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采访整理/徐亦凡 编辑/漆菲
不出所料,德国总理朔尔茨没能挺过12月16日的议会信任投票,德国预计将于2025年2月23日提前举行大选。
朔尔茨在不信任投票前发表讲话。
仅仅12天前,法国刚经历了类似命运,巴尼耶政府在议会不信任动议中被推翻,成为法国“最短命”的一届政府。作为欧盟“双引擎”,法德两国在年底接连陷入混乱,而导火索都关乎如何处理财政和经济问题,各党派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导致政府破裂。
法国左右派联手推翻巴尼耶政府。
深受内政困扰的法德两国自顾不暇,在欧盟声量渐弱。这也让欧盟尤其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进一步集中权力,成为各国矛盾的调和者乃至多项政策的主导者。未来与之打交道时,我们要对现在的欧洲有一个清晰认识。
谈到欧洲当前的政治光谱,有观点认为“欧洲正在向右转”,对此我不是特别赞同,这无法完全讲清楚现在欧洲的形势。实际上,欧洲政治呈现出民粹政党主流化和传统政党民粹化的趋势,中间派则日渐萎缩。
欧洲议会选举后,中间派力量萎缩,左右翼政党获得的议席数量上升。
中间派既包括中左也包括中右,传统的建制派以前都来自中左和中右两大阵营,但这些大党基本都在式微。正在上升的是两端的力量,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在壮大,极右表现得相对明显。
2024年7月初,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以后,呈现出极左、中间、极右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趋势未来在很多国家可能会愈发明显。比如在德国也会看到,左翼党分裂出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简称“瓦盟”),极右翼有选择党,而传统两大党——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和社民党,在2025年联邦议会选举加起来议席能否过半都存疑。
今年1月,瓦盟才刚刚成立。
如果不够半数,这将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届时如何组建联合政府?变数将很多。法国议会选举或许是一个风向标,如果德国选举也往这个方向进展,那么说明欧洲政治真的是变了。
这种现象以前通常被称为“政治意大利化”(Political Italianization)——意大利以频繁更换政府闻名,常需要组建联盟形成多数派,却容易因内部争议而瓦解,政治体系运作效率低下。这个概念被用于批评某些政治体系的无效率和分裂治理。
以前,建制和反建制都是用来讲美国政治的,现在在欧洲的体现也非常明显。传统政党愈发难以取得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大家也不太相信它们有能力解决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问题。
所谓的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反建制政党,它们的要求中很多反映了民众的诉求。当我们谈论极左极右政党时,常常用十分消极的口吻,但不必对它们过于“妖魔化”。
比如谈到德国选择党,我们总是用欧洲主流政党的话和依据来批判他们,判定选择党一旦得了势,中欧关系会怎么样,中德关系怎么样。这其实是进入到别人的话语体系里,很明显是有问题的。选择党及其主张并非没有问题,或许更多是“我理解你的忧虑,但可能不赞成你的做法”。事实上,每个政党有不同党派色彩和立场,有的问题多,有的问题少,对此还是要客观地去认识。
比如说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质疑,对欧盟难民和移民政策的质疑,欧洲确实深受这些问题困扰。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那么合理甚至理智,但所反映出的问题和情绪却是可以可以被理解的。
难民问题一直困扰欧洲。
换句话说,欧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人们对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自我防御式的反应,对外来风险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过度,行为方式会有问题,但要理解为什么这些民粹政党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而这一群体的影响力确实在增加。无论传统政党如何批驳,比如将选择党跟纳粹挂钩,它在地方选举中的力量依然在不断壮大。
一方面,老百姓存在不满,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在发酵,已经成为左右政治的一种力量,反映在反建制政党崛起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传统政党确实力有不逮。最明显的就是法德意等欧盟国家,还有英国保守党,执政14年间换了五任首相。保守党不能拿民众当小白鼠做试验,但从卡梅伦发起脱欧公投开始,保守党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民众因为信任才把权力交给某个政党,政客们却只为党派利益服务,而不为全体民众服务。
德国也是如此。三党联合政府突然解体的原因很简单,各个党都只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不愿为国家利益妥协,这就是传统政党的民粹化。
2024年,中国领导人对法国等欧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朔尔茨内阁原财政部长、自民党党首林德纳(2024年11月6日被解职)知道德国现在经济困难,需要财政支持,但依然要在预算案上进行阻挠,因为自民党的选民基础是主张谨慎财政的人。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党的利益,基础选民就会离去。绿党也是如此,明知德国现在缺能源,仍坚持要废核弃煤。
自民党党首林德纳退出朔尔茨的执政联盟。
然而,极端政党力量上升不太可能倒逼传统政党的改善,反而可能使它们转向更加不好的一面。这是因为各党派对选民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高度分裂的政治氛围不会促使其更多谈论为民服务,反倒会刺激它们更加民粹化。
要在高度碎片化的政治生态下生存下去,就必须抓住自己的基础选民,同时尽可能争取到更多选民的支持,所以每个政党都会在博弈的过程中摇摆。对政党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国家、谈人民。
如此一来,这些政党推行的政策可能会超出实际,越来越没有人考虑长远。这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遇到的大问题。西方民主政治一直是轮流坐庄,左右交替,政策无非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稍微有所偏转,眼下却难以为继。现在的制度还带来另一个结果,目前除了英国,几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有一个政党单独上台执政。
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亦面临巨大财政压力。
现在是欧洲最需要领导力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法德两国团结的时候。但它们实在有负众望,混乱、碎片化、不稳定的政治,使得这两个国家只能聚焦于眼前的焦头烂额,无法承担起其他责任。如此情况下,欧盟尤其欧委会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2024年11月27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表决,通过了以冯德莱恩为主席的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包括主席在内,欧委会成员共27人。
上一届整个欧盟的构架反映出法德两国的协调,尤其反映了法国的意愿,主要机构里都是由“欧洲派”(指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与“疑欧派”相对)任职。冯德莱恩本人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手扶持上来的,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是如此。
冯德莱恩被认为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协调对话。
但这次很明显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权力分配已经不再由大国主导,中东欧国家占比上升,不少主要职位都是由东欧人士担任,更为平衡。冯德莱恩的权力也得以强化,还增设了安全委员,主管欧盟当前最重要的安全防务。
从欧盟的权力架构来讲,成员国才是权力中心。冯德莱恩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真正的权力在欧盟理事会,欧委会更多只是执行者,但她竟能成为整个游戏的主角。
欧委会甚至主导了很多政策,包括对华电动汽车政策,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石油气,主张防务一体化等。冯德莱恩和欧委会越来越强势,法德的力量在下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声音则在上升。
这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是冯德莱恩自身的原因。虽然不被很多人喜欢,但她依然能当选欧委会主席,因为她够强势,而且跟美国关系不错,可以跟美国进行协调。
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的利益分化愈发严重。俄乌战事爆发之后,欧盟成员国的需求变得更为多元,各国想法也不一样,这个时候要选出各方都认可的新人是很困难的。例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卸任以后,很长时间选不出继任者。
越是分歧的状态,冯德莱恩的话语权就越发凸显。毕竟马克龙因为国内选举导致在欧洲话语权下降,中东欧也不太相信西欧大国,这是欧洲内部权力分配变化的结果。各国虽有共识,需要团结起来解决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就愿意牺牲自己利益成全别人,最终还是存在各种博弈,当达不成一致时,还是要由欧委会来协调。
新一届欧委会上任,防务、能源、移民等议题都不是最优先项,首先要解决的是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最大变数就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欧洲人已经在为特朗普上台做预案,例如跟特朗普的团队接触,向他示好、谄媚、绥靖,希望特朗普不要把巴掌打在欧洲的脸上,进行决策时能够稍微考虑到欧洲盟友的利益。
也有欧洲人寄希望于美国不要离开,不要把欧洲完全甩在身后,希望表明自身对美国有用处。因为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太大,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现实上,尽管早该转变思维,但是转变不了。
中东、乌克兰、能源、贸易政策、对华关系,这些问题可能都会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而变化。换言之,特朗普成了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最大风险,虽然方向上可以预估,但具体变化成什么样难以预知。所以各方都很紧张,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应对。
乌克兰问题对欧洲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前一段时间,欧盟宣布要禁止俄罗斯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海上进口。欧盟原先的政策是“封路不封海”,但冯德莱恩最近宣称,欧盟可能考虑用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的供应。她还说,这样价格更合算。事实上,这个价格要比之前贵好几倍,而且冬天还没过去,但欧盟宁可牺牲自身利益也要迎合美国。
当然,有不少欧洲人认识到,这不会换得特朗普的青睐甚至手软。因为在特朗普眼里,所有人包括欧洲盟友都占尽美国的便宜,是在美国身上吸血的蚂蝗,特朗普不会因为欧洲人的妥协或者软弱放过他们,除非能将被欧洲占到的便宜补回来。就像他对待北约,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国防投入到他满意为止,不能让美国替欧洲安全买单,否则美国就退出北约。
从长远来讲,欧洲一直在整合力量、加强防务,只是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可特朗普的风险却近在眼前。包括在经贸、投资问题以及战略行业方面,欧洲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做一些自主性努力。
一系列变化中,乌克兰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也在上升。特朗普上台后,俄乌也许真的可以实现停战或能达成和平协议。只不过,美国调停后可以转身离开,但欧洲再也回不到以前和俄罗斯和平相处的年代。
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将再也无法回到战前。
可以说,这场冲突最后倒霉的是欧洲人,物价飞涨,政治混乱,安全威胁上升,而且对欧洲人来说,停战也并不意味着摩擦和矛盾就此消失,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们未来要如何和俄罗斯这个强大对手相处?原来乌克兰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但现在成了前线。比起战争爆发前,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风险事实上增加了。
欧洲内部的种种变化也给中欧关系带来挑战。总体来说,现在中欧之间竞争合作的关系越来越透明,无论是欧盟对我们的定位,还是我们对和欧盟关系的认识,都越来越清楚。
2024年对中欧来说可谓“沟通年”,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如此。尽管双方之间的矛盾一件接着一件,但沟通也是非常密集。在不断的摩擦或者问题面前,我们要习惯于怎么去打交道和沟通,尽可能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2019年,欧盟提出中国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三段论,但很多时候欧洲人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合作,什么是竞争,如何合作和竞争,什么时候合作什么时候竞争。中方一直讲,中欧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合作利益更大。但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中欧的竞争关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太阳能板到电动汽车,再到投资的限制,欧洲对华有着越来越强的担忧,并一直主张所谓“去风险”。
中欧在电动汽车问题上的矛盾迄今仍在解决之中。
以前,我们总是讲合作中要如何有效地处理摩擦,现在则是如何在竞争中更多寻求合作。双方的竞争性比以前强,但同时也有合作的意愿。
正因为都认识到要面对这个关系,所以双方高层的互动非常频繁,包括沟通和传递信息。过去一年,欧洲多位政要接连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也相继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这是一次面向欧洲的重大外交行动,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
中欧之间问题很多,需要找到大家较能接受的相处方式,既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又不去过多制造纠纷和摩擦。
在斗争和博弈的环境之下,中欧要最大程度去追求合作,这是根本目的。比如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税,这个事情折腾了一年多,到现在已经宣布征税,但双方仍在就此进行对话,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我认为这也是2024年中欧交往的最大特点。
随着特朗普上台,势必会给全球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但客观地讲,这至少带给中欧更多沟通的机会。
虽然利益不总是一样,但中欧之间有着共同需求,至少对美“去风险”是中欧未来都需要做的事情。尤其在如何维护现在的多边体系方面,要避免特朗普上台给全球稳定造成过多冲击。至于双方会不会采取一致行动,是另一回事情。我们对中欧关系不要期待太高,但至少未来四年,中欧有很多可以沟通。
可惜的是,目前学术方面的交流恢复还不太够。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几年中欧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导致大家见面会有所顾忌;另一方面也是受疫情影响,之前有几年未能见面,恢复起来还需要时间。很多人觉得,中欧可能再也回不到2019年之前的状态。时代或许变了,但我们依然要尽可能往好的方向努力。
值得指出的是,中欧民间交流在过去一年有所升温,中国对多个欧洲国家开放单方面免签。欧洲也依然是中国学生留学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其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吸引了最多的中国留学生。双方民众需要打交道,至少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和判断对方,这是中欧之间未来要努力推进的事情。
(实习生单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