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对政府报效

近代中国

2017-06-25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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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荫贵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近些年,对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里所说的近代股份制企业,一般具有以下几种主要特点,即得到政府的批准、有章程、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等额股票筹集资金、股票可以买卖、是法人组织等。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相关专题论文,也包括专门的史料集如上海档案馆编辑的《旧中国的股份制》(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年)等等。)这既与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深入开展相关,也与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动不无关系。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股份制逐步发展演变成中国近代企业的主流形式。(据刘大钧等人20世纪30年代调查,“大多数之工业皆由独资及合资经营,此二者在全国共占63%,而股份公司仅占25%”,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 1961年)第19页。另据南京政府主计部统计局编印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6月出版)第15页统计,自1928年1月至1947年6月止,全国各省区历年登记设立的公司总数为8088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达6283家,占登记总数的77. 7%,每家平均实交资本达5454. 57万元,均占各类公司登计数的第一位。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份公司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趋势中已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难以回避的问题是:这种新型的企业制度在中国运行和发展,是否受到过中国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否吸收了中国经济运行的要素?显然,回答这个问题,并非只有学术上的意义,当前中国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改制,也必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从本质上来说,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因此,资金的运行和变化最能反映出这种企业的特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在资金运行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特点。所谓“报效”,是指社会中某些地位低的个人或集团向地位高的个人或集团所做的无偿贡献或贡赋。股份制企业在中国近代出现后,具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对政府进行“报效”。总体看,晚清时期股份制企业数量并不是很多,且大多采取“官督商办”的体制。企业对政府的报效,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成立时就已经明确为股份制企业的类型。这类企业向清政府进行报效的状况可以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和电报局为代表。反映出这三家企业向晚清政府报效资金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外国列强在华轮船企业的竞争和国内社会环境的严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股本难招,内外债负压力沉重,尽管如此,当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后,在所借官款尚未归还完毕的1890年,就不得不向政府进行报效了。电报局和漠河金矿分别成立于1882年和1887年,这两家企业也都是在成立两年就开始报效的。第二种是成立时是官办企业,后在经办过程中改变性质吸收商股成为股份制企业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企业,清政府除了在改制时对其中官款的归还明确规定外,同时对报效也有明确要求。湖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是这种类型企业中典型的例子。湖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前身汉阳铁厂原是官办,后因经费困难加上官费难筹,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清政府于1896年吸收商股改为商办。清政府在批准将其改为商办时,对过去官办时期已经花费的官款库平银5586415两,“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具体做法是,“俟铁路公司向汉阳铁厂定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的办法, “将官本数百万抽足”。与此同时,又明确规定,在官本还清以后, “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局报效之款”。这种报效方式并非首创,而是沿用了此前清政府对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某些规定和做法。电报局在成立前,先由李鸿章派盛宣怀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另在紫竹林、大沽、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分局,由北洋军饷筹垫费用,从1881年4月开始架设电线,准备在电线建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招集商股,采用官督商办方式经营,并分年缴还此前清政府垫借的官款。电线架设完竣, 1881年12月投入使用。1882年初,盛宣怀和郑观应受清政府委派邀集商人筹议章程,议定于1882年4月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对于此前清政府垫借的官款,则规定从1882年5月起,先归还官款6万两,以后在5年内分期续缴2万两,免计利息。剩余官款垫款(约9. 8万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的洋务、军务电报作为头等官报,将其应收的电报费“陆续划抵”剩余官款垫款,待将垫借的官款归还完毕,“别无应还官项”之时,“则前项官报”仍然“毋庸给资,以尽(商人)报效之忱……”

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过多次波折于1890年投产后, 1893年即因火灾被焚。事后清查该局官私股本及债款约计110万两,但火灾后所余机器、地基和所存花布等项合计价值不过40余万两,损失达70万两。李鸿章事后在恢复纺织厂的计划中,除了准备在上海再建立一个“官督商办”的纺织厂外,还计划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召集华商分设十厂”,将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无着各款”的损失,采取“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的办法,“陆续归交。”可见,上述这种类型股份制企业不仅要承担报效清朝政府的责任,还要承担此前企业官办或有官款垫借时遗留下来的债务和损失。如果说清朝政府要求以上两类企业报效,是因为这些企业在开办和发展过程中,曾得到过政府垫借资金和某些特权优惠的话,(如招商局在开办过程中得到清政府垫借资金和贷款,获得漕粮专运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获得一定期限的专利权,以及某些减税和免税的优惠措施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此后某些仅仅要求清政府给予其开办权的股份制企业,也被要求报效,并把有无报效条款和报效额的多少作为批准企业开办与否的主要前提。这种企业可视为近代股份制企业报效政府的第三种类型。这类企业主要出现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以中国通商银行和内河小轮船企业的申请开办最具典型性。1896年10月,盛宣怀上奏清政府准许开办通商银行并呈送开办章程22条,总理衙门在批复的回文中,就公开责问:“第九条报效国家之款,于每年拨给八厘官利并公积花红以外,按十成分派,以二成报效,试问国家能得几何?自应于官利花红之外,按十成分派,应提五成报效公家。其铸银钱一项,所获利益应别订章程,另提加成报效,自不必在银行报效之内”。除此之外,还提出,“又闻英国国家设有要需,或数百万,或数十万,以一二厘利息责成汇丰,便可咄嗟立办,现在银行开设后,能否照此办理?”筹办中的通商银行面临垮台的危险。在此情况下,盛宣怀为了挽回颓势,一方面向李鸿章、翁同龢、王文韶、荣禄等支持他的清朝大员致电请求疏通,强调“华商气散胆小,本不易合,原议悉照汇丰初开时办法,势难过于抑勒。此事若使聚而复散,铁路招股更难”,请求“俯念商务成败所关,迅赐核准见复,俾得早日晓谕华商赶紧收股开办”。另一方面,盛宣怀再向总理衙门去电,说明“据律师云,西国银行并无余利报效国家……西国索取商民之利最为烦苛,而于银行不索报效者,因银行关系通国商务枢纽,国家得其无形之利甚宏。如有亏空赔累皆在股商,国家不任其害。如一有苛索,必致商人裹足”。又说,“据汇丰云,伦敦国家从无向汇丰借款数千百万之事。香港国家借款,亦须与银行随时随议,其利息系照商借一律”。并再次强调:“其各条扼要之处皆详询问管银行之大班律师,复与各总董及大班再四考订,凡可通融者,悉已劝谕遵行,实有窒碍者,势难过相抑勒,致使已成之局堕于半途,则今日之商情既沮,将来之纠合愈难。”同时,盛宣怀还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以从此不管银行事务为要挟。此时由于英、俄等外国势力加紧了觊觎中国金融权益的活动,清政府担心外国银行势力乘机而入,总理衙门才不再坚持要通商银行增加报效份额。如此,通商银行在原定开办日期一个多月后,终于得以成立开业。

汉阳铁厂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有允许外国轮船企业进入中国长江以外的内河“附搭行客,装运货物”的条款,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也电令各省督抚准许“内河行小轮以杜洋轮攘利”,同时又附带报效等种种条件。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到电令后,就认为“此举乃于商轮大有利益之事,只有令其捐助饷需,方准承办”。针对江浙一带商人申请集资招股开办小轮公司的情况,张致电上海道黄建筦,要求他设立一个总局和四个分局以便统管,对于新设立的公司,除“厘金于上轮及到岸时两头分收”外,每年利益还要“以一半报效充饷,行浙之轮其捐款与浙省各半分解”,并强调“不入此局者不准行驶”。限于史料,以报效为开办条件设立的企业当时有多少难以统计,但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则是可以肯定的。以上所举这些事例,仅是报效状况的一部而非全部,(这里之所以说仅是报效状况的一部分,是因为上述提到的报效金额,只是当时企业报效政府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例如轮船招商局为政府运输漕粮,因清朝政府低减运费,使得招商局在1899—1911年的12年中,就因漕粮运输运费太低的缘故积亏984800余两白银,实际上这也是报效的形式之一。又如招商局为清政府运输官物、军队和赈粮等时,有时是免费,有时是比正常运费低减很多的折扣运费,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变相报效”。)从中可见,晚清时期股份制企业向政府的报效涉及交通、矿业、电报、纺织、银行、钢铁等各行业。实际上,当时经营稍有成效或清政府认为有利润的企业,均需报效,报效数额也相当大。除表1所反映的情况外,按照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的规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到1911年时,报效数额据说已达到800万两。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企业向政府的报效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如果说,像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报效都还带有某些特定原因的话,那么, 1899年清朝政府派遣钦差大臣刚毅“彻查”盈利比较明显的招商局和电报局,规定两局“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余之款均著酌定成数提充公用”,则使企业报效朝制度化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按照规定两局除每年报效南北洋两公学常年经费8万两外,每年再报效政府实银6万两(主要用于北洋兵轮费),合计每年14万两,此为按余利70万两的二成计算,如余利超过70万两, “照数加捐”,“如遇亏折不敷”商股官利,“此项报效展至下年分摊补缴,”而中国通商银行和内河小轮公司没有报效或报效数额达不到清政府的要求就不许开办的事例,表明新兴的股份制企业需要向政府报效,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

该表反映了三家企业向晚清政府报效资金的情况进入民国后,在朝野收回利权、实业救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形成制度的直接报效表面上看受到了遏制,政府对企业进行勒索的变相报效却以更加恶劣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1926年7月北洋政府“征发招商局全部江轮专供军用”,九艘江轮全被扣用。10月,又有三艘招商局海轮在汕头被扣,使得招商局“南北洋各船相继停驶”。这些被征调的轮船不仅得不到运费,反而还得承担发生意外造成的损失,是年招商局蒙受的直接亏损即达173万余两之巨。再如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强行收购招商局,将之改造成国营企业时,以不到十分之一的代价,就将这家中国最大的轮船航运股份制企业收归手中,如果不是利用政府权力从上至下强行操作,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1935年南京政府以一纸债券作为官股,强行加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进而一举控制这两家股份制企业的事例,同样可以看成政府利用强权勒索企业的一种表现,是要求商民回报政府的一种变相报效的反映。编辑:郭小凤欢迎广大读者朋友们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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