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弃道义感召力的国家，恕我不再关心它是否能“重新伟大”。

各位好，昨天《明天的美国大选结果，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文，我们分析了此次美国大选当中特朗普和哈里斯各自的主张和他们当选的利弊。其中稍微涉及了一点他们各自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有位应该是挺川的读者，给我反驳，我觉得挺值得展开来说说的：

“小西，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观点，我在俄乌战争中也支持乌克兰，但反对因为支持乌克兰而反对川普上台，因为就像你之前一篇文章说的，乌克兰人保卫的他们的民族独立和个体自由首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随后是欧洲人的事情，美国援助是情分不援助是本分，生活在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为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一群人的幸福，继续忍受民主党的政治正确、税收的劫富济贫和经济政策乏善可陈呢？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为了防止俄乌战争崩盘而反对川普当选。”

以上的留言应该代表了我不少读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其实在选战临近前，原先我也有一些类似的倾向，但最近一个月综合看了双方对该问题的表述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美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站位问题，并非像这位读者用中文俗语留言所总结的那样“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它其实关乎未来美国的整个国家命运，更进一步的会牵连整个世界的走向。

正好写这篇文章此刻美国大选已经开始，刚看了一份出口民调，说哈里斯居然还占了一点小优势——而不是之前亲共和党媒体所预测的“大胜”。

这很意外，但也很关键，因为正如昨天所说，如果特朗普这次选不上，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场热潮也就退场了，他的一系列主张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讨论热度。

那我们就防患于未然，趁着这个话题还有讨论价值，仔细说清楚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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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先说一下，虽然特朗普和哈里斯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问题，在简中媒体中被反复提及，并成为国内网友拥川和反川的一个分野，但在美国国内，这个话题受到的关注反而是不足的。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历次电视辩论中，它都被一笔带过，甚至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被提及。究其原因，就像这位读者所说的，在美国，大量基层普通老百姓其实是优先想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他们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关心）乌克兰、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些地区在哪里，更妄谈支持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去支援那里的战争。

这种优先过好自己日子的“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绵延已久，在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之前，就已经长期存续。而特朗普作为一个以“美国优先”口号出道的政客，他的政治底色决定了他必须在俄乌战争中采用这种“亲孤立主义”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大选临近前的屡次发言中，反复坚持“反乌”立场，让不少“拥川但挺乌”的中国受众看了都替他着急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自己的一套政见逻辑，而政客没有，政客只是为了迎合其基本盘选民的意愿去提出口号。特朗普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议题上的选择，暴露了他其实是一个迎合孤立、保守、民粹这三方情绪、穷尽手段为自己胜选拉票的政客，而不是（之前很多人误认为的）一个真正为其国家前途考虑的政治家。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在他上次执政时，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实闹了一些私人恩怨。特朗普曾利用自己美国总统的地位要求乌克兰方面提供拜登那不成器的儿子亨特在乌克兰受贿等犯罪的证据，而泽连斯基上台后，本着谁都不敢惹的原则拒绝在该问题上给特朗普帮这个“私人的小忙”。乌方的不配合让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失去了攻击拜登的一大工具，好巧不巧，2020年的大选中特朗普还就差那么一点，输给了拜登。以特朗普的性格而言，不为这件事记恨泽连斯基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个月前泽连斯基访美，在双方幕僚中温和派的撮合下，与特朗普安排了一次见面。这次见面原本旨在实现双赢，特朗普可以借这次会面洗掉他“亲俄反乌”的不良政治印象，而泽连斯基则可以防范万一特朗普当选，切断对乌援助造成的战场雪崩。

计划很完美，可惜第一步就出错了。

从双方会面后各自的表态看，这场会面是不及预期的。泽连斯基作为有求于人的弱势方，他表态确实是给够了。可特朗普当时可能是因为正挟遇刺后支持率新高的余威，态度又有点飘了，在会面后面对记者时，一方面说自己和泽连斯基是“朋友”，但紧接着就又补了一句“我和普京总统也是朋友”。

我至今不太理解川总当天搞这个发言时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他商人的说法方式使然，或者是他自认为胜券在握。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在今天的美国，对于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个灾难性的表态。

如前所述，美国的底层老百姓不关心甚至不知道俄乌战局，但其上层精英是知道这场战争对美国有多重要的。

而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过度讨好孤立主义、且儿戏般的表态，让他们没有信心能在这哥们上台后，能把他在该问题上的决定拉回到一个正常总统的行事范围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共和党建制派在那次会面以后开始公开表态要反投哈里斯的一大原因（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俄乌战争的走向对美国其实十分重要呢？

在此我们不妨举二战前夕慕尼黑协定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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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签署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一般都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的正式预告，战争在之后一年内就爆发了。而在这次“臭名昭著”的谈判当中，英国首相张伯伦的选择其实没有很多人看起来那么匪夷所思。他在那场回忆中被后世看来“最愚蠢的绥靖”，其实是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的。

认为可以和希特勒妥协的张伯伦，在机场挥舞着那张废纸，

向展示英国人展示他所带回的“一代人的和平”。

在一战以后，英国国内对为什么要参加这场战争也掀起了一场反思潮，再加上国力的滑坡，很多英国人开始重提“光荣孤立”传统，主张帝国对欧陆事务仅应保持“有限责任”。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与捷克之间苏台德问题爆发，就成了一个判别英国新外交政策转型的试金石——因为严格意义上说，捷克斯洛伐克其实不能算是英国的“正牌盟友”，它在一战后是跟法国签订了受保护协议的。法国在捷克收到领土威胁时有参战义务，而英国又根据英法盟约，在法国受到入侵时必须参战。

这样，英国发现它必须在这场危机中为“盟友的盟友”冒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险，这看上去确实非常像英国被卷入一战时“一代人的幸福就此熄灭”的情景。

所以张伯伦其实是带着全英国人想要推卸盟主责任、避免战争的绥靖心态从伦敦出发的。他参与慕尼黑协定的底线就是英国坚决不能为了捷克的安全被卷入新的战争，而德国在他看来是“可谈判对象”，至少与英国一直防范的苏联相比，似乎没有那么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

丘吉尔是当时英国为数不多反对这个观点的人，他清醒的认识到纳粹德国和苏联对英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威胁同样严重。

可是慕尼黑的协调最终失败了，这究其原因，倒并不是因为希特勒“贪心不足蛇吞象”，欺骗了张伯伦。而是因为欧洲在一战后好不容易建立的“安全银行”，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出现了严重的“信任透支”危机。

什么是“安全银行”？

研究一下一战后的《凡尔赛协约》你就会发现，英国虽然通过这纸协约维持住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但“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英国其实是通过《凡尔赛协约》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新建立的国家提供了安全承诺的——只要你照我的规矩来，服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你的安全我担保了！

当然事实上，如果欧洲出现遍地像希特勒那样的秩序挑战者，把全欧洲搅的沸反盈天，以英国当时正在下降的国力，是没有力量四处灭火的。这就导致了英国联合法国对欧洲弱小国家作出的安全承诺，其实非常像一个银行体系——银行许诺所有储户的存单都能兑换现款，并不是因为银行真的存了与存单等值的准备金，而是大家都“信任”银行可以在自己需要兑现的时候拿出钱来。

所以在这种情景下，银行的兑现反而必须是干净利落的，一旦稍有迟疑，引发储户的恐慌，出现“挤兑风潮”，这个体系就一定会破产。

1938年的英国面临的其实就是这个局面，它与捷克虽然是“拐弯盟友”，但捷克作为承认英国盟主地位的欧洲国家，在自身安全遭遇威胁时是有“兑现权”的，一旦无视这种权利，把捷克出卖给德国，换取与德国的和平，那么欧洲其他的国家就会陷入恐慌，整个凡尔赛体系随即解体，各国纷纷寻求大国进行安全的“再保证”，而这个时候，英国会发现，哪怕它肯付出比之前帮助捷克数十倍的代价，也是无法让欧洲重归和平的。因为安全的“挤兑风潮”已经出现了，英国此时特别像一个银行，因为吝啬兑现一笔款项，而最终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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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逻辑套用在今天的乌克兰问题上，你会发现情况其实是一样的。乌克兰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根据1994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时的《布达佩斯备忘录》，美国是需要在乌克兰遭遇战争威胁时履行援助义务的。如果像特朗普上一任期所习惯的那样，“退群”“赖账”，理论上讲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美国必然随之面临三种风险，

第一，乌克兰战局一旦出现雪崩，将导致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给与自己的安全承诺产生严重的怀疑，再加上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伴随的从欧洲撤军和减少对北约的投入。美欧关系将面临恶化，甚至发生脆断的风险。美国将发现自己面临与1938年的英国一样的处境——即便之后愿意拿出比此刻援乌多得多的投入，也无法再重新恢复“安全银行”的正常运营。

第二，作为前拥核国家乌克兰的战败，会给小国带来更强烈的不确定感，再加上《布达佩斯备忘录》被视为废纸，这场战争之后，很多“核门槛”国家（包括以色列和日韩）可能会纷纷寻求发展核武器以武装自身。核不扩散体系将会被打破。这个前景中影响力和利益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美国一家了，更包括中英法等其他核大国。

第三，以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其现有政治体系、以及俄乌开战以来，芬兰、瑞典等周边国家的选择。一旦在付出代价巨大的俄乌战争中最终艰难得胜，是很难有自觉“见好就收”的。这一点不做过多展开了，懂的都懂。

总结起来说，俄乌战争虽然看似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特朗普在本次大选前关于终止对乌援助的威胁全部兑现，那么俄乌战争很可能成为之后世界大战的一个预演。

因为美国在二战后所建立的一整个“安全银行”体系一定会在这番操作下破产，全球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大战时代的时钟一定会被大幅拨快。

这里要多说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反正我又不支持乌克兰”、“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越早完蛋不是越好吗？”“关我什么事。”

我在这里必须提醒，一个天下大乱、世界大战将至的乱世，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玩。这里就不说什么核大战普通民众生灵涂炭、废土世界全民捡瓶盖的场景了。就只基于历史提一点——在二战时期，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军费占国家支出的比例都是相当惊人的。

像日本，最疯狂的1944年曾经投入高达75%的GDP用于维持战争，这意味着日本几乎将整个国民经济都投入到了战争中。

其他的国家没有日本那么疯狂，但今天看来也非常恐怖，即便日子过的最富裕、战争从未延烧到其本土的美国，这一比例也曾一度接近40%。美国在二战中总共投入了2600多亿美元，在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占比当中近30%。

而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大量普通民众的劳动成果被一场世界大战化为乌有，世界大战无论谁赢谁输，各国的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一定是受难最深重的受害者。

反观今天的世界，除已经卷入战争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外，各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保持在2%-4%之间，像我国更是长期保持在1.5%。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即便底层人群也能免除啼饥号寒之苦，是建立在今日世界的整体秩序趋于稳定，和平而不是战争依然是今日世界主流的基础上的。

一旦世界秩序崩溃的乱纪元重回，在读这篇文章的每一位，都将为这个未来付出切实而巨大的代价。

你真的能想象，如果慕尼黑时刻重临，安全秩序整体崩溃，整个世界重新笼罩在战争阴云下，会给全球带来什么吗？

所以，如标题所言，特朗普出于讨好其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主张，以及他对其他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加速全球化解体的威胁……所以这些，将不仅把美国、而且是整个世界推入一个不可测的未知深渊当中。

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你多么赞同共和党所持的自由保守主义主张，这一次都是不应当期待特朗普上台的。

他预告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兴，而是一种切实的危险。

反过来说，我记得电影《天国王朝》当中有一句名言——“这里是天国王朝，或者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其实可以同样应用在我们对这次美国大选的观察和思考中——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能获得全球自由主义者（无论是自由保守主义，还是自由进步主义）的认同和赞许，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奉行自由贸易的理念，主导了世界的上一次经贸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承担了维持国际安全的责任，让威尔逊总统提出的理想主义国际理念获得了实践。

可是你能想象这样一个美国么？

它在贸易上选择对外关闭大门，执行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惩罚性关税断绝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不再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在外交和军事上，它拒绝履行自己曾经承诺的的责任，坐视文明世界体系的沦落与崩溃。

那么请问，这样一个美国，对于身处它之外的外国人来说，又到底有什么道义感召力和魅力可言呢？你又凭什么要如此支持主张把美国变成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候选人？

更进一步的，甚至即便你是美国人，也没有办法从这种极端孤立主义的社会方案中得利。因为一个曾经成长为世界帝国，将其贸易体系遍及整个世界形成广泛社会协作的“新罗马”，是不可能通过通过主动撤退“独善其身”的。公元3世纪的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曾经尝试通过从帝国边疆撤退和与盟友断约“让罗马重新伟大”，但其结果是最终加速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并最终留下了一个既不共和、还推崇君主专制、“毫无原作精神”的帝国继承者——拜占庭帝国。

戴克里先式的“土办法”，最终一定会失败。

已经走向世界的国家无法再退回去，孤立主义理念也从不应该是自由保守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孤立、推卸道义责任中走向伟大，甚至不可能延续其强大。如果美国最终的选择是让孤立主义重新得势，那么它注定如罗马一样衰落，其大选本就不配获得如此的关注度。特朗普更不配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川粉”，他只能做一个放弃感召力的、走向平庸的没落国家的总统。其所谓“让美国重新伟大”，又究竟能伟大在何方？

和我们这些外国人，又有何干系呢？

“这里是天国王朝，

或者什么都不是。”

一个自弃道义感召力的国家，恕我不再关心它是否能“重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