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战钢锯岭》看美军二战战场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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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17-04-0816:05

从《血战钢锯岭》看美军二战战场救护

光亭

摘要:2016年12月美国战争影片《血战钢锯岭》在中国公映,取自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第77步兵师第307团1营B连2排的医务兵戴斯蒙德?道斯在冲绳战场上独自一人抢救下75名伤员的真实经历。在不少影迷慨然于主人公传奇经历的同时,也希望更多了解二战中美军的战场救护及配置情况,本文就带您了解一二。

图1:美国战争影片《血战钢锯岭》公映后,医护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开始为人所关注

战伤之痛,痛有几何?

战场伤亡是与战争同生的。中国古代就有裹伤再战的说法,裹伤,其实就是对伤口进行包扎处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处理战伤药,就是金创药和金疮药。金创药,是一个比较宽泛笼统的称呼,从字面理解,就是用来治疗因为金属利器造成的创伤的药物。我们所熟悉的云南白药,就是金创药的一种,主要是止血镇痛,不过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只能对一些小伤口有效果,如果是创口大、出血多的严重创伤,基本上就无能为力了,远没有一些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神奇。金疮药和金创药极易混淆,其实两者有很大不同。金疮药,是治疗因金属利器造成的创伤所发生的类似感染、化脓、形成疮疡等并发症的药物,但古代对于抗感染和破伤风基本没有特效药,所以伤口一旦感染,那就只能靠伤员自身的抵抗力来熬过感染期,人们经常在历史书中看到的“疽发身亡”,其实就是伤口感染引起并发症导致的死亡。因此,在冷兵器时代,重伤基本上就是等死,轻伤只能听天由命,伤员死亡率非常高。

中世纪时,西方国家对于伤员也只是简单包扎,止血则往往是用火或高温物体灼烧,相当残忍,对伤员来说不仅痛苦,还容易引起感染,甚至很多伤员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护,就干脆被遗弃在战场上。

热兵器诞生后,武器的杀伤力更大,战场救护的水平却没有大幅提高。尽管16世纪欧洲已经发明了血管结扎术,但由于技术复杂,直到18世纪,医学上通常还是采用高温烧灼止血。如果四肢负了枪伤,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截肢,而在19世纪中叶麻醉剂发明前,没有麻醉的截肢简直与酷刑无异。更悲催的是,即便施行了截肢,由于缺乏严格的消毒和杀菌,伤员依然还有感染的可能。

到19世纪下半叶,在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等数场大型战争中,伤员的处境丝毫没有改观。面对痛苦不堪的伤员及居高不下的伤员死亡率,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护士巡视制度、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相继推出,战场救护也因此得到大发展。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建立了军用医院制度,更使战场救护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

图2:美军在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了军用医院制度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战场救护程序。以英国为例,伤员首先被经过专业训练的担架兵抬下战场,然后送到最近的医疗站进行包扎、消毒等简单处理,重伤员则在医疗站经过初步处理后,再被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同时,吗啡被大量使用以减少伤员的痛苦,X光机也被广泛使用,用来确定子弹和弹片的位置。依靠这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和技术,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伤员死亡率下降到10%以下,而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战场救护,美军“土豪”级

二战中,较晚参战的美国,在战场救护领域堪称土豪。首先,美国给每个士兵配发单兵急救包。根据军种和年代不同,单兵急救包内的配置略有差别,但基本上不外乎绷带、止血带、磺胺粉和简易装的一针剂吗啡。急救包通常放在挎包里,也有为了方便取用,放置在钢盔上或肩膀上的。

图3:美军单兵急救包

图4:为了取用方便,美军士兵将单兵急救包放在钢盔上

其中,磺胺粉是磺胺类药物的一种,此类药物是一种广谱抗菌药,由德国生物化学家格哈特?杜马克1939年发明,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这是一种白色或略带黄色的粉状药物,疗效显著、性质稳定、使用简便、价格便宜,又能长期保存,非常符合战场救护的要求,即使到今天,也是仅次于抗生素的最常见的抗菌消炎药。

吗啡,以鸦片为原料提纯制成,在医学上常当作镇痛剂使用,从南北战争开始逐渐被采用,到二战时得到广泛应用,美军普通士兵的单兵急救包里都配有吗啡。由施贵宝公司生产的便携式西雷特吗啡皮下注射器,看上去就像一个迷你型的牙膏,里面是32毫克的吗啡,管口密封,是一个双头针管,使用时按下针管破开封口,然后进行皮下注射,几秒钟后,药效就会发生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注射吗啡之后,通常会把空的注射器别在伤员的衣领,以便让后续的医护人员了解已经使用过的吗啡计量,避免过量使用。由于注射吗啡远比口服更容易上瘾,大剂量使用后会让伤员染上毒瘾。

图5:便携式西雷特吗啡皮下注射器

其次,美军一线作战部队都有医护兵(MEDIC,亦称救护兵),也就是《血战钢锯岭》中主人公道斯的角色,职能相当于解放军的卫生员。二战时期,美国陆军每个步兵连战时编制都包括一名医护兵。医护兵通常会配备两个救护包和两个水壶,救护包里有绷带、吗啡针剂、碘酊或碘酒、磺胺粉、止血带或止血钳等,救护包里的药品远比单兵急救包里的种类多,数量也更大,两个水壶则是为了给伤员补充水分。医护兵的兵种符号,是带N字母的双蛇杖,或是红十字符号。医护兵的钢盔正面和两侧各有一个圆形的白底红十字标志,医护兵还配有红十字标志的袖标。

图6:医护兵的挎包和袖标

尽管《日内瓦公约》规定双方作战人员不得向对方的医护人员开火,但由于医护兵本身携带武器,又受过军事训练,所以很多时候并不被认为是非作战人员。他们醒目的红十字标志,有时反而成了对方狙击手的目标,这是因为干掉医护兵对于前线部队的士气打击很大。所以,到二战后期,医护兵基本上不再佩戴红十字标志,这一细节在影片中也有体现,道斯就听从战友的劝告没戴红十字钢盔。

图7:美军医护兵的服装

图8:《血战钢锯岭》中主角道斯的医护兵装具,红十字钢盔、袖标

当美军士兵负伤后,轻伤通常会由自己或身边的战友在伤口上撒上磺胺粉,然后用绷带包扎,如果伤在四肢则再用止血带在伤口上方扎紧,这样就能有效解决抗感染、止血的问题。如果是重伤就会呼喊医护兵,这种场景在很多二战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医护兵闻声赶来,迅速检查伤势,清理伤口,撒上磺胺粉,包扎止血,再根据情况注射吗啡,最后安排担架兵后送,整个战场救护流程一气呵成,简单实用。相比之下,当时其他参战国的战场救护就明显逊色多了。仅以吗啡为例,其他欧洲国家最多是在野战医院里才会给伤员注射,而美军则是普通士兵就有配发,可以在受伤后的第一时间注射,缓解伤痛。而在中国战场,普通伤员很难获得注射吗啡,甚至连普通的止痛药都难以保障,有时甚至在没有对伤员进行麻醉的情况下,直接手术。

两大法宝:血浆输血与青霉素

美军伤员在火线经过医护兵的紧急处置后,会被后送到师团级单位的医疗站,通常一个医疗站会配备五名医生、三名护士和12名医护兵,不仅能对伤员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救护内容就是输血。据美军统计,伤员死亡有一半是因为失血过多造成的。

战地救护输血不是检验血型后就对伤员输全血那么简单,毕竟人对人的输血极易发生输血反应。1939年,美国医生查尔斯?德鲁在研究中发现,血浆能替代全血,可以用于治疗失血性休克、严重烧伤及低蛋白血症,尤为重要的是血浆不需要区分血型,使用时不需要检查血型就可以给任何人用,这一点在情况特殊的战场救护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39年,德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现代血库。 1941年2月,德鲁应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政府的邀请,担任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血库的主管,该红十字会成为现代无偿献血机构的原型。截至1945年9月,美国红十字会共采集1300万单位全血,基本上全部制成血浆。这批血浆成为二战中美国最重要的输血资源,到战争结束时,还剩余约130万单位血浆,再送还给美国红十字会,用于民间医院的输血需求。

图9:发现血浆可以替代全血的美国医生查尔斯?德鲁

因此,血浆输血就成为二战中美军师团级医疗站最重要的救护工作,很多伤员在靠近火线不远的医疗站就可及时完成血浆输血,从而避免了因失血过多而导致大量伤员残疾或死亡的情况。在医疗站就能进行血浆输血,美国的这种战场救护能力在二战参战所有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经过了火线紧急救护和医疗站处置后,伤员伤情得到稳定,再被后送到野战医院进行治疗。野战医院,通常是由军或集团军级单位设立,规模一般都在300张床位以上,虽然医院的房屋设施比较简陋(通常是民居、山洞和碉堡等改造),有时甚至就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或木板房,但医疗设备却一应俱全,可以为伤员进行比较复杂的手术治疗。因此,对于多数伤员来说,到了野战医院基本上就保住性命了。

图10:美军医护兵在给伤员进行血浆输血

然而,一些伤员即便到了野战医院仍然很危险,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伤口感染及感染引起的各种并发症。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前,人们始终对伤口感染束手无策,基本上只能靠伤员自身体质和免疫力来对抗感染。然而,这个千年医学难题在美国参战前夕被攻克了。1928年,英国医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当时叫盘尼西林),遗憾的是,他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1943年,美国辉瑞公司掌握了青霉素的量产技术,由于青霉素对于控制伤口感染非常有效,因此美国军方与该公司迅速签订了采购合同。与此同时,还有19家美国制药企业利用辉瑞公司的技术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到1944年,青霉素的供应量已足够治疗二战期间所有参战的盟军士兵。青霉素的大量使用,有效减少了伤员因为伤口感染而导致死亡或截肢的情况。

图11:青霉素对治疗伤口感染效果非常显著

据美军战后统计,由于青霉素的大量应用,至少使伤员死亡率下降了15%。青霉素与原子弹、雷达,被并称为二战中的三大发明。因此,血浆输血和青霉素,也成为美军战场救护最有成效的两大法宝,挽救了成千上万美军官兵的生命。二战中,美军参战部队受伤累计60.8万人,伤重死亡约2.7万,伤员死亡率约为4.5%,创下了人类战争史上伤员死亡率的最低纪录。

本文刊登于《世界军事》2017年第4期(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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