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日相似之处

近代中国

2017-06-25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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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荫贵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分别开始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和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明治维新运动,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这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中日两国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日本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不仅摆脱了沦为西方强国殖民地的危险,反而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打败了同时起步的中国,以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姿态出现在东亚。相反,中国不仅未能摆脱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在过去一败再败于西方强国的基础上,又败给几乎同时起步且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很多的日本,不仅割地赔款,而且因“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西方强国随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从而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中日两国同为后发国家,在大致相同的时段里开始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结局却差异如此之大,个中原因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政府干预经济(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如何干预,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课题。本文在此处提出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不同的干预措施导致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不同结局,是根据当时两国实际的史实得出的结论。至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与现代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是否一致,并非是本文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没有涉及和讨论。这里主要是提出了问题,至于对此问题如何深入分析和研究,可以留待以后另撰专文加以解决。)角度出发,论证政府干预的不同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

求富中日两国在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标志的早期现代化时,历史背景、起步条件和发展进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至少可以举出以下方面。第一,两国在19世纪中叶被列强打开大门之前,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很不发达,农业人口占极大比重。中日两国都是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奠定了两国的基本地位和物质基础。中国在1887年时,农村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80%;日本在1872年时,农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72%。(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绖泾史要痎》,东京:东京大出版仝,1990年,第6页表3。)两国人口相对于可耕土地面积来说,都处于高度密集状态,都有不利的人地比例关系。1887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过为0.17公顷/人,日本为0.12公顷/人。(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据第372、379页人口与耕地面积计算。)以农户计算,1888年日本每户耕种不满0.79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55%,耕种0.79—1.48公顷土地的农户占30%,二者合计占全部农户的85%。(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绖泾史要痎》,第15页表1。原表单位是“町”。为便于比较,笔者按樊亢、宋则行编《外国经济史》第三册附表每町合0.99公顷折算。中国缺以户数统计的数字。)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两国都占据统治地位,且都存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和资本短缺的状况。

自强第二,中国和日本都是在与西方诸强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开始各自的经济现代化。起步阶段和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强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26个。(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目录”,第1—2页。)从1853年被美国培里舰队首先敲开大门,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前的15年中,英、美、俄、法等强国迫使日本签订了25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通过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附属约款和协定等,从中日两国攫取了大批特权。在主要的条款如享有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开设“租界”、开放通商城市等方面,两国都是相同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两国过去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

富国强兵第三,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30来年,两国都具有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相对和平时期。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过中法战争、日本出兵中国台湾和镇压本国叛乱的“西南之役”,但都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在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外仍以商品输出为主,中日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选择和发展的主动权。第四,中日两国在被列强打开大门的时候,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启动工业化的条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引进兴办的一系列机器生产企业,都不是这两个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自然产物,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作为自救自强的措施,由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进和推行的。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维新政府都扮演了早期现代化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可见中日两国存在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原因是什么呢?编辑:郭小凤欢迎广大读者朋友们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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