比较大吧,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已经被砍掉了,由于成本升高加上汇率起伏,很多场子都倒了。我们也在非洲设了场,把生意转移到那边去做。”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落地非洲,经营游走法律边缘的微小企业,非洲人在中国似乎越发没有价值,这也迫使非洲人进行企业转型。据梅涛介绍,现在一些非洲商人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内地的其他城市,比如黑龙江、上海、武汉、石家庄等地,到这些地方买机械,从进口最末端产品向自己制造产品转移。年轻一代的非洲人更懂得依靠网络来获取信息,他们逐渐摆脱老一辈人的经验束缚,目光不再只局限在广州。

显然,在广州的中国商人和非洲商人都在积极谋求转型,而广州作为珠三角的一环,其经济转型却迟迟没有实现。广州有着悠久的对外开放血统,包容与互恤是它的城市品格,中非商人自下的流动求变,或许可以为广州的自我调适提供动因和参照。

刚参加完今年4月广交会的Felly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表示:“今年广交会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人不是很多,工厂规模也不如以前,反正还行吧,还行。”看得出来,他现在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他仍然乐观地说:“一条路走不通没关系,还会有其他路,不能因为走不通就不走了,对不对?”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ID:cctv11227)莫言主笔,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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