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县城医院的高学历医学生，为何逃回大城市？

出身重庆农村的我，在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确立了未来的梦想：毕业后去贫困县甚至是乡镇卫生院工作，为基层患者服务。自小，我就感受到在农村看病的不易。哪怕是看个小病，也得辗转几趟城去县城，但县医院从硬件设施到医生水平的都很落后，很多病在县城又治不好。

抱持着这样的理想，2018年我在老家附近选定了一所地处大巴山山麓的县城中医院，以人才引进的形式入职。我是8月入职的。这座县城比我的老家还要偏僻一些，位于一处陡坡之上，城里高楼很少。中医院还在县城的边缘。这家医院老旧，只有一栋楼，第七层是加盖的集装箱一般的板房。院内铺着水泥地板，走廊里没有开水间，厕所没有隔间，胃镜室的面积也远远小于标准水平，也没有配有储镜柜和转运仪器的推车。病房里没有床旁彩超，要给7层的病人做彩超检查的话，就得走步梯把病人从楼上抬下来。

在医院我先轮转了一年，给各科的带教老师打下手。带教老师接诊病人后，我去询问患者病史、写病历、找病人签字。这一年的轮转经历虽然让我看到县医院在硬件设施与医生水平落后于大城市医院的地方，但也让我积累起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验。2019年我考到重庆市最好的三甲医院规培了三年。我专攻消化科，规培期间的周末也不闲着，总是到医院的“内镜中心”学习肠胃疾病治疗方面的先进技术，就想着能不断精进医术，之后帮助到县城的患者。2022年临近结业时，有重庆主城区的二级医院向我抛出橄榄枝。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想留在市里。

《手术直播间》剧照

回到县城作为正式医生展开工作，是我的理想逐渐破灭的过程。当时，我所在的科室是消化科，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需要耗费很多口舌说服病人同意做检查。在这所医院，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面对病情都会倾向于“用药”，而不是进行检查、诊断、追查病因。许多病人会觉得，自己以前肚子疼的时候去诊所开一颗药就好了，到我的门诊，却要做各项体检，仿佛是被我诓骗了钱。我只好一遍遍劝说他们，如果检查出了具体的病因，能更好地对症治疗，反而会更省钱、更安全。

在这片区域，很多农村人常常服用的一种治疗肠胃的药物叫“头痛粉”，一种纸包上写着“阿咖酚散”的粉末，药里含有超过3倍常规剂量的阿司匹林。实际上，这药并不能治疗肠胃疾病，反而会加剧对胃的损伤。有个长期吃头痛粉的病人，直到痛得无法忍耐了经转诊才到我这里，当时他已是严重的腹膜炎与胃穿孔，血压低到了休克的标准，需要立刻手术。他儿子拒绝做手术，转天回来把父亲接回了家里。没多久，老人就去世了。

《产科医鸿鸟》剧照

在城市里来看肠胃病的患者，大多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患上如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疾病，而在农村，胃溃疡、胃癌等器质性疾病则更多发。一个常见病因是饮食的问题。种地的农村人总是天刚亮就出门，到中午热得受不了才回来吃一顿饭，下午出工后天黑了才再吃饭。我在门诊时也会询问患者，是不是常吃剩饭剩菜，是不是常吃南瓜、红薯这类高糖、容易刺激胃酸分泌的食物，是不是经常喝酒，而且是劣质的散装白酒，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造成农村人胃溃疡、胃出血、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高发的重要因素。

因为贫穷而致病，乃至导致难以医治的地步，在这里很常见。有一个40多岁的肝硬化患者长期在我这里看病，这位患者早年感染了乙肝，病情逐年恶化。他只有在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腹水多、肚子胀得厉害，或是人已经不太清醒了的时候才会来医院。后来他开始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我给他输血“续命”。输血一单位要400多元，我给他输了4单位。因为心疼钱，他在医院和我大吵，对我吼“你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就别挣我的钱”。我告诉他除了输血就只有做手术才能保命，也建议他去市医院看看。市里的医生跟他说需要立刻做肝移植手术。手术大概需要花费三五十万元。他向我道歉，说希望我不要记恨他。他没钱手术，我之后又给他输血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无法阻止病情的发展。一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欢乐颂》剧照

身为医生，遇到这样的事总是会觉得无力。更让我感到无力的，是意识到自己力量单薄的时刻。出于预防的考虑，我一直想给县里的居民做免费肠胃镜检查和癌症筛查。当我跟科主任提出这一想法时，他以会增加科室成本的原因拒绝了。其实开展大范围的肠胃镜检查活动，也可以让科室里的医生积累更多处理疑难病症的经验。科室一些医生只知道息肉溃疡、胃炎这些常见病，有时就会导致误诊。一位医生给病人做肠镜后感觉病人得了炎症性肠病，我看了报告之后，发现肠道里隆起一个巨大的溃疡，肠道上还有成百上千个息肉，符合家族性结肠息肉癌变的特征。但几次和同事讨论病例，我感觉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变得怪怪的，我还发现背地里他们会说感觉我“了不得了”之类的话。

我的“张扬”也导致了与科主任之间的矛盾。科主任比我大几岁，也许是出于嫉妒心理，他时常在我工作时挑剔我的毛病。我在科室里干的活最多，但我的奖金总是被少算，最严重的一次少给我发了3000元。今年元旦后我受不了了，开始与他争论，摩擦不断。五月底的时候，我想带岳母去重庆复查，明明已经提前请了假，他却硬要在那天给我安排工作。我们起了冲突，在我做胃镜时，他站在我身边说脏话辱骂我，看我不理他，他又在群里宣布因为我不服从工作安排，要罚我1000元。

我开始每天头痛胸闷、夜里失眠，白天做胃镜的动作都迟缓了。去医院看过后，我被诊断为重度焦虑和抑郁。这促使我不顾人才引进的合同上的对医院的服务年限的约束，提出了辞职。为此，我赔偿了医院十几万元的违约金。离职过后，我开始复盘这段工作经历。在大医院，科主任往往是科室里最有能力的人，但在县医院却不是如此。后来我也发现，不少有和我类似经历的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得到重用。离职后，我不再想着毕业前的理想了。我很快就找到一份在重庆市区的医院的工作。在那里科室氛围很好，主任能力很强，非常支持我们多去出去进修学习、参加会议。我很喜欢这样上进的工作环境。我忍不住会想，过去的这两年时光，多少是有些蹉跎了。

2023年9月，我结束了在一家三甲医院的规培，来到了距离我老家不到200公里的县城医院正式工作。这所县医院位于遵义市下辖的县级二级医院，从规培的医院我坐了七八个小时的车，临近傍晚，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我才鲜明地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工作、生活。那是从县城中心到医院的一段路，宽阔的马路逐渐收窄，车窗两边划出绿色的山脉与菜地的景象。我即将入职的这家医院背后靠着山，左边有一些两三层农村自建房，右边是廉租房小区，前方是一排低矮的早餐铺面。一眼望去，基本上已感受不到都市的气息。

我只是想来这里“过渡”一下。我是麻醉科医生，本科毕业于贵州遵义市的一所一本院校，因为家庭变故，我没考研，本科毕业后就考去了重庆的三甲医院规培，但这并没有让我觉得自己在就业市场有优势。基于对自己的判断，我没怎么尝试申请市级医院，觉得他们还是会倾向于留用本院的研究生。我先是考了我贵州老家县城医院的编制，“综合能力测试”那部分要在短时间内做很多数学题、文字题，我不擅长，分数差了一些，最后没考上。最后，我入职了这家离我老家还算近的县城二级医院，是个合同工。

在县城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就后悔了。

到岗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落差。入职体检过后，一个领导带我去了宿舍。我完全没想到宿舍的环境那么差，它在一个自建房的二楼，得从一楼的人家里穿过上楼，进门后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里摆着八张上下铺，一张公用的长桌，上面堆满了化妆品、书本等杂物。再往里走还有个更小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窗外就是菜地。房间没有淋浴间，想洗澡得借用楼下住户的花洒，还得排队。晚上去洗澡时，我总能看到楼下的房间里几个男人正光着膀子吃饭，这让我尴尬又不安。

在重庆规培时，我租住的是正规小区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到了这间宿舍，我要面对的是深夜听到窗边窸窸窣窣的响动，起身发现是老鼠后自己把它打死。住了一个星期，我就和另外两个新来的医生一起到医院边上的廉租房小区租了间三室一厅的房子。

我所在的这家医院是新建的院区，初入门诊大厅时我尚且觉得环境整洁明亮，进入手术室后，我感觉到了和规培医院的差异。手术室的空间要比规培医院的小很多，站四五个人就有点转不开身。因为空间小，一些手术时需要用到的药品被放在了别的房间，手术期间取用就变得很麻烦。麻醉医生需要用到的仪器，也是我在本科期间实习时见过的落后型号。手术室里有好几条电线都排布在工作时的必经之路上，不高不低，让我跨过去也不是，钻过去也不是，很是恼火。

接触过后，我感觉当地的医生与护士不是很理解与尊重麻醉医生的工作。我是麻醉医生，但他们总是称呼我为“麻师”，跟他们说了也不听。麻醉医生的处境在医院仿佛被忽视了。在医院，我的日常工作中充斥着大小手术，中午做手术的情况很常见。主刀医生会在麻醉医生给病人上麻药时去吃饭，却没有给我们留出吃饭时间的意思。我试过请护士帮忙暂时照看病人，但发现这里的护士总是对病人的状况不够上心。害怕出事，我只能与一两个和我相熟的麻醉医生轮换，很多时候只能吃别人挑剩下的没有油水的饭。如果不赶巧，我们连这都吃不上。吃饭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每天在手术室的工作非常消耗体力，无法按时吃到午餐就会让我倍感烦躁。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小县城里你也很难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我嫌食堂的饭菜难吃，有段时间经常自己带饭。没想到，这个寻常的举动，会引来当地同事的注视。他们总是会阴阳怪气地说“哎呦，你都带饭了”，还会说我贤惠，“以后谁娶到你就好了”。我听后直接怼回去说“我找男朋友不是为了讨好他”。这样的差异大概源自我们生活环境的不同，小县城格外注重人情世故，这点也体现在平时和患者的往来上。来做手术的患者经常有当地医生或是领导的熟人。

最终压垮我的，是我与当地的医生在医疗理念上的分歧。医院为了达成出院率，往往会尽快给病人安排手术，但有时，病人的身体状况其实没有达到使用麻药的标准，贸然打麻药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今年七月医院收治了一位80多岁的骨折病人。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梗死的病史，一直在服用治疗冠心病的两种抗凝药。如果要做手术，需要提前七天停止服用这两种药，否则在术前进行“半麻”的时候可能会在椎管中形成血肿，压迫神经造成成截瘫。如果打“全麻”风险就更大了，可能会造成心肌缺血等一系列问题，患者甚至会有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

手术前一天晚上，我询问得知病人只停药了两天，就跟科室的领导说这样的情况没法做手术。领导把情况反应给了主刀医生，第二天主刀医生坚持要做手术，还把病人送进了手术室。这触碰到了我的工作底线，我没有同意给病人上麻药，只给他装了监护仪。监护仪显示病人的心电图异常，心内科医生来会诊后也说病人这样的情况不适合做手术，前后花费了一个小时，病人还是被抬回去了。

《问心》剧照

这次与医生的摩擦后我下定决心，八月底从医院离职。我的室友当时与我同一批入职，在我离开后的一周里她也提了辞职，大体上也是出于与我相似的原因。室友离职后，开始准备考研，想要通过提升学历来改善就业环境。我仍是继续找工作、考编制，打算找到工作后考个在职的研究生。目前，我通过了贵阳附近的一所市级三级医院的笔试，正在等待面试通知。

如果说找工作有优先级，县医院是我找工作最后面的选择。

我毕业于南京一所双一流医学院的口腔专业，读研期间在省里知名的三甲医院规培。我一直想去省级大医院工作。2023年秋招，我报名了南京、杭州、合肥的三甲医院的招聘考试。去考南京的省级医院时，我看到三个阶梯教室的考生坐得满满的。考试的医学生里不乏来自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比我的学校更好的医学生。我没有通过笔试。之后几次报考省级三甲医院，我也屡屡碰壁。不是笔试不通过，就是发现这医院根本就是只想招聘博士生。整个秋招我一无所获。

2021年，我刚入学研究生时，规培的那家三甲医院有研究生留院工作。比如我们的一位带教师兄，就是硕士后留院。在我们看来，他过得其实挺惨的。他没有编制——编制往往会优先给博士生——活干得很多，因为忙碌，平时缺少时间搞科研。他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了四年，按理来说早就能进“主治医师”，却卡在了科研门槛上。领导常催促他，他看起来也总是很焦虑，神色严肃。有时我们问他问题，他会语气有些不耐烦地让我们去翻翻书。想到他每天的忙碌和焦虑，我们也都很能理解他。如今，这家医院就只招收博士和博士后了。

有不少人开始做两手准备，计划读博了。读研期间，我就确定了自己不适合做科研。做生物实验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折磨，让我精神压力巨大。那时为了赶进度，我有时会一早赶到实验室，养细胞、分细胞、加试剂、做蛋白分离，等待实验结果的时间就坐在实验室里看文献， 总是担心把细胞养死、被导师责骂。大量的琐碎工作里，极少有让我感到满足的时刻。

转眼从秋招熬到了今年春招，没有去处的我焦急感不断上升，在网上四处搜寻各大医院官网的招聘信息，填写报名表，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去翻找邮箱，尤其是看看有没有未读信件躺在垃圾箱。形势所迫，我的观念开始松动，撇弃了原先的“想去一个好医院”的想法，开始投递一些地级市的医院。渐渐地，我的想法转变成“生存优先”，县城医院也纳入到了我的寻找范围里。

一家县城三甲医院提供的待遇不错，稳定下来后一个月最高能拿到一万多的工资——即使在江浙沪发达地区一带的地级市像我这样的硕士毕业的医生的工资水平也基本如此。在这家县城医院，每周还能休息两天半。4月底，我去试岗了几天，发现每日的患者也不少，医生不会赋闲。想着这里毕竟是家三甲医院，工作几年再跳去市里也还是有机会，我就基本上定下了来这里工作。

求职季尘埃落定，我听说在我们这届100个左右的同学里，有二三十个都去了区县级的医院。只有屈指可数的同学，因为发的文章多，或者是得到导师的推荐，能去到杭州、上海的医院。有一位同学考上了上海的监狱医院的编制。当时看到那个岗位的招聘信息时，我们都特别眼馋。

今年九月，我正式入职了这家县城三甲医院。工作后和去县医院的同学交流起工作的感受，大家都觉得“两眼一抹黑”。我们都是从示范级别的省城大医院进入县医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感觉如同走出大别墅住进“老破小”，觉得县医院的装修环境、桌椅陈设都很老旧，最关键的，是科室里的设备都比较落后。不过现在的就业环境下，我和同学们都不敢轻易变动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能在这家医院待多久，但至少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我都会在这家县城医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