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热”是杨勇在青藏高原冰川地带考察最大的感受。

“一年比一年热。这几年夏天去野外考察，白天穿短袖短裤就够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既使是夏天都需要穿着外衣甚至防寒服。”今年10月，刚完成一次藏北无人区考察的杨勇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在许多冰川周围的湿地、草地或者开始荒漠化的沙地，地表最高温度到了30多摄氏度甚至40多摄氏度。这在高原已经是常态了。

杨勇，四川人，是中国最早深入长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调查流域地质环境与河流水文的地质学者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勇就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2005年开始，杨勇花了近10年把青藏高原上的主要河流都走了一遍。直到现在，65岁的杨勇一年中仍然要花费近10个月在野外进行水系与地质考察。

行走在高海拔地区，杨勇经常可以听到冰川下传来水流和石头的碰撞声。他说，几十年来，物种、植被与人类活动也与早年间大不相同。

但最大的改变还是在水文方面。“青藏高原留不住水了。”杨勇忧心忡忡地说道。

如今，青藏高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其冰川融化和水资源的不稳定性，对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平衡构成了严峻挑战。

“亚洲水塔”的水源危机

对于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来说，“留不住水”似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一直以来，青藏高原上广泛覆盖着冰川、积雪和冻土，是除南北极以外最大的固态水库，因而也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维系着近20亿人口的用水需求；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13条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哺育了东亚、南亚和中亚的伟大文明。根据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第二次青藏科考报告》（下称《科考报告》），“亚洲水塔”总水量超10万亿立方米，涵盖51条冰川、96个湖泊、13条大河，约是黄河200年的径流总量。

然而，这片在全球78个水塔单元中占据了16个单元的重要水土，也是最脆弱、风险最大的地区。2019年，中国科学院刊登在《自然》（Nature）上的一项关于全球水塔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是全球变暖最剧烈的地区之一，1980至2018年间，每十年升温0.42摄氏度，是全球平均升温速率的两倍。

杨勇认为，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从地质构造动力学、岩土动力学、水动力学、冰川动力学、气候动力学、生物（包括人类）动力学等几方面相互影响来看，在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青藏高原的诸动力学机制变化对全球特别是周边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杨勇回忆前几年的一个8月中旬，他曾在各拉丹冬雪山西坡的荒漠地表测到最高温度46摄氏度。“2021年1月的时候，我在长江源头格拉丹东姜古迪如冰川，那里还没有下过一场大雪，我们的雪地防寒装备一直没有使用过。白天酷热的太阳烤晒，冰川表面刻出一道道深深的流水冰沟。在冰川表面，我们测到了10度以上的温度，冰体也在零度以上，这让我有点震惊。”杨勇说，冰川就像一直处在类似烤箱的环境里，显得非常脆弱，仿佛很快会快速消融、坍塌。

杨勇结合自己数十年的野外考察经验指出，青藏高原气温升高的主要影响是增强了“三融”——冰川加速消融，冻土层解冻，以及降水量增加。由此，青藏高原近几年的地表水补给量远大于流出量，出现了水系格局变化的趋势，如湖泊数量增加、水位上升、面积扩大，湖岸溃决等。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近50年中，青藏高原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数量从1081个增加到1236个，湖泊面积从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74万平方公里。

去年，杨勇看到了藏北羌塘高原色林错湖的景象，“由于气候变暖，唐古拉山冰川加速消融，色林错近年来湖面持续扩大，水面积逼近纳木错和青海湖。”

“水”的增多，让部分原本乏于生机的高原环境变得温和。今年杨勇前往三江源地区考察时就发现，在海拔4000甚至4700米的地方都能看到灌木群落。“很多草场也长好了，水草丰美，仿佛看到了江南的生机。”短期来看，这似乎不失为一种“良性”的转变。

然而，杨勇警告道，从更广泛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湖泊数量增多、面积扩大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导致更多“河流水系演变和不可预测的灾变”；“三融”过程也并非水单元在不同形态之间的等量转化，而是伴随着“水塔”自身水资源供应能力的折损，在各种方面对依水而生的人类社会构成威胁。

2016年7月，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阿汝冰川发生大规模崩裂，因成为一次冰川气候事件受到关注。大量冰体和碎屑物质滑入到阿汝错，产生了高达10米的湖啸；2018年，西藏米林县派镇加拉村雅鲁藏布江左侧发生大型泥石流，堵塞干流形成了巨型堰塞湖，对上下游的生产生活和基础设施造成了重大影响。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印度尼泊尔类似事件近年来也屡有发生。

除区域性的冰川、地质灾害外，更大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也在增加。第二次青藏科考发现，在变暖、变湿、变绿的同时，亚洲水塔区也在逐渐“变暗”。变暗的主要特征是冰川、积雪面积减小和植被生长导致的地表反照率降低，它会逐步改变亚洲季风环流，进而加剧中国东部“南涝北旱”的现象。

据新华社梳理，今年4到6月，我国15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有14次发生在南方地区，黄淮等地则遭遇春连初夏干旱，北方和南方的天气显著呈现出“旱涝两极”的特征。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前9个月受灾人口达8402.7万人次，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正让农业、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暴露在更大的气候风险中，洪涝和地质灾害尤甚。

此外，从“水塔”发源的河流不止是线状水域，更包含了沿途的支流、河岸带与连片的人类社区。“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与社会体系，任何地方发生一点变化都会与别处关连。”杨勇说。长江从唐古拉山脉奔涌而下，在我国中东部形成平原、丘陵并塑造良田，提供发展养殖和航运产业的资源条件，于是从青海、四川到江浙一带的各地区都因这同一流域而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一项对怒江-萨尔温江流域的最新研究表明，流域下游的人口密集区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水资源脆弱性显著高于上游高山地区。

“就从水利设施来说，”杨勇举例道，“一般情况下，进入汛期时上游的水库可以拦蓄洪水，减缓下游的洪涝压力；但若上游突发极端天气或灾变溃决，必须放水，上下游的洪水效应叠加，就必然导致下游地区洪灾加剧。旱期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当气候变化给源头的青藏高原带来难以预测的河流灾变，全流域的协同调度能否跟上节奏，或许仍需打一个问号。

南亚的困局

不止是中国，青藏高原的另一侧连接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这片横跨南亚、中亚和东亚，包含着更广泛的山脉和冰川区域的交界地带，又被称为喜马拉雅-兴都库什（HKH）地区。

根据总部在尼泊尔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发布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水、冰、社会与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整个HKH地区的冰冻圈正在迅速变化，冰川融化加快、冻土解冻增多、积雪覆盖减少，降雪模式愈发不稳定。

报告指出，2000年至2019年间，冰川质量损失率增加了65%。近年来，中国、不丹、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多次发生冰湖溃决事件，预计未来几十年内，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将继续上升，山地水资源的时间性、可利用性和季节性分布也将更加不确定，进而影响低地大量人口的用水需求。

ICIMOD的高级水资源专家曼迪拉·辛格·施雷斯塔（Mandira Singh Shrestha）告诉澎湃新闻：“即便未来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HKH地区的气温仍可能（在1.5度之上）上升至少0.3℃，而西北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地区的升温幅度则可能上升至少0.7℃。这种显著的变暖将引发一系列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冰川加速融化、水资源的可预测性下降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HKH地区居民的生计和福祉造成深远影响。”

更何况，南亚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最贫困、抵御灾害能力最低的区域之一，也是国际地缘政治与宗教问题最复杂、国际合作最缺失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危机，直接关系着南亚各国在气候变化进程中的角色、处境和诉求。

近年来，尼泊尔正在遭遇越来越频繁且严重的水文灾害，包括极端降雨、山洪暴发和冰湖溃决。今年9月28日，加德满都发生了“20年来最猛烈的季风降雨”，24小时内降雨量就达到了尼泊尔水文气象局54年来的最高纪录。穿城而过的巴格马蒂河（Bagmati River）河水暴涨，比安全水位高出2米多。超过240人丧生，大面积地区被淹。

尼泊尔甘达基省玛斯杨迪市（Marsyangdi Rural Municipality）市长阿琼·古隆（Arjun Gurung ）告诉澎湃新闻，这场洪水是尼泊尔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洪水和山体滑坡摧毁了房屋、道路、桥梁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农作物的破坏严重影响了许多尼泊尔人的生计；缺乏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加剧了健康问题；重建中多山的地形和受损的基础设施使救援人员难以到达受灾地区，严重阻碍了援助工作。

“这种灾害对普通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ICIMOD气候与环境风险战略负责人阿伦·巴克塔·施雷斯塔（Arun Bhakta Shrestha）对澎湃新闻说，“其原因是复合性的，既包括地形、季风和地震活动等自然因素，也包括无计划的城市化、基础设施规划不当等人为因素，但在种种因素中，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和放大器。”世界天气归因组织（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的研究更是直接表明，这场洪水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导致降雨“强度增加了约10%”。

杨勇和曼迪拉都强调，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是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帮助改进减灾工作的必要途径。

然而现实是，面对“亚洲水塔”的丰富资源，地缘政治竞争总比互信、共建的愿景先一步出现。该地区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水电开发有着诸多争议，对于水文数据的分享，互信、互惠、互鉴的合作仍远未达成。

“多年前我曾参加过的南亚国际河流（水资源）民间论坛也已经停止，线上交流和邮件往来几乎没有，原计划2020年初启动的缅甸、印度诸河流考察也无法付诸开展。”杨勇惋惜道。

全球气候的关键节点

青藏高原地区并非“遗世独立”的存在，相反，“它是气候变化的中枢，也是全球季风的中心，它的一喘一息都对整个地球有着巨大的影响。”杨勇说。我国第二次青藏科考也发现，“亚洲水塔”的变化将驱动跨南北半球的水分循环交换，加强青藏高原热力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调制作用。

从全球范围来看，水资源的不稳定性已日渐明显。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10月发布的《2023年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去年是33年来全球河流最干旱的一年，冰川遭受50年来最严重损失——根据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的初步数据，冰川损失的水量超过6000亿吨；水循环更加不稳定，河流流量、地下水位、雪水当量、土壤水分和蒸散等多方面出现全球性异常。联合国水机制称，目前全球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水资源短缺，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50亿以上。

“更旱”与“更涝”的局面正在同时发生。九月，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地区在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一个月的总量，据《卫报》报道，伦敦消防队接到了数百个与洪水有关的电话；而地球另一端，今年亚马孙流域许多河流的水位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巴西自然灾害监测机构Cemaden称，目前的干旱是有记录以来“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

在这一背景下，青藏高原的变化既是全球危机的局部写照，也提供了观察、减缓、修复全球性气候问题的潜在可能性。

今年的考察中，杨勇前往可可西里羌塘高原阿尔金三大高地，在其核心腹地却少有看到野牦牛群、藏羚羊群和藏野驴群。“以前进去是随时能看见成百上千的种群，而这次我们在里面工作穿越近10天时间，只看到单只的狼和野牦牛，最多两到三只。我在想这些得到保护数量迅速增加的动物到哪里去了呢？结果我们出来在青藏109公路两侧，还有109不冻泉以东215沿线，聚集着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等群落。”杨勇认为，也许是因为青藏线以东的海拔逐渐降低、气温更趋暖和，季风的条件也会好一些，更适合野生动物栖息聚集。

在藏北羌塘和可可西里腹地，大陆性气候显现的区域，杨勇等发现广褒的地表上出现了“薄薄一层风化层，淋溶、冻融和风蚀作用重复交替，覆盖了原本稀疏的植被，大面积的冻土层融化后形隭动流，使这些地区失去了生境，难怪野生动物不来到这些地方”，“这也许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当相对温暖的天气到来时，这一风化层又会迅速消失，植被重新生长起来。”他猜测，“那是否会成为气候变暖进程中生态重建的一个‘拐点’？”

杨勇留意到了很多细节，并凭借多年的经验和预判对它们一一进行记录和解释，但尚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能够验证这些微观趋势的最终导向。“对‘拐点’的确认必须以具体数据作为标识，我们得进行大量的基础工作，完成足够的数据积累，这非常非常重要。”杨勇强调说。

《自然》杂志的一篇评论也指出，必须加强对“亚洲水塔”的监测和模型研究，以制定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政策，避免未来的水资源危机。这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和生态挑战，特别是保障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