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夏日小美好，南京永利铔厂与天津元素的交织之旅

夏日里的小确幸——探寻南京永利铔厂与天津的科技史交织
夏日奋斗与自强的交响曲

预告

8月23日揭秘：旧时天津的玻璃工艺
8月23日节目回顾：旧时天津的玻璃工艺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了张元卿老师，一位专注于近代历史研究的学者，与我们一同揭秘旧时天津的玻璃制造技艺。
18南京永利铔厂的“天津元素”
南京永利铔厂，这一民国时期南京的化工瑰宝，不仅是今天南京南化集团的历史溯源，更承载着深厚的“天津元素”。该厂由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南京精心创办，并以其独特的全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铔厂”彰显其深厚的行业背景。尽管这家工厂的物理位置在南京，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选址的考量、建造的匠心，以及员工的渊源，都无不与天津紧密相连。这种难以割舍的紧密联系，我称之为“天津元素”。
永利铔厂建成后的风貌
南京永利铔厂在精心筹建后终于落成，其雄伟的厂房、先进的设备，以及严谨的管理，都体现了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深厚实力与卓越品质。这家工厂不仅成为了南京化工行业的一颗璀璨明珠，更见证了天津与南京两地深厚的工业渊源。
一、永利铔厂的毁灭，意味着半个南京城的沦陷
南京永利铔厂的落成，不仅标志着南京化工行业的新篇章，更象征着南京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活力。然而，若该厂遭受破坏，那将不仅仅是工厂本身的损失，更是南京半个城市的沦陷。这不仅仅是对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实力的削弱，更是对南京城市经济发展的沉重打击。

永利铔厂的硝酸塔
在1949年解放南京的江北作战中，解放军一个炮兵营受命攻打铔广。然而，在即将开炮之际，35军政委何克希紧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严禁对铔广守敌进行强攻或炮击，因为一旦毁坏永利铔厂，就意味着半个南京城的沦陷。
南京永利铔厂在中国近代化工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化肥厂的诞生地，还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化工厂。作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化工企业，它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新中国成立后，永利铔厂更名为南化公司，并成为新中国化肥工业和硫酸工业的佼佼者。

永利铔厂的辉煌商标
在永利铔厂的鼎盛时期，其商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那个商标，不仅代表着企业的实力与地位，更见证了中国化工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195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与工商联代表谈及中国民族工业的杰出人物时，特别提到了范旭东，并给予他高度评价。在轻纺工业方面，张謇的贡献不容忽视，而谈到化学工业，范旭东则以其卓越成就脱颖而出。

1937年2月5日，南京铔厂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范旭东乘船抵达卸甲甸，目睹了这里从一片庄稼地变为硫酸厂建筑的壮观景象，他的内心充满了激动与自豪。站在铔厂的高楼上，他远眺长江，感慨万分。酸和碱作为基础化工的两大关键原料，如今都能自主生产，这标志着中国化工业即将迎来崭新的篇章。

二、为何选择在卸甲甸建立永利铔厂

在确定永利铔厂的厂址时，范旭东考虑了多个方案。最初，他提出了四个备选地点：上海租界的杨树浦电力厂附近、湖南的株洲或湘潭、南京的卸甲甸（现今的大厂镇），以及安徽的马鞍山。然而，上海杨树浦的地价高昂且发展空间有限，这显然不符合范旭东的期望。同时，湖南和马鞍山的提议也遭到了上海金融界投资者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笨重的铔厂设备运往内地将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经过综合考虑，范旭东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卸甲甸。这个地区距离南京下关码头仅二十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土质优良，非常适合建厂。因此，永利铔厂最终选址于此。

然而，在具体考察卸甲甸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曲折。
在考察卸甲甸的过程中，侯德榜于1934年1月4日向范旭东汇报了相关情况。他提到，虽然马鞍山不出产石灰石，且交通不便，无铁路交通可能，本地仅有的铁矿也无法满足硫酸铔厂的需求，因此不适宜设立工厂。然而，浦口附近的卸甲甸小镇却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选址。该地临江而建，地势较高，不易受洪水影响。尽管距离浦口有十余公里的路程，未来铺设岔道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总体而言，卸甲甸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设厂之地。

同年3月8日，上海大华公司总经理兼铔厂筹备委员邹秉文致信范旭东，透露了他在镇江会见江苏省府主席陈果夫和建设厅沈百先的情况。陈果夫和沈百先对在六合县卸甲甸建厂表示了明确支持，并请省府建设厅协助购地事宜。同时，他们还提出希望尽快修建卸甲甸至浦镇间的公路，以改善交通状况。这两项提议都得到了陈果夫和沈百先的积极响应，未来实施应无大的障碍。

尽管兴修卸甲甸至浦镇间的公路无法完全弥补当地无铁路的不足，但它至少能确保卸甲甸与浦镇之间的运输顺畅，从而不影响未来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需求。
3月9日，永利制碱公司致函久大永利沪区联合营业处，决定将卸甲甸作为厂址，并委托总经理张英甫和李滋敏前往该地进行土地购买。3月10日，公司又向事业部提交了一份呈文，阐明已派张英甫前往卸甲甸进行土地购买，并希望事业部能与江苏省政府及六合县政府沟通，以获得必要的协助。这一切都得益于3月8日邹秉文致范旭东的信件，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打消了选址卸甲甸的最后顾虑。范旭东在接信后认为，卸甲甸与浦镇之间的交通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虽然目前仅限于建设公路，但毕竟为该地区带来了通行的可能。因此，他在次日便派张英甫等人前往卸甲甸进行土地购买，从而拉开了在卸甲甸建造铔厂的序幕。
1935年12月23日，范旭东向行政院递交了一份名为《为承办硫酸铔厂请迅赐维护呈文》的申请，其中再次提及了卸甲甸与浦镇的铁路连接问题。他殷切希望，与津浦铁路衔接的铔厂支线铁路能够迅速开工建设，以便与本厂的工程进度相匹配，实现内外沟通的顺畅。

建设中的永利铔厂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其所需的煤焦大部分源自山东南部，经过津浦铁路运至距卸甲甸二十五里的浦镇，随后再由铔厂从浦镇转运至卸甲甸，这一过程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还影响了生产效率。范旭东为此向铁道部提出申请，希望能修建一条从浦镇至卸甲甸的铁路支线。然而，这段仅二十五里的铁路，从南京解放前批准至今，始终未能动工。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条铁路才得以建成。

那么，为何范旭东对这条支线铁路如此执着呢？除了显而易见的原料和产品运输需求外，这条铁路还承载着更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关乎铔厂的正常运营，更是南京永利与天津永利总部紧密联系的关键纽带。有了这条铁路，南京和天津之间的物流将更加便捷，两厂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因此，在选址卸甲甸时，如何强化与天津总厂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天津及津浦铁路的资源优势，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这一“天津元素”在南京永利铔厂的选址和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基泰工程司与永利铔厂的建设历程

在永利铔厂的筹建过程中，其码头的设计工作交由了天津基泰工程司负责。随后，该工程司还参与了铔厂员工宿舍等建筑的设计。自1934年7月开始，基泰工程司便进驻工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活动，包括场地平整、大码头的修建、马路的铺设，以及厂房和公用房的建筑等。这些工作的有序开展，标志着永利铔厂的建设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建设中的永利铔厂，由当时最大的建筑设计公司——基泰工程司倾力打造。基泰的几位主要合伙人，如关颂声、朱彬、杨廷宝，都是声名显赫的建筑设计师。自1921年为永利碱厂设计南北厂房以来，基泰与永利已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鉴于卸甲甸地处南京、上海交通要冲，且汇聚了众多建筑师事务所，永利铔厂选择基泰工程司显然是明智之举。一则因基泰与永利有长期合作的成功案例，二则基泰在南京设有事务所，便于就近服务永利铔厂。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天津基泰崭露头角的杨廷宝，正是在南京事务所支持并参与了永利铔厂的建筑设计工作。

基泰为永利铔厂设计的众多建筑中，“五所洋房”堪称翘楚。这五幢西式砖木结构平房，专为驻厂专家打造，包括永利铔厂的首任厂长侯德榜、第二任厂长傅冰芝，以及多位美国工程师和专家。这里不仅是专家们的温馨居所，更是永利铔厂的“大脑中枢”。

永利铔厂的平面图上，左上方那四栋房舍，便是声名显赫的“五所洋房”。起初，这四所房舍便已屹立于此。而图中未明确标出的永利铔厂厂门，其设计风格颇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不难推测，这亦是基泰工程司或其重要成员杨廷宝的匠心独运之作。

“五所洋房”中的一栋房舍

在这份永利铔厂的平面图中，“五所洋房”以其独特的地位和风貌，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其中之一，更是以其别具一格的设计和历史背景，吸引了无数探究的目光。这栋房舍，不仅承载着永利铔厂的历史记忆，更见证了中国近代建筑风格的发展与演变。

“五所洋房”中的这栋房舍，不仅是一处历史的见证，更曾作为员工宿舍，承载着永利铔厂员工的辛勤与汗水。它的每一块砖、每一面墙，都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过往的故事，那些关于奋斗、关于梦想、关于生活的故事。如今，虽然岁月流转，但这栋房舍依然屹立于此，静静地诉说着它的过去与现在。
1934年9月，码头与办公室相继落成，范旭东盛邀国府要员及社会各界名流莅临参观，并将9月18日定为永利铔厂成立纪念日。自此，铔厂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参观地。1937年1月，《文化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记卸甲甸永利铔厂》的文章，作者“椰如”在文中提到，铔厂的马路多以天津的马路名命名，如通往宿舍的两条路，分别命名为大经路和大纬路。这一细节不仅彰显了永利铔厂与天津的深厚渊源，更成为了一种别样的天津元素。而基泰工程司的设计，则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融入了这一元素。时至今日，唯有五所洋房这样的建筑遗迹，仍在默默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天津风情。

四、塘沽碱厂支援铔厂的管理技术骨干

在铔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塘沽碱厂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其抽调的管理技术骨干，他们为铔厂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骨干成员不仅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还精通各项技术，为铔厂的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他们的到来，不仅提升了铔厂的管理水平，还推动了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进步。
在南京永利铔厂的建设过程中，范旭东从塘沽碱厂精心挑选了一批技术骨干，为铔厂注入了强大的人才力量。这些技术骨干中，大学毕业生多达80余人，其中还有约20人拥有国外高级工程学位。铔厂因此汇聚了众多人才，其规模和实力堪称国内之首。
当时，铔厂的管理人员阵容也相当强大。侯德榜担任厂长，傅冰芝和黄汉瑞分别担任副厂长和效能技师，其他关键职位如谢为杰、林文彪、章怀西、赵文明等也都由塘沽碱厂的技术精英担任。这些人员的到来，为铔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深造的谢为杰，于1929年春随系主任威尔逊探访永利制碱厂时，有幸结识了侯德榜。随后，他在1930和1931年的暑假期间，于永利碱厂进行了实习，并选择“盐水之加氨提纯法”作为其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之后，谢为杰远赴美国深造，并荣获博士学位。侯德榜对谢为杰的才华给予高度认可，特聘他为永利公司实习员，并安排他与永利公司的章怀西等人一同前往美国，在硝酸厂、硫酸厂等工厂进行实习。1935年夏，谢为杰学成归来，加入永利公司南京铔厂，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技术核心团队的一员，并得到侯德榜的青睐。

从谢为杰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天津的学习与工作生涯为他日后在永利公司担任重要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南京铔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大多都拥有与谢为杰类似的丰富背景和经历。
永利铔厂于1934年9月18日开始办公，这一事件标志着南京铔厂的重要起点。随后，姜圣阶在1936年从天津河北工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毕业，并顺利加入铔厂担任技术员。凭借卓越表现，他后来晋升为主任工程师，直至总工程师。同样，黄文化在1934年从天津北洋工学院土木系毕业后，也加入了铔厂，并最终担任永利宁厂土木工程队队长及南化建设公司总工程师等要职。

由于铔厂员工中北方人居多，如姜圣阶来自黑龙江，他们初到南方时对大米饭不太适应。为此，铔厂特聘一位北方厨师为他们提供特色餐饮。值得一提的是，聂春荣也是北方人中的一员，他毕业于天津河北工业学院机电系，后成为铔厂的工程师。从1937年3月1日开始，为满足各方员工的饮食需求，铔厂厨房划分为南、北、自治三厨。

永利铔厂时期员工宿舍的情景，展现了当时员工们的生活环境。而天津永利对铔厂的支援，则贯穿了整个时期。例如，1937年1月，邓万严和吴雪庵从塘沽碱厂调至卸甲甸，并在统计处担任要职。这一调动，不仅体现了天津永利对铔厂的鼎力支持，也进一步推动了铔厂的发展。
此外，《海王》杂志的“家常琐事”栏目中，曾记载过这样一则有趣的花絮：邓老师经常接到天津的来信，他会在江边独自细读，有一次被记者偶然发现。当记者询问是否可以发表时，邓老师谦逊地请求不要发表，并表示将来会请记者多喝一杯。这则花絮虽然简短，却透露出一些天津援铔员工的生活细节。

由于天津永利碱厂来宁的员工中，有的家属仍留在天津，也有不少员工经常过江到南京，因此铔厂借鉴了塘沽碱厂的先进经验，建立了子弟小学。同时，还设立了消费合作社、排球队、篮球队以及海王剧团等文化娱乐设施，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员工们的业余生活，也彰显了整个“永利团体”独特的企业文化特色。
1936年12月21日，张伯苓莅临铔厂参观，期间侯德榜在致辞中，将张伯苓誉为“永利团体过去二十年来精神上的指引者”。这一美誉彰显了南开大学所倡导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对永利碱厂产生的深远影响。

今日的永利铔厂（南化公司）
天津塘沽永利碱厂对南京铔厂的支援，远不止于管理团队的简单输出。更深层次的，是管理模式、深厚的企业文化以及坚韧的企业精神的传承。这一精髓在《海王》杂志所展现的永利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铔厂与碱厂的产品有所差异，但它们的管理模式和文化底蕴却是高度融合的。因此，南京铔厂所蕴含的天津元素，归根结底是天津永利独特基因的体现。这种强大的企业基因值得深入探索与研究。本文仅对这一基因在南京铔厂的形成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梳理，而关于其演变与消亡的更多细节，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