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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工作介绍及启示

龚六堂

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

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制度与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这三位经济学家合作紧密，尤其是在探讨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大贡献。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现任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博士学位，专注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阿西莫格鲁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如何通过包容性和掠夺性制度解释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他的工作强调，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促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往往导致经济停滞。同时，他还研究了技术变革如何影响劳动市场，特别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进步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并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国际经济、经济危机和发展经济学领域有广泛的研究。约翰逊的研究集中在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他特别关注危机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和恢复。他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分析，尤其是对金融体系中过度风险承担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约翰逊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作，约翰逊研究了殖民遗产、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他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发展。他与阿西莫格鲁的长期合作为理解全球经济和政治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罗宾逊的研究集中在政治权力的分配如何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其长期发展。他强调，权力的集中往往导致掠夺性制度的形成，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他与阿西莫格鲁共同研究了制度的演变如何塑造国家的经济表现，并解释了全球不平等的制度根源。

三位获奖者共同的工作主要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技术与不平等、制度演化与全球不平等等，下面就制度与经济增长、技术与不平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

一、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共同工作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核心作用，研究了制度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影响。

首先他们的研究指出制度决定了经济激励机制。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创新、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这些因素的发挥高度依赖于制度环境。包容性制度为创新和投资提供了激励，确保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努力获取经济回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表明，包容性制度能够保护产权、维持法治、并确保市场竞争，从而激励个人去投资、创新并参与市场经济。包容性制度确保了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带来的经济回报，而不会因为制度漏洞被剥夺其收益。这种制度下，企业和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更加稳定，促进了长期的经济投资和创新活动。反之，掠夺性制度往往导致资源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降低了社会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创新和经济发展。

19世纪的英国是包容性制度的典型代表，通过保护私有财产和鼓励市场竞争，英国的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发展，创新层出不穷。而与此相反，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由于受到掠夺性制度的束缚，尽管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却长期滞后。

第二、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中所有个体的广泛参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包容性制度允许更多的人进入市场，参与生产和创新活动，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研究表明，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减少权力和财富的集中，防止精英垄断经济资源，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

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公平和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这不仅促进了公平，也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通过更广泛的参与，创新和生产力得以提升，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三、法治和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保障作用。经济学家认为，产权保护和法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包容性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产权，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家进行长期投资。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企业和个人会担心其投资回报被剥夺，从而不愿投入资源进行创新或扩大生产。

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法治的完善是包容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约束政府的权力，防止其随意干预市场。法治制度确保了市场规则的透明和公平，使得市场参与者能够根据清晰的法律框架进行经济活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的不断完善和产权保护的逐步加强，推动了私人企业的兴起和外资的流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四、制度可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在全球经济中，外部冲击（如金融危机、贸易战、自然灾害等）往往会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压力。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表明，包容性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冲击，因为它们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广泛的社会协商机制，包容性制度能够更迅速地调整政策，减少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具备健全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如美国、德国）能够通过政策调整和金融改革迅速恢复，而制度脆弱的国家（如希腊、阿根廷）则长期陷入经济困境，显示出制度在应对危机时的关键作用。

二、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系统地研究了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平等问题。

三位奖获得者的研究指出：虽然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不加以政策引导，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通过再培训、税收政策和包容性制度设计，各国可以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缓解其对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技术变革与不平等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经济学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在自动化、人工智能（AI）等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一主题重点探讨了技术进步如何在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可能加剧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

第一、他们研究了技术变革的双刃剑效应。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生产效率的主要动力。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指出，技术进步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可以提高生产率并创造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某些工种过时，特别是那些重复性强或低技能的岗位。这种现象被称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BTC），即技术进步往往有利于高技能工人，而不利于低技能工人。

随着技术升级，特别是自动化和AI技术的引入，许多低技能的工人面临失业或工资下降的风险，而高技能工人因能够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收入水平不断提升。这就导致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制造业中，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工劳动，特别是在装配线和生产操作中。以美国制造业为例，过去几十年中，尽管生产效率提升，制造业就业岗位却显著减少，尤其是低技能岗位受到的冲击最大。与此同时，掌握编程和AI技术的高技能工人在科技行业中的收入迅速增长。

第二、他们研究了技术变革带来的两极分化。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技术变革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带来分化，还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不均。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资本的回报往往更快增长，而劳动的回报则停滞不前或下降。这导致了财富更加集中在拥有资本（如企业主和投资者）手中的现象。

随着自动化设备、机器人和AI系统的广泛应用，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然而，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未能相应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如股票和房地产收益）往往集中在拥有这些资产的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扩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在科技行业中，少数技术巨头和企业创始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大量中低收入工人却面临工资增长停滞或被低技能自动化取代的威胁。科技行业的垄断和平台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财富集中。

第三、他们研究了自动化与工作岗位的替代。阿西莫格鲁的研究还讨论了自动化对工作岗位的替代效应。他指出，虽然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但如果技术过于偏向自动化取代人力而非增强人力，就会造成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并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

一方面，技术进步存在替代效应。当自动化技术能够完成一些原本由人力完成的工作时，尤其是那些重复性高、标准化的工作，这些岗位的劳动者将面临失业的风险。例如，物流行业中的自动化仓储系统、自动驾驶技术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仓储工人和司机。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存在增强效应。与替代效应相对，技术也可以用于增强劳动者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生产率。例如，医疗行业中的AI辅助系统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然而，这一“增强效应”通常对高技能工人更有利，因此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也随之上涨，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机会却面临更大的压力。

第四、他们研究了技术变革下政策干预的必要性。阿西莫格鲁指出，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技术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他强调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减少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效应。

一是通过再培训来提升技能。政府和企业需要通过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帮助低技能工人掌握新技能，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工作岗位需求。这样可以减少失业，并缓解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工人的冲击。

二是强调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税收政策、最低工资政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技术变革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例如，对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收，并将税收收入用于低收入人群的再培训、教育和社会福利。

三是强调包容性创新制度。阿西莫格鲁强调，技术变革应在包容性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确保技术的好处能够被更广泛的群体分享，而不仅仅集中在少数资本和高技能工人手中。

第五、他们考虑了全球视角下的技术变革与不平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变革对不平等的影响不仅限于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日益显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工人由于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和自动化的推广，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风险，而少数富裕阶层则通过资本市场积累了更多的财富。

三、阿西莫格鲁等关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和技术变革与不平等的研究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通过阿西莫格鲁关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和技术变革与不平等的理论研究，我们看到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需要高度重视制度的包容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通过建立健全的产权保护、加强教育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推动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确保创新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社会，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包容性增长。

第一、通过包容性制度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包容性制度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保障。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指出，包容性制度能够通过保护产权、鼓励市场竞争和确保法治，为创新者提供激励，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高科技制造等）需要一个开放且包容的制度环境。通过加强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自主创新的空间，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和新兴行业。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确保更多中小企业参与到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中，避免创新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手中。

我国近年来的市场开放和改革促进了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确保新进入者能够公平竞争、避免垄断成为关键，这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第二、在技术变革中中促进劳动力转型。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揭示，技术变革与不平等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普及的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风险。因此，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平等，是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

随着我国向智能制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转型，可能会对低技能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通过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帮助工人适应新兴技术岗位的需求，确保技术进步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不平等。

因此，推出再培训计划，帮助工人掌握新技术，转型至更高附加值的岗位。通过这样的政策，技术变革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的失业压力。

第三、技术与制度结合，推动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技术变革必须在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尤其重要。通过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绿色经济转型方面。

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绿色经济，包括清洁能源、环保技术等。中国的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的结合，确保环保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通过加强环保法律制度，提供绿色金融支持，能够激励企业创新绿色技术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国在推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支持（如购车补贴、碳排放交易机制）鼓励新能源车的普及，并通过绿色信贷政策鼓励企业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上投入。这些制度性创新为新能源车产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四、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促进包容性增长。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技术进步必须与包容性增长相结合。中国需要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还能够减少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在我国，城乡差距和区域不平衡发展仍是重要挑战。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政府应通过政策措施确保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也能参与到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转型中。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网络的铺设，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如，我国的“数字乡村”战略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将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和医疗等资源引入农村地区，帮助这些地区分享数字经济的红利。

阿西莫格鲁还提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结合会带来新的经济格局和挑战。中国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需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竞争和技术冲击。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国际合作，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时，必须警惕全球化中的技术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确保中国的科技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

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我国通过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和参与全球技术合作，提升了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然而，这一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技术出口壁垒和竞争压力，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强化制度建设以应对国际竞争。

除此之外，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关于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的研究，他进一步探讨了生产链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波动、创新扩散和系统性风险；关于结构转型的研究，他集中探讨了经济体从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以及这种转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创新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他探讨技术变革、创新扩散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

2、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2001): 1369-1401.

3、Acemoglu, Daron, and Pascual Restrepo.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2 (2019): 3-30.

4、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