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队顶级辩论选手的孟子,一张巧嘴杠遍天下无敌手,是生不逢时的理想主义者,曾扛起时代大旗的先锋,年少成名却最终遗憾退场。
让我们快速了解孟子的一生。
公元前372年,孟子在邹国出生,这时候没人想得到这个小孩的未来是多么耀眼。
虽然是鲁国大豪门孟孙氏的后代,但出生时家里已经没啥资产了,为了生活,他们家就从鲁国搬到了邹国。
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长大。说起孟子的母亲,大家都不陌生。用现在话来说,她曾是教育界的大红人,中国虎妈的老祖宗,家长心里的 top one偶像。
大名鼎鼎拉开学区房序幕的“孟母三迁”,孟母这超前的投资眼光,让我们这些背着房贷压力的社畜们羡慕坏了。
公元前357年,十五岁的孟子在鲁国跟着子思的学生进行学习。
子思是谁?他可是大有来头,是孟子的偶像,孔子的嫡孙,受孔子教导。
孔子去世以后,子思又跟着孔子的学生曾子学习,所以孟子也算是蹭上了孔子的关系网,对外界也称自己为孔子的私塾弟子。
孟子读书时,曾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牢牢坐稳第一的宝座,作为家长挂在嘴边的别人家的孩子。
孟子在教育圈里名气可是很大,毕业以后,年少意气风发的孟子直接回邹国开始自己创业了。
都听说他要自己办学校了,各路家长纷纷响应,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重点学校读书。
作为当红明星,他学校的招生门槛可是很高,可谓是延续了他一贯的狂妄风格。
觉得自己地位高贵的,觉得自己有才的,觉得自己有功劳的,觉得自己可以走后门的,就连觉得自己年纪大的,他都不要。不愧是大佬,一点儿都不担心生源问题。
因为太红,孟子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看在了眼里,想签他去当宣传部代言人。孟子心里可有自已小算盘,他觉得邹国太小了,自己的才华在这里实在是施展不开。
他的目标可是星辰大海,不如走得顺风顺水,意气风发的少年总是对未来、对征途满怀期待。已经四十岁的孟子,怀揣梦想开始了自己的周游列国之旅。
公元前329年,四十三岁的孟子来到了齐国。齐国在当时可是业内龙头老大,实力强横。
齐威王任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齐威王非常重视人才,听说邹国的大明星孟轲来齐国了,立刻想请他去宫里坐坐,想和大明星交流交流合个影。
但是见面以后,俩人发现对方的主张和自己不太吻合。
齐王是个猛男,喜欢能为他冲锋陷阵的猛将或者是依法治国的贤者,但是孟子主张实施仁政。俩人是二饼碰八万,对不上眼,所以孟子并没有被齐威王所重用。
虽然政治上不太合拍,但孟子好歹也是享誉天下的大明星。齐威王还让人给孟子送去了稷下学宫的 offer。
在这里,孟子的思想真正与诸子百家进行了碰撞,稷下学宫可是全天下的学术中心,有各行各业的大牛。
稷下学宫的老师工资高,包分配,还送豪宅,就不说了,重点是还能直接见到国家领导人。
不过稷下学宫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各个学派为了一较高下,没事就去办辩论大赛,输了就麻脸滚蛋。
孟子到了稷下学宫后,碰到的第一个挑战者就是齐国的学术大咖淳于髡,两人展开著名的主题“男女授受不亲的辩论大赛”,这个就是儒家所说的“礼”。
孟子在稷下学宫碰到了无数的“抬杠专家”,经常被穷追猛打,孟子好辩的传闻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在稷下学院的这一段经历,神奇的打通了孟子的仁督二脉,《性善论》横空出世。
孟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仁皆有之”。
(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用这一理论打遍稷下学宫无敌手。随后他对《性善论》不断完善,逐渐开启了儒家思想的新纪元。
孟子在稷下学院待了四年,虽然思想境界,和名气都提升了一大截,但是还是没办法让齐威王采纳他的仁政思想。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用算了,换个地方从头再来。
正巧,听说宋国想要实行仁政,于是,孟子准备离开齐国前往宋国。
孟子到了宋国以后,发现宋王是个光说不练的家伙,于是骂了宋王一顿,直接跑回了家乡邹国。
孟子在邹国、滕国、魏国都跑了几遍,遗憾的发现这些国家的环境,都不适合他去推行仁政。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的民主思想无疑具有超时代的价值,但在那个战乱纷飞,各国诸侯都需要在兼并战争里存活的时代,很难说孟子到底是千里马遇不到伯乐,还是该说他是一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
公元前319年,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虽然第一次没能合作,但今时不同往日嘛。经过了一圈儿旅行,孟子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
这时的国君,齐宣王给了孟子很高的待遇,让他担任卿大夫一职。
在这段时间,孟子多次和齐宣王论证。
孟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些耳熟能详经典言论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
孟子还经常把齐宣王说到顾左右而言他,可见孟子虽然倡导仁政,但他本人显然是进攻型选手。
这一年,孟子虽然和齐宣王交流的很和谐,但他的仁政还是不能满足齐宣王当下富国强兵、开疆破土的需求,所以齐宣王也仅仅是询问他的意见,但并不采纳。
公元前317年,孟子五十五岁,孟母去世,孟子返回鲁国为母亲守丧。
等他回到齐国时,齐宣王已经暗戳戳地将燕国伸出了黑手。
王曰;能不能占领燕国?
孟曰;你对人民好,就可以占领,如果不能就不占领。
齐宣王下令占领燕国,齐军都杀红眼了,哪还能顾得上什么呢。
孟子因为这个对齐宣王很失望,而且很多齐国人都觉得这个是孟子的主意,这一大口黑锅扣下来,老祖宗是真冤,到现在孟子都还因为这件事挨骂。
虽然替齐宣王背了这么一大口黑锅,但是齐宣王还是把孟子当做一个招生部部长,不真正重用他的思想主张。
孟子直接玩了一手欲擒故纵,假装要走,实际上在齐国临淄城西的一个画邑上停了三天,是等齐宣王来挽留他,最终齐宣王也没来。于是孟子心灰意冷,直接辞官回家编书去了。
《资治通鉴》孟子的亮相,值得浓墨重彩。
公元前337年甲申,周显王三十二年,只记载了一件事,申不害过世。
法家的两大巨星先后陨落,但申不害的死平平静静,远没有商鞅之死充满戏剧性。死在工作岗位上,直到走完人生最后一天。
申不害死后继任总理,张开地,他就是汉朝开国名臣张良的祖父。
张良的父亲张平继续在韩国做总理,这两位总理一共侍奉过韩国五代国君,所谓“五世向韩”。
后来张良反秦,初衷就是为韩国复仇,因为自己的家庭和韩国是牢牢绑定的,国仇就是家恨。
公元前336年已酉,周显王三十三年,一共记载了两件事。
第一件,宋国的太丘社消失了。
第二件,孟子来见魏惠王。
记载“宋太丘社亡”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宋国这个太丘社的社神标志物,到有可能像是社稷神坛一样,由石头或者几块石头打造而成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神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和社稷绑在了一起,但祭祀社神的场地却保留了聚众活动的功能。
宋国迁都到了彭城,宋太丘社很可能就在彭城郊外,宋太丘社亡,也被当成天命转移的征兆。当然,还有着高度丰富解读的空间至今没有啥定论。
第二件事,儒学大师孟子来到魏国,和魏惠王正式会谈。
站在魏国的角度,无非是接待一个专程来吃闲饭的糟老头子和他一群追随者,虽然开支比较大,但是大国毕竟要讲大国的体面嘛。
国际竞争白热化的时代,谁都不敢怠慢知名学者,不论他们有用没有用。
魏惠王想,孟子大概是最没有用的一个,反正好吃好喝,把他敷衍过去就是了,买卖不成仁义在。
而站在儒家的角度,孟子亮相值得浓墨重彩,因为实在太有象征意义了。
孟子名轲,字,可能是子瑜或者子车,邹国人。《孟子》这部书,堪称一股清流,著作权相当明晰,孟轲在弟子的协助下,在自己生前就已已经完稿了。
如果拿来和《论语》相比,我们会发现孟子特别好读。
《孟子》长篇大论,前后有连贯,首尾有呼应,正是因为内容太连贯了,所以对孟子下过大功夫的朱熹。
总觉得这部书是孟轲一个人写下来的,就算偶尔有弟子手笔,孟轲本人也一定亲自审定过了。
《孟子》全书一共七篇,第一篇的题目叫梁惠王,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因为迁都到大梁,所以常被人称为梁惠王。
《资治通鉴》首先摘选的就是孟子开篇第一段的内容,这很有道理啊,因为孟子的写作有系统性。
第一段开宗明义,表达出了孟子全部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讲出了孟子这套东西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面前屡屡碰壁。
魏惠王一见孟子,当头一句话就特别的有名。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
魏惠王显然认为,你孟子之所以那么大老远跑来魏国,肯定准备好一套对魏国有利的政治改革方案吧,你总不可能来找我聊闲天儿吧。
如果孟子,可以好好说话的话,回答应该是这样的,没错,我想来帮你们魏国实施政治改革,全面实行儒家的仁政主张,进而把仁爱的光芒撒向世界。
不过在那个年代,好好说话不是主流,大家都追求先声夺人,劈头一句话,就摄人心魄,一下子夺取话语的主动权,很像后来禅宗的棒喝。
孟子先给魏惠王来了个下马威。
孟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
意思是说;魏惠王既然开口就谈利益,政治不正确,国君不该谈利益,只该谈仁义。
孟子并不是否定利益,也不是把仁义和利益对立起来,只不过,在他看来仁义和利益必须先摆清孰先孰后的关系。
仁义必须优先,只要有了仁义,利益自然就会随之而来了。但利益只应该是仁义的副产品,不能优先于仁义,否则利益和仁义都保不住了。
魏惠王回答,是,你说的对。
孟轲是孔伋的学生,孔伋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
他曾经问过老师,治理百姓应该先做哪一件事,子思说;应该先让他们得到利益。孟子很不理解,就追问;君子教化百姓无非是讲仁义而已,为什么要以利义为先呢。
子思回答说;仁义,本来就是用来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如果管理者不仁,那么下面的人得不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如果管理者不义,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一门心思弄虚作假,那这种情况对利益的损害最大。
所以《周易》里边有这样的话,“利者,义之和也”,还有,“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两句话说都是大的利益。
子思和孟子对这段对话,司马光真是太喜欢了。然后司马光亲自评论,写下了一段“臣光曰”。说,孟子答魏惠王的话和子思答孟子的话其实是一回事。
但为什么说法貌似截然相反了呢?
这是因为,“只有仁者才晓得仁义可以带来的利益,不仁者,不明白”。
魏惠王并不是一位仁者,所以,孟子才会在他面前只谈仁义,不谈利义。
这也就是《资治通鉴》关于孟子华丽亮相的全部内容。司马光真可谓是用心良苦,是因为仁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宋朝思想界一个老大的难题。
但,司马光其实不大喜欢孟子,还专门写过一部作品,题目就叫做《疑孟》顾名思义,对孟子提出质疑。
在司马光看来,孟子不但学术不纯,连动机都很可疑,怕只是举着古圣先贤的大旗给自己找饭碗的一个家伙。
在司马光的时代里,不喜欢孟子并不算特立独行,只要想明白一点,王安石很爱孟子,大力提高孟子的地位,把孟子引为同道。
下一节,看魏惠王与齐威王是怎么商业互捧的。
孟子在画邑上三天想的是什么,对自己无法被采纳的思想的反思,还是对这个国家,这个君主的期望,我们不得而知。
孟子在政治上不得志,但是在文学造诣上那可是全面开花。“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虑祸患能使人或国家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会使人或国家走向灭亡。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的就不说了。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所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chan)刻斩绝之言,其锋不可犯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详尽。
他不说尖刻与斩钉截铁的文辞,然而话的锋芒却谁也不敢侵犯。
孟子在大众视野里虽然是个儒生,但他笔锋犀利,言辞也非常有攻击性,孟子真不愧是国家队里磨练出来的天才辩手。
公元前290年,孟子八十二岁,《孟子》一书也是在这个时期编撰的。
公元前289年,孟子去世,这位在诸子百家纷争的战国时代,以一己之力扛起儒家大旗的新时代棋手就此谢幕。
很多人讲孟子讲的是“生与忧患死于安乐”的孟子,讲的是“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孟子。
但在我们看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更有别样的魅力,他从来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
刚刚学成毕业的孟子鲜衣怒马,少年满怀希望,就像无数个怀揣理想出发的我们一样,满腔热血,却被骨感的现实撞得支离破碎。
他推行仁政屡次碰壁,希望一次落空一次,但孟子的心中依然豪情万丈,周游列国,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那就换一条道,他把思想当作利刃,划破了时空的维度。
陈独秀、梁启超、孙中山等大家都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扛起了不同时代的大旗,又何尝不是孟子的另一种成功呢。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把人生的维度拉长,什么事情都不过如此,就算明天,天要塌了,那也是明天的事。
对待眼前的今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接受完整或不完整的结果发生,对于挫折和失败,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把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时间。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明明,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