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主要谈俄乌战争中西方世界暴露出的问题。
乌克兰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与拜登的瞻前顾后、欧洲国家的软弱以及自由民主的缺陷均息息相关。
拜登政府的错误是援助拖泥带水，战略上瞻前顾后，频频犹豫以至让乌克兰丧失获胜良机。
俄乌开战以来，至少有三次机会，乌克兰有机会获得胜利。
第一次是乌克兰在基辅击退俄军后，此时俄军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武器库存还未补充，伊朗、朝鲜等国也未进行援助。如果此时欧美全力供给重型武器，乌军有机会将防御战打成歼灭战。如果俄军被成建制消灭，不排除普京在开战之初就与乌军议和。那时的条件会极度有利于乌。
第二次机会是乌军发动哈尔科夫反攻后，那时俄军一溃千里，放弃大量领土。如果此时拜登能说服盟友，全力支援乌克兰远程导弹和F-16战机，乌军就能乘胜追击，紧接着发动第二轮反攻，彻底消灭俄军主力，甚至夺回克里米亚。
但拜登犹豫不决，2023年5月才同意援助乌克兰F-16战机，而因飞行员需要训练时间，直到2024年年中，战机才投入战场，而那时，乌军的反攻已经失败了，在没有现代化陆军的配合下，少量先进战机对战局毫无影响。
第三次是普里戈任叛乱，如果美国能及时联系普里戈任，支持他替代普京政权，给予其安全承诺和军事援助，也许普里戈任就不会相信卢卡申科的缓兵之计，而会全力攻击莫斯科，那时的莫斯科几乎是不设防的城市，一旦首都沦陷，俄罗斯陷入内乱，战争自然结束。
遗憾的是，拜登政府错过了所有的机会。整个战争期间，拜登都表现都十分纠结和犹豫，他一面想借乌克兰消耗俄罗斯，一面又惧怕战争升级，生怕俄罗斯狗急跳墙对西方使用核武器。这种犹豫导致援助变成了“添油战术”，乌克兰总不能获得足够的装备，无法发起像样的反攻。
乌克兰有战术优势的时候只有轻武器，等得到一定重武器了俄军已布防完毕，等最先进的F-16战机到来时，乌军陆军已损失殆尽。如果拜登在一开始就把所有能调度的装备给乌克兰，让乌克兰打出两场漂亮的歼灭战，情况会大不相同。
除了援助拖拉，拜登还一再限制乌军的行动，拜登禁止乌军用美国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导致俄罗斯可以维持正常的军工生产，圣彼得堡莫斯科等核心统治区不受战争影响。最终让俄形成可以无限制攻击乌，乌却不能有效还击的不对称优势。
本土不受攻击让俄的军需越来越多，军民的士气也越来越高，最终在消耗战中战胜了乌克兰。
在卸任前，拜登也只是允许乌军打击靠近边境的俄军据点，仍不放手。冷战给这些耄耋老人带来的，并不是成熟的战略和进行军事冒险的勇气，而是惧怕战争的过度谨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冷战期间，美苏从未发生正面冲突，拜登学到的更可能是如何避免战争升级而非取得胜利。
第二个暴露的问题是欧洲各国的软弱。欧洲的特点是口惠而实不至，援助全在嘴上。
虽然特朗普是个混蛋，但他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俄乌战争与欧洲的利益更相关，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家门口的战争，与美国关系较远。二是欧洲国家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美国承担了不公平的份额。即使俄乌战争爆发，欧洲的安全遭遇重大威胁，各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仍低于2%，欧洲人仍不愿牺牲福利来维持军备。
战争期间，欧洲没有扩大军工生产，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数量屈指可数。整个欧洲供给乌克兰的炮弹不足100万枚，而一个朝鲜仅在2023年就给俄支援了100万炮弹。巨大的数量差距让俄军对乌军形成了5：1的炮火优势。
欧洲不仅没有全力援助，还继续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并默许自己的企业和俄罗斯暗通款曲。乌克兰曾对前线俘获的俄罗斯武器进行拆解，发现大量零件来自欧洲公司。
为此泽连斯基设置了“战争赞助者“黑名单，希望欧洲各国能严加管束相关企业，但以法国、奥地利为首的欧洲各国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对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其撤下名单。
欧洲人一边对乌克兰做着各种山盟海誓的承诺，一边却不愿牺牲分毫利益，俄罗斯能坚持到现在，也有欧洲的一份功劳。
虽然欧盟给予的经济援助远多于美国，给予的军事装备数量也和美国接近，但考虑到战争对欧盟的重大影响，这样的援助还远远不够。
如今，特朗普决定撤出援助，但欧洲仍有机会保护自己和乌克兰，那就是派兵。
昨天，美联社报道欧洲各国正商讨将正规军派入乌克兰，以增加乌克兰的谈判筹码，总数会在3-4万左右。虽然欧洲各国军队规模较小，且军工生产能力不足，但此时的俄军已是强弩之末，不然也不会至今无法将乌军驱离出本土。
而且欧洲派兵的意义在于改变战争的性质，对俄罗斯施压，欧洲军队进入后，如果普京还敢进攻，就是对整个北约宣战，那时土耳其、美国都会被卷入战争，普京再傲慢也不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但考虑到欧洲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也是完全在和平和反战的氛围中长大，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容易，因此计划是否落实，还要拭目以待。
如果说前两个问题还是战略或者实操层面，第三个问题则是制度层面，俄乌战争暴露出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软弱和不稳定。
二战后，美国营造的自由主义秩序有两个特征，对外是“民主和平论”，对内则是平民政治参与的加深。
民主和平论是对二战的反叛，二战后，欧洲各国普遍进行反战教育，并相信民主国家间能实现永久和平，这一价值观确实有利于化解西方内部的冲突，但却无力抵御外部的威胁。
整整一代人在反战、和平、缺乏竞争的氛围中长大，天然就厌恶、惧怕战争，这让西方各国民众对战争的容忍度急剧下降。越南战争美国付出了5.9万人的伤亡就在民意压力下退出了战争，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总计死亡了3000人，已被美国民众视为重大失败。
如今的美国民众只能接受海湾战争式的碾压胜利，只要伤亡超过1000，就会引起社会的反对。而1000人不过是美军二战时期三天的伤亡。（1941年底美军参战后，平均每天死亡298人）
西方最能战斗的美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文恬武嬉的欧洲。
与西方相比，俄罗斯社会对伤亡的容忍度较高，从2022年到现在，俄军已经付出了60万人的伤亡，其中20万人死亡，除以战争爆发的天数，俄军每天的伤亡数位555人，死亡数为185人，和二战时期的美国近似。
除了自由主义秩序对战争能力的遏制，内部选举权的扩大也让西方的外交政策更加不稳定。
二战后，西方世界的选举权扩大到几乎所有居民，电视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也让公众愈发深入的影响决策。但是大部分人只会看到自己的短期利益，缺乏对抽象事物前因后果的了解，也没有能力做出长远规划。对他们来说，远在天边的国家远没有自己手中的鸡蛋重要。
这种平民深度参与的政治让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高度受国内政治影响，对外体现为不连贯、不稳定，国家信誉崩塌。
严格来说，今天美国牺牲乌克兰完全是打自己的脸，1991年，乌克兰之所以放弃核武器，是因为美、俄、英三国作保，保护乌克兰本就是美国应尽的责任。但美国选民不在乎历史文件，也不在乎国家信誉，他们只知道“国内状况不好，就应该减少对外援助”，至于援助是不是真的影响国内人的生活水平，他们并不在意。
总之，如今的西方虚伪、软弱，他们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点江山，提出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但他们却不愿为理想付出代价，总指望对手能在道德说教下败北。
有个道理，叫“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如果你不能负责到底，就不要给人虚假的承诺，给予承诺又做不到，别人因错信你而遭遇灾难，这是一种莫大的罪恶和无能，乌克兰用自己的教训生动地告诉世界：西方不值得相信。
（泽连斯基已经尽力，乌克兰的祸根早已埋下，非他一人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