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指出：抓好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强化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功能。

“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屡屡提及，可谓点中了当前金融业的“要穴”，表明中央政府一直明察秋毫，看到了当前金融业服务方向和资金流向存在的严重问题；且这确实是当前金融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

道理很简单，金融业如果“主业不主”，经营“心存杂念”，则必然缺乏经营定力，容易助长“见异思迁”行为，经营目光总会瞄住“高大上”产业项目和投机性强、风险高的泡沫产业领域，自然也就没有精力将服务重点倾向实体经济及“三农”产业，也根本无心服务好实体经济。显然，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与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及防止资金脱实向虚是一对矛盾对立统一体，金融机构如果不突出主业和下沉服务重心，就不可能服务好实体经济和杜绝资金脱实向虚；只有突出了主业、下沉了服务重心，实体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更好地支持，资金脱实向虚便可避免。

再联想到近年金融业经营行为和资金流向状况，金融业并没有处理好这对矛盾对立统一体的关系，由此衍生出不少问题：其一，大规模金融资金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流向大型项目、股市和楼市等泡沫产业领域，如2015年6月股灾期间，据有关机构统计银行业流向股市的资金不少于4万亿元；最近两会人大代表、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就表示要防止资金大规模流向资产泡沫领域，可见金融业资金脱实向虚的严重性。其二，近两年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既加剧了上市公司控投之争，引发上市公司经营波动，更导致了资本市场混乱；同时也是一种严重不突出主业、资金脱实向虚的不负责任表现。其三，金融机构主观经营意识存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主业不突出和资金严重脱实向虚。如近年银行业通过理财产品及其他中间业务“通道”，将资金暗地注入股市或楼市，加剧了股市和楼市的不稳定；尤其过多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业领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加剧了一、二线热点城市楼市价格非理性上涨，更导致了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高库存。据相关机构统计数据，截止2016年底中国商品房库存高达近7亿平米，绝大部分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使不少中小城市成了“空城”和“鬼城”，造成了大量生产资源要素的闲置和浪费。而且2016年7月银行70%以上新增贷款投放到了房地产领域，直年底有所好转但仍占银行机构信贷投放总量的四成以上，足见银行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严重性。其四，中央政府号召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但目前县以下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不是越来越充分而是越来越稀薄，表现在为“三农”服务的保险机构严重短缺，不少国有商业银行县及以下机构基本上收或萎缩，现有县以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大量资金被抽逃农村，也有不少资金脱实向虚，尤其不少资金跑向了城市大型项目或产业；也就是说不少农村金融机构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现象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观，不仅加剧了县以下农村地区产业资金扶持的弱化局面，使县域实体经济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成了拉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催化剂”。因此，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很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对立统一体，不仅中央政府提出的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会失去坚固的基础或陷入被动局面，且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防止资金脱实向虚的战略目标也会落空。

因而，从现实看，妥善处理好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与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及防止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庞大的金融系统工程，不仅紧迫，且更考验各级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的智慧和耐心：因为这项工程牵涉面宽、涉及利益主体较多，且错综复杂、难度较大，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要消除贪大求洋和一蹴而就倾向；尤其应做好打持久战和消耗战的准备，理清头绪，制定精确应对措施， 做到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将具体金融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少走弯路，降低金融改革成本，有效推进金融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具体说，可从两方面努力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和下沉重心：一方面，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须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严格“约法三章”，从源头上管住金融机构行为。一是央行在制定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同时，应建立降准、降息及短期借贷便利、正逆向回购等货币政策工具资金流向引导机制，对不符合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金融资金运行行为建立严格处罚机制，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差别降准率、差别准备金利率、提高基础贷款利率等措施督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及资金流向，迫使金融机构服务重心下沉并将资金注入实体经济。二是金融监管当局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各级政府金融行业监管部门，须制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动态监测机制，向金融机构提出“窗口指导”意见，督促金融机构服务重心下沉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同时，加大对金融机构经营服务理念的引导，使其服从并服务于国家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局，增强金融机构突出经营主业和重心下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重构严厉处罚机制，对金融机构忽视或背离服务方向、将服务重心或资金从县以下抽走、资金过多注入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监管处罚：比如银监会对银行机构高管进行诫勉谈话、取消行业任职资格、停止审批新设机构或开设新业务，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停职、禁止行业从业资格准入及对公司进行高额罚款、戴帽或摘牌等处罚；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游离监管进行体外循环或故意进行资金操纵的行为，给予取消其高管及机构从事保险业资格的处罚。使金融业各种经营行为始终围绕监管“指挥棒”和中央政府产业经济政策两大轴心旋转，永远与实体经济利益共存，与社会大众金融服务期盼同在。另一方面，营造催促金融业突出主业、服务重心下沉的政策经营环境和良好金融生态环境。这个问题须解决金融机构的产业引导问题、经营亏损和风险问题及金融机构服务社会氛围问题，让金融机构乐于突出经营主业和愿意将经营重心下沉；但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金融业是企业，不是民政机构，追求利润是无可厚非的事情；金融机构一切经营行为要在保证经营不亏损前提下实施，否则金融机构不可能去突出主业和实现经营重心下沉；而如果不注重经营效益和经营风险地突出主业和实现经营重心下沉，不仅不可持续，且会产生很危险的后果。对此，目前亟需各级政府完善各项政策体系：第一，各级政府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有效解决金融服务亏损和风险问题。包括构建一个由政府、金融业及其他利益主体共同注资的金融担保机构，注入足够担保基金，为银行业信贷资金投放实体经济出现亏损、为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投资发生股灾等各种情况下提供担保或赔付，让银行业及投资者放心贷款或投资；同时，建立信贷风险准备基金，在银行业依靠自身风险拨备处理有问题时，帮助银行机构在经济下行时期形成大量不良贷款时及时用于核销贷款，降低银行风险损失，使银行轻装上阵，坚定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重心下沉的信心。因为金融机构重心下沉接触的大都是低端客户，经营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强，受市场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弱，尤其“三农”产业更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较大，盈利能力非常脆弱，更需政府设立的风险准备金或保险基金进行“救助”和“补偿”。第二，各级政府完善社会作用体系，解决实体企业逃废债问题。要看到，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将信贷资金投向大型企业而忽略中小微实体经济，关键在于经济下行期中小企业经营不景气，加上管理不规范，信用观念不强，资金断链跑路现象加剧了银行惧贷、畏贷情绪，催生了银行抽贷、压贷、断贷行为，更加剧了实体企业融资困局，使银行机构与实体经济陷入了一场更加生死博弈的状态；尤其，农村居民信用观念更是淡薄，农村金融机构被故意拖欠、赖掉的贷款数额巨大，既恶化了农村金融生态，也让不少农村金融机构谈“三农”贷款色变。因此，当前整体社会信用体系处于相当脆弱或几近崩溃的边缘，亟需重建信用体系，重树金融机构扶持实体经济和将服务重心下沉的信心。这需各级政府部门加大整肃社会信用秩序力度，通过舆论媒体支持金融机构实行“黑名单”制度，公安、司法等部门协助银行加大对逃废债企业的曝光和打击力度，提高企业或债务人违法逃债成本，提高金融违法震慑力；同时，在农村地区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信用乡（镇 ）、村活动，让农民树立诚信理念，增强逃废债务耻感，自觉抑制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第三，中央政府应完善产业体系，实施符合我国实际的产业经济政策，解决金融机构资金流向不合理问题。我国金融机构资金不愿投向实体经济、不愿意为县及其以下实体经济或“三农”产业服务，关键是这些产业缺乏盈利基础，形成亏损和呆账的风险较大；而投向房地产领域、股市、债市及其他资金空转套利领域，则相对风险较小、盈利率高，金融资金趋利性决定资金脱实向虚和无法突出经营主业。对此，中央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规划时，要经过科学论证并立足长远，消除短期利益倾向；同时搞好产业决策的民主评议，广泛听取各行业专家甚至普通民众的意见，消除产业政策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尤其要充分吸取房地产业发展的教训，遏制事关民生领域的产业再次陷入“支柱产业”的怪圈，使产业政策能有效发挥调整产业结构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作用，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服务重心下沉的产业依托和导向问题，让金融机构安心将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并将服务重心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