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朱高祥 吴越

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这一宏大的经济学问题，在业界，几百年来都很难说清。如今，国家“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链研究，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可。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图源 诺奖官网

2012年，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横空出世，影响力甚至超出了经济学领域，该书名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这部著作致力于探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富足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落后？

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描述了一个关于诺加利斯市的故事。诺加利斯市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上，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北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南部是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这两个城市在地理、气候和文化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居民构成也因历史原因大多相似。然而，它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市家庭年平均收入约三万美元，居民拥有良好的经济机会和生活水平。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市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市的三分之一，经济机会匮乏，生活贫困。

通过对比这两个诺加利斯市，作者指出，穷国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知道哪些政策能够让其人民致富，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和政策差异。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今年的获奖者对各国繁荣程度为何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提供了新的见解，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社会制度的持续差异。他们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

达龙·阿杰姆奥卢和詹姆斯·鲁滨逊，是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旗手人物。

1967年，达龙·阿杰姆奥卢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现在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他以高水平论文产量奇高而闻名，2005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2006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07年荣获了匈牙利拉兹洛高等研究学院约翰·冯·诺依曼奖。

詹姆斯·鲁滨逊于1960年出生于英国，其父曾任英国派驻多个殖民地的官员，他自小就随父亲在加纳、尼日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来，罗宾逊一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

由于少年的经历，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下称“阿罗”）对比较发展研究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自2000年始合作发表论文和著作，将他们基于自身经历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制度与发展何以纠缠不清的思索，成功地转化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阿罗”的大量论文不仅经受了顶级学刊严苛的学术评审，更难得的是，他们还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国际畅销书，从而在财经界和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13年，“阿罗”入选国际思想界著名杂志《前景》（Prospect）当年的“世界思想家”榜单第30位。

西蒙·约翰逊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图片来源：豆瓣官网

“每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都不会陌生，尤其是达龙·阿杰姆奥卢，他是最为高产的经济学家之一，涉足的领域也足够宽广，长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名单之上。以至于所有经济学的学生，不管研究什么领域，都会或多或少接触到他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江艇告诉潮新闻记者。

江艇说，2001年他们三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个经验性调查”一文。他们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用因果推断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证明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国家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从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写作《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始终绕不开或者说是经济学的第一个重大主题，也是经济学自始至终最重要的主题。”江艇表示，他们的研究以创新的方式回应了这样的一个重大主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获奖就不意外。

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目前，全球最富裕的20%国家比最贫穷的20%国家富裕约30倍。此外，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尽管最贫穷的国家已经变得更富裕，但它们并没有赶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今年的获奖者为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找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社会制度的差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永钦也向潮新闻记者介绍，三人的研究影响深远，在业内引用率非常高，研究领域横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学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帮助我们回答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问题，“决定国家兴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人类发展以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王永钦说，这不仅为研究国家兴衰提供了方法论，还出版了《民主与独裁的经济学》《国家为什么失败》的书籍。

这一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有何启示？王永钦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法制改革，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司法改革、产权保护等改革，具有积极意义，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思考推进。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