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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铭过于精美！该不是外星人干的？
“中山王三器” 之一的方壶，于 1978 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呈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配有一对环耳，此乃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制。其在造型方面的显著特征为，运用了八条雕龙作为装饰。壶盖上设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壶肩四棱处各雕琢有一条小龙，龙头朝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飘逸。这些龙装饰的运用，为原本光素无花纹从而略显沉闷的壶体增添了活泼的氛围，而龙身无繁杂的花纹，与壶体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一种素雅明快的美感。
此壶最为学术界所珍视的地方，在于其四个光平的腹壁上，以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镌刻下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依铭文所记，这是一件由中山国王下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曰：“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 意为选取燕国的优质铜料，铸成铜壶，依循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以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称该器为彝壶，用于盛装祭祀上帝、祖先的酒。至汉代，人们为这种方体铜壶赋予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 “钫”。
其铭文不单是三者中字数最多，而且从单字至整体布局，率性天成，浑然一体。其蕴含的艺术美感，令人赞叹不已。另外，更具史学价值的是其铭文内容，将中山国一段鲜为人知的政治性军事扩张，讲述得义正辞严、条理清晰。从中，既能窥探当时的主流政治观念，也能够透过整篇文字，去剖析那一时期人们的叙事方式与行文特点。
“中山王三器” 的铭文，原本是铸造而成，但由于浇铸之后，部分字体模糊或缺失，又经处理，再次錾刻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激动地言道，铭文刻得极佳，不知古人如何能刻得如此之好，令人难以想象。”
张守中先生称：“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师传授技艺。数十年来，所见青铜珍品不计其数，然而在中山三器面前，竟发出这般感慨。铜器上的那些字，直线刚劲、弧线圆润，看不到凿刻的痕迹，着实令人费解。” 古人雕刻技艺娴熟尚好理解，但其所用工具就难以理解了。何种刻刀能刻铜如泥？难道是外星人的杰作？
那些铭文笔画的底部较为平滑，略呈 “U” 字形，的确毫无一丝凿刻的痕迹。更为奇特的是，有的字口边缘受挤压微微隆起。这是何种状况呢？难道说，镌刻这些铭文时，铸造铜器的铜水尚未完全凝固？若果真如此，那么古人又怎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亦是有骨有肉的呀！
将照片于电脑上放大之后，瞧见了三条细若发丝的竖线，仿若为排布那些字所打的 “格”。再细察那些字的笔画，哪一笔在前哪一笔在后似乎皆能分辨得出，乃至在哪儿接笔都瞧得明明白白，硬笔书写的感觉甚是显著。如此重要的器物，当年，在造型设计与铭文的布局上，必定会反复斟酌，最终，或许还会由国王来裁决。如此重要的一桩大事，先做何事，后做何事，理应都是事前规划妥当的，断不会等大鼎铸造完成，才 “忽然” 想起要在上面刻铭还是铸铭，且还要刻如此众多的字。
中国铜雕篆刻工艺美术大师傅大巍讲道：“那些字并非在铜器上刻就的。我用白钢刀在铜上刻物，紫铜黏滞，延展性佳。而古代青铜甚硬，发脆。我曾在一件青铜器上刻过一个字，极为难刻。一刀下去，第二刀便打滑，需打磨后再刻。并且，字口边缘形不成那种隆起。再者，这铭文毫无凿刻的痕迹，尤其笔画的转弯处是那般圆润顺畅，瞧不见刀痕。倘若在青铜器上刻字，此乃绝无可能之事。”
由此观之，那些文字并非在青铜器上直接刻成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说是 “写” 好）之后，再进行翻模，而后铸造的，远非我们所想象得那般神奇。但并非意味着，因这些文字是铸造而成，中山三器的价值就有所减损；恰恰相反，我们更为古人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予以赞美和慨叹。
二史上最美金文神品
战国时期的中山，乃春秋时期的鲜虞，本为戎狄部落之一支，往昔有关的史籍记载颇为稀少。1974 年起，于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的重要遗址，此遗址坐落于平山县三汲公社东灵山与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众多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为中山三器。“中山三器” 行文畅达，文字精妙，风格独异，乃中国古文字中的精品奇珍。铭文以中山王鼎为最多，亦最为精美。铭文为刻款，彰显出华美的书写格调。铭文章法依势附形，排列规整。从书法角度欣赏：铭文绚丽多彩，典雅飘逸。笔划严谨不苟，线条下垂，纤细劲挺，布局匀整。字型修长优美，重心偏上，体势秀逸，摇曳生姿，极具装饰意趣。文字排列错落有致，穿插自然。圆转流畅，灵动天成。乃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作。从刀法角度欣赏：镌刻技艺娴熟，运刀如运笔。线条刻划生动，丰富多样。用刀的轻重起伏，操控自如。行刀节奏的快慢疾徐，灵活多变。单刀、双刀交替运用，提按清晰。刀法曲直变化，方圆兼备。转折之处衔接精准，变化丰富。契刻用单刀利刃，尖入尖出，更显爽利刚健。线条组合上追求粗细、轻重、虚实之变化。横、竖等主笔粗、重、实，其余副笔细、轻、虚，如此便使通篇文字产生了强烈的韵律之感。
典雅修美型
于中山国，此类装饰性文字主要为 “中山三器” 铭文。其中，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与铜圆壶的铭文整体风格规整、行距与列距的间距相近且均衡，完美齐整，一气呵成。在字体结构上紧密内收，字形修长秀美。其铭文风格在于笔画的前端或中段稍有鸟纹、鸟头装饰，然而以鸟纹、鸟头装饰的文字并不繁多，如 （于）、（焉）、（易）等字。其大部分装饰性文字的风格是以虫篆为主，笔画适度夸张其长度与曲度，线形如虫般蜿蜒屈曲。字形结构重心偏上，中宫上提，上紧下松，布白匀停，并遵循黄金分割的美学定理来对字体的长与宽进行对比排布，字体两边全然对称，具备极强的装饰性美感。使字形呈现出紧绷向上的肃穆之感的同时，又具庄重典雅之美，令我们对神圣庄严的庙堂心生尊崇敬畏之情。
倾向正统风格
倾向于正统风格的庄重修美风格类的铜圆壶铭文的 1 至 22 行铭文，整体上与后 37 行皆偏向庄重典雅修美的风格。但铭文二者之间在字形、结构、用笔上略有差异， 铜圆壶前 22 行铭文中的字形由纵长向宽扁演变，文字的结体布白不均，结构不再那般紧凑向上，呈现出结体较为疏阔的状态，这也表明战国青铜器文字至晚期时，文字书写出现较简约率性的笔意。笔画多了些随性，少了些理性的约束。在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少了些圆润，多了些方折，但整体字的形态风格仍是更趋向于典雅修美。
“中山三器” 行文畅达，文字精妙，风格独具，乃是中国古文字中的精品瑰宝。铭文以中山王鼎为最多，亦最为精美。铭文为刻款，展现出华美的书写格调。铭文章法依势就形，排列规整。从书法角度欣赏：铭文绚丽多彩，典雅飘逸。笔划严谨不苟，线条下垂，纤细劲挺，布局匀整。字型修长优美，重心偏上，体势秀逸，摇曳生姿，极具装饰意趣。文字排列错落有致，穿插自然，圆转流畅，灵动天成，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作。
中山篆与侯马盟书一脉相通，皆属于晋系文字。“中国古文字琳琅满目，‘三器’铭文置身其间依旧给人鹤立之态，装饰性极强。” 实则中山三器文字属于中山国的官方字体，乃郑重场合所用的正体字，“由技艺娴熟的工匠精心打造。文字字形调整了长宽比例，使之呈现出修长秀雅的姿态；其结构精细巧妙，运用虫、蛇的抽象化处理，形成适宜的弯曲变形；线条曲直变换，刚劲雄逸，庄严华美，代表了当时贵族阶层的艺术审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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