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学术月刊》编辑部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承办的“面向2050年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峰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中路总部举行。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学术期刊界的专家编审、学术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由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主持。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联党组书记燕爽致开幕辞。燕爽在开幕辞中指出，时代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要实现学术上的根本创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与会的专家学者应该努力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的第一批学人，从时代出发，运用中国话语，总结中国实践，对中国发展提出基于社会历史实际的建设性方案。

本次论坛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华文明复兴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主张、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回应、自律与他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四个研讨专题。众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议题进行了澄清和研讨，努力为繁荣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思想力量。

2018年5月16日，“面向2050年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峰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中路总部举行。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离不开时代与现实。甚至“绝学”和冷门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一定的现实支持，其背后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也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如何看待和理解学术研究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如何使学术研究体现时代声音、回应现实问题，是众位专家研讨过程中所聚焦的一个重要议题。

把握时代性，首先要理解何为“当代”。《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南京大学王浩斌教授认为，需要以长时段的思维和历史的眼光来认识“当代”，需要从未来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定位“当代”。他指出，我们在理解“当代”时，是以一百年为周期的。理解这一百年，既要面向未来、面向21世纪，还要回顾历史、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只有从辩证的角度理解19、20世纪和21世纪的关系、理解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性。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教授侧重谈了时代语境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他结合自身研究，细致梳理了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手段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杨扬教授洞见了时代发展对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他指出，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新的议题会不断呈现，网络技术、云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会在研究中不断得以应用。他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文内容能够通过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得以达到新的高度。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姚玲珍教授强调了学术研究过程中“脚踏实地”的重要性。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分析时代背景、直面实际问题、了解现实状况。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研究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体现，同时还要关注和正视人民诉求的变化、幸福感和获得感衡量标准的变化。在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提炼出符合中国现实的方案和对策，以服务于改革的伟大事业。

复旦大学张涛浦教授结合理论的有效性谈了学术研究的现实性问题。他认为，外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某种转化与内化。在这个过程中，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应该有效解释中国社会事实，并有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他看来，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运用了先进的分析工具和精致的研究方法，但有效性不足，难以解决研究设计时所针对问题，这类研究往往不过是“精致的瓶”。

在现代社会，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非常精微、细密的学科分工。精细的学科分工代表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与规范化，但同时也造成了研究的局限和对跨学科议题的忽略。如何看待学科分工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现代日益成熟的学科划分体系与打破学科壁垒呼声之间的张力，是众多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对学科划分和真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学科体系中，研究所面对的真实问题可能会被具体、细化的学科所分解。这会在认知中造成对真实问题的抹杀，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对此，邹诗鹏教授呼吁刊界同仁不要因学科分化而局限自己，而是要力争消除学科壁垒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对于学者而言，要直面真实问题，即以高度的责任感来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和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基于这一层面，邹诗鹏教授认为，今天的会议形式——一种打破学科间壁垒的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是极有必要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凯锋研究员对邹诗鹏教授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她同样担心过细的学科分化会造成“问题碎片化”的现象。黄凯锋认为，在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通力合作和对话交流，对于我们解决“问题碎片化”的问题富有启示。她以法国哲学中的“身体哲学”为切入点，谈了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于认知和意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哲学范畴的理解，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是在跨学科交流中形成真正的学术创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学术月刊》杂志社常务副总编姜佑福结合自身学术研究和办刊经验谈了专业性、学术性追求和思想性、总体性追求之间的张力。前者强调研究的系统性和学术功夫的扎实，后者强调思想视野的宏大宽阔，二者对于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的运用各有侧重。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克服二者的弊端、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专业性与总体性的平衡，实现博大与精微的兼顾。

复旦大学的张涛浦教授以“总体性社会事实”和对人类命运的总体性把握为视角，谈了对学科分工的看法。他指出，随着学科分工的不断成熟与不断细密化，学术研究被内限于学术结构之中，而作为学术研究初始性的巨大原命题——“总体性社会事实”却因我们自身研究的学科分化而被忽视。张涛浦教授追溯了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程，这一历程正是总体性社会事实不断分化、分类，形成学科的历程。伴随着这一历程，不同学科的话语方式得以产生，并基于不同的话语方式形成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话语权。对此，张涛浦教授认为，细化的学术分工下的各个学科在产生自身成就的同时，应该进行学科的自我反思：反思学科自身的思维方式、话语结构，反思学科从何而来，并重新面对“总体性社会事实”这一初试性的原命题。张涛浦教授说，我们过去埋头看我们脚下的脚步，但是我们很少去仰望更远的地方。也许在学术研究越来越“圈子化”的今天，“仰望远方”成为更为迫切的需要。

不同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主张都拥有自身的特色，体现一定特殊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中国特色，形成中国话语，并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贡献理论和智慧。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主张也不能自我局限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应该具有普遍性的追求。这种学术主张的普遍性追求，既体现为学术交流的开放性，即积极与其他国家的学术同行展开交流对话、相互借鉴学习，避免出现学术研究的地域性偏颇；也体现为学术贡献的世界性，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上海交通大学的季卫东教授从个性与共性的角度谈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看法。他指出，今天的会议主题是面向2050年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其思想背景离不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这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主张，要关注人类命运，要有普遍性的追求。学术主张对普遍性的追求，也将有利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季卫东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追求对世界有影响力的学术贡献过程中，“互惠”或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互惠”既与中国的发展经验、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是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视的观念；另一方面，“互惠”强调对话双方之间的共识与理解，不以绝对标准为前提，符合了西方社会“绝对标准丧失”的现代化语境。这使得“互惠原则”兼具了某种程度的个性与共性，既符合了中国经验和价值观，也符合了现代化语境的需求。因此，季卫东教授认为，“正义的互惠观”可能会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全人类的理论贡献。

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将“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态势。他分别从研究视野及问题意识等角度阐释了对学术主张普遍性的理解：中国问题应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谈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向全球共同问题贡献智慧和解决方案；中国经验应该理论化——理论化是其被普遍接受的前提条件；中国经验影响世界的方式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实践，而非被简单“复制”。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用“一般性”这一概念来涵盖学术主张的“普遍性”。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熟发展，学术界应该阐释学术主张“一般性”的具体表现。在陆铭教授看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私有产权的保护，都是具有一般性的常识和原则。中国的特殊性则体现在发展阶段、历史起点、大国体量、文化传统等四个方面，这些特殊性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不变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该厘清不同特殊性的类别与排序，同时要将特殊性和差异性视为不同文明体之间一种互补意义的存在，而不是冲突意义上的存在，要将中华文明看作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独特文明体，将中华文明视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世界其他文明的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殊性本身促进了普遍性的发展，二者实现了相辅相成。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呼吁更多的理论创新和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问世，但同时也离不开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借鉴、对话交流。如何理解原创性的理论内涵及其与学术探索过程中相互借鉴之间关系，也是与会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主要论述了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如何处理与西方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落脚点应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意识。同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学习，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精细剖析、严肃研究西方学术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处理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上存在不同的选择，陈恒教授认为最佳的选择是“合作共赢模式”，即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与西方学术界交流合作、共同发展，而不是抛开人类文明成果彻底凭空构建自己的系统。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键研究员将学术探索的原创性与交流借鉴置于一个统一的关系之中：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既强调民族性、时代性，又具有包容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滋养了一个国家学术的原创性思考，包容性则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能因为强调原创而拒绝外来文化。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能够支撑学术研究的普遍性，因此必须以包容的姿态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对话，并相互借鉴学习。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何云峰教授结合办刊经验，重点谈了对于学术原创性的理解。他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拿来主义”式的，即单纯将西方理论引进、拿来、套用；一种是解释式的，即单纯解释理论、解释经典文本。这两种研究倾向都不能展示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理论创新。而真正的理论创新在于根据社会现实变化与实践发展提出有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何云峰教授认为，“自我反复论证”是理论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任何新的理论，从提出到被有效证明、再被学界接受，都离不开研究者对理论的反复论证与完善。但学术刊物的原创性强调以“重复率”检测为硬性标准，“重复率”的检测很可能会把“自我反复论证”意义上的研究拒之于学术期刊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在维护学术原创性的“重复率”检测标准却从负面影响了真正的理论创新过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对于学术原创性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他认为，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而言，存在学术发展的高度与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匹配、学术流派较为杂乱、学术原创底蕴匮乏等问题。呼唤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就要告别学术的模仿时代。当前中国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历史之门，这是中国当代学术原创期许的根基之所在。同时，方松华研究员认为学术的原创性发展离不开学者自身能动性的发挥。作为知识分子，除做好专业研究之外，还应有更为高远的精神导向：家国情怀和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