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国际教育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正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当中，传统公办名校优势明显，但民办学校也在持续发力。

近日，第三方国际教育独立评估机构宜校发布《2024年度出国留学中学榜》，这是该机构第九次推出出国留学中学榜，本次上榜国际化学校/国际部数量为100所。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蝉联榜首，连续八年领跑。紧随其后的深圳中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

深圳国际交流书院为民办学校第一。这所老牌的国际化学校今年的申请结果亮眼，除继续保持牛剑预录数量全国最多的录取成绩外，在美本申请结果上也是成绩斐然，首次拿到了哈佛大学本科offer。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教育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悬殊。100所上榜的学校共来自于14个省市区，有17个省市区无学校上榜。

上海以22所上榜学校领跑全国。宜校榜单的区域分析显示，上海、北京、江苏和广东的上榜学校数量最多，共达70所，其中上海以22所上榜学校的数量，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的比重，成为国际教育的一线城市。

紧跟其后的地区是山东，有七所学校上榜，浙江有五所学校上榜，而其他区域的上榜学校均未能达到或超过五所。

在上榜学校的性质上，民办学校崛起，公立名校依旧保持优势。

上榜的民办校、公立学校各50所，前者数量远超前三年的平均数量，显示出民办学校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快速提升和竞争力。但从国际教育成绩来看，公立名校整体排名依旧比较靠前，在前十学校中，民办学校只有两所。在前20中，民办学校也只有七所。

不同区域之下，公立和民办学校的表现也有明显差异。在上海的22所上榜学校中，17所是民办学校，占到上海上榜学校总量的77%。而北京上榜的19所学校中，公立学校是九所，民办学校是十所。除此以外，深圳八所上榜学校中公立和民办学校各四所，广州五所上榜学校则全是公立学校。

“从整个国际教育的发展业态来讲，上海是最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政策。”宜校创始人肖经栋对界面新闻称，上海对国际教育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模式，即通过开设国际特色课程班、而非直接与国外高中合作的方式，将国际课程引入学校，供高中学生选择。

这种方式使得所谓的“国际班”实际上是普通高中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公立学校的学费相对低廉，大约每年2000元。公立学校国际课程班规模普遍比较小，因此大量的国际教育需求被分流到了民办学校。

相比之下，北京公立学校的国际教育优势明显和竞争力强大，导致北京的民办国际化学校难以发展壮大。在北京，一些优秀的非京籍学生，由于有户籍和学籍要求，她们只能选择民办国际化学校就读。而在上海，21所学校中也有部分学校可以招录沪外学生，整体市场更加活跃，学生群体更加多元。

北京有大量的高知阶层，这些人对国际教育的需求非常高。“在北京，学习托福和雅思就像喝水和呼吸一样自然，是学生提升自己英语水平的途径，并非完全出自要留学。”肖经栋称，北京在语言学习和个性发展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具有明显优势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民办学校在上海的国际教育中表现突出，而北京则是公立学校占据优势地位。这两种模式各有特色，但都反映了当地的社会氛围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同。

广深的国际教育生态也有差异。

“深圳是一个商务城市，家长非常看重KPI，即很重视申请结果。”肖经栋指出，这迫使学校想方设法提升申请结果，而深圳的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优质学校少，因此大家争夺有限的优质资源，竞争激烈且两极分化严重。

广州的国际教育起步较早，但整体发展水平和北京、上海相比有比较大的差距。据肖经栋介绍，广州早期的民办教育采用香港的教育储备金模式，即家长向学校支付一笔钱，学校用这笔钱赚取利息或投资回报来支付办学成本，而教育储备金最终要返还给家长。

但这种模式后来无法实现，因为银行利率下降，不再足以支持学校的发展。同时，政府也不允许民办学校采用教育储备金模式办学，需要清退教育储备金并采用收学费方式。2000年左右，广州有一批民办学校因无法退还教育储备金而倒闭。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2003年开始实施，广州此时还处在一批民办学校倒闭的阵痛中，无法轻装上阵，极大影响了广州国际教育的整体发展。

苏州的国际教育也很活跃，很重要的因素是当地经济发达，以及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和开放的态度。

1994年，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除了引进技术和资金外，还引入了新加坡的社会治理和教育模式。苏州很早就有了学生通过交换生或公费留学的方式去新加坡读书，有哈佛等顶尖大学的录取案例。因此苏州对留学并不陌生，家长也很容易接受。

此外，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给予地方政府很大的灵活性，地方政府既可以限制也可以鼓励国际教育的发展。例如，常州和苏州同属江苏省，但在国际教育方面有不同的政策导向。

肖经栋提到，常州的国际教育曾经做得不错，但后来因政策调整，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一度被撤销，原先公立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转入到集团所属的民办学校中，导致学生流失多。常州后恢复公立学校办国际部，但这些政策的变动伤了当地国际教育元气。

而苏州一直鼓励国际教育的发展。在此次榜单中，苏州有四所名校上榜，老牌学校有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苏州外国语学校和苏州中学，新锐上榜学校有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学校性质上，四所学校涵盖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课程上涵盖AP、A-Level以及IB课程。

以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为例，该校是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内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中美合作创办的国际高中，以科创为特色，在相关专业的科研仪器、研究室等方向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国内鲜有学校在高中阶段就在相关领域如此巨量的投入。

在录取方面，2024年，苏州北美有多名毕业生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莱斯大学、范德堡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的录取。

肖经栋还表示，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存在学生流动的现象，甚至苏州的一些学校主要以接收上海学生为主。例如吴江区的中加枫华国际学校，不少学生来自上海。

苏州北美国际高中也吸引了许多上海的学生前来就读，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就好比北京的学生去天津上国际化学校，在北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肖经栋称。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化学校经历了不小的震荡，政策变化叠加疫情，不少国际化学校或因牌照资质问题宣布停运或寻求合并，有的则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经济波动期间，一些家庭面临财务压力导致“留学断供”，社交媒体甚至一度有悲观声音出现，声称“80后中产父母开始抛弃国际化学校”。

多位受访者都提到，如今家长更加关注教育的性价比，留学目标发生变化，会考虑从美国转到日本或中国香港等地留学。

但抛开经济因素，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副校长何其新对界面新闻称，那些坚定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家长，意愿仍非常强烈，这部分需求是刚性的。去年该校招生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所增长。他个人对招生形势持观望态度，既不特别乐观，也不悲观。

据成都市龙泉驿区青苗学校CEO、执行校长王艳琴观察，疫情刚结束时，部分需求有待释放，招生情况其实较好，但到今年，经济波动导致有些家长付不起学费。

今年暑假，她去上海考察了几所头部国际学校，发现这些学校的招生基本不受影响，一旦扩招就立马招满。处于1.5梯队的学校影响也不大，但二、三梯队明显受挤压。她认为，在经济波动期间，更要力争上游，只有做到头部才能避免被淘汰，教育市场的选择周期非常强。

肖经栋补充称，近期宜校对全国国际化学校的新高一招生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其数据，今年国际化学校新高一的招生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但招生总量仍然处于高位，因2023年的招生人数是近七年中最多的一年。

“对于新学校来说，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比较难，关键在于要回归教育本源，办出特色和亮点，没有其他捷径可走。”肖经栋称。

谈及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他认为新锐学校在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发展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现在的竞争环境与过去不同。随着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家长们对学校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这使得新学校在创办之初就需要面对更高的要求和更严格的检验。

其次，特别是疫情后，新国际化学校建设不像以前那么火爆，其中的原因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过去，开发商通过建设高质量的学校来吸引购房者，从而推高房价快速获得高额收益。在房地产行业低迷的情况下，现在愿意投资新建国际化学校的资金方减少了，不论是私人投资者还是政府，都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此类项目。

何其新也表示，很多新锐国际化学校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老牌学校在大规模扩张，比如苏州外国语学校，在苏州开了多所分校，甚至在江苏其他地方也有分校。这些学校由于前期运营成功，品牌为人熟知后会吸引大量学生。新锐学校的挑战是在这些大校的挤压下寻找独特的生存空间。

未来将是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运营良好、管理规范的学校会越来越强大，而运营不善的学校则会被市场淘汰，这是任何一个行业发展的常态。

在肖经栋看来，国际教育行业最大的风险并不是市场需求或市场竞争，而是政策风险。

放在更大的视角看，相较于每年上千万的高考人数，国际教育的学生规模很小，国际化学校高中毕业生每年10万左右，占全国高中毕业生总量1%上下。但由于中考分流政策的推行，国际教育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刚性需求，出生人口的下降反而对国际教育整体市场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