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视觉中国
主持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为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为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指引。如何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价值意蕴和实现路径?
李开盛: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加上个别国家为了维护霸权私利强化阵营对抗,国际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一是集中了不同文明、国家、社会的价值追求。人类社会是丰富多彩的存在,在数千年甚至更加久远的互动交融中,不同的文明、国家与社会也形成了超越地域的价值共识,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这些共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集中概括。二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内在底蕴。和平与发展是思想上的认识底色和实践中的根本追求,公平和正义是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关系中的基本准则,民主和自由则体现了与世界潮流共振过程中的开放与自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表明,中华民族始终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重要力量,在始终坚持传承和不断开放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内核与精神气质。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蕴,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对象上,针对当前国际社会突出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分析国际环境时指出: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具体的原因,但从根本上看是西方强权政治思维产生的恶果。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是靠有效的政策,长期来看则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
二是目标上,旨在谋求团结、合作,反对分裂、对抗。“全”“共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一概念的关键修饰词,它表明中国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无意排斥和针对任何国家,体现了中国对于未来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正是引领人类社会走过当前严峻国际环境所需要的精神气质与实力担当。
三是方法上,充分践行文明互鉴,追求实现各国家、社会和文明之间利益与认识的最大公约数。
在实现路径上,必须看到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既离不开推动各国采取具体的政策以提供有利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的现实环境,更离不开包括政府、社会、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一是要反对错误的世界观。特别是从根本上抛弃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与实践话语中的权力逻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导向的思想认识与政策逻辑。二是要维护正确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坚持并发展好以联合国及其宪章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重新强化结盟对抗,反对包括破坏世贸组织功能在内的破坏全球治理体系与规则的行为。三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需要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汲取团结的力量,让金砖国家、上合组织、APEC等包容性、开放性的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余南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意蕴具有超越性、时代性和实践性。超越性指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差异,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画出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同心圆,找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时代性指的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顺应时代变革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方向。实践性指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的层面,而是要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务实有效的实践。
就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言,一方面,优化国际传播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国需要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促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同时,唯物主义认识观也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与传扬,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因此,需要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让实实在在的经济合作发展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嵌入外交政策是其实践应用的重要途径。
王义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有三个背景:第一,回答中国之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什么价值理念?今天,在“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基础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上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也是中国从崛起到复兴自我定位变化推动外交叙事变迁的结果。
第二,回答时代之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近些年来,全球化出现明显逆转,人类有没有共同价值呢?今天讲的“一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是价值观的对立,或者打着人类旗号将自己的价值观包装为普世的,混淆普世与普适性,所以我们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应成为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世界之问:未来的世界会更好吗?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更为严峻和急迫。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崭新的挑战,昭示着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人类文明转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社会有没有价值共识,或者共同价值?这关系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所以,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包容性界定,对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政治多极化的主流价值塑造,同时对人类未来走向的引领、设计和判断,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三个背景、展示的三大意义。
主持人:去年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并明确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如何推进“三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引领共谋发展、共筑安全、共兴文明的国际潮流?
李开盛:首先是要深刻领会三大倡议之间的关系,全面推进三大倡议建设。三大倡议分别聚焦安全、发展与文明,针对的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并相应谋划统筹解决办法。安全是追求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推进安全的保障,而文明则是从思想与认识层面为两大物质目标提供深层动力源。所以,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全面落实就必须统筹推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深刻挑战,地缘政治搅乱国家间合作,民粹主义阻碍全球化进程,国际社会很难拿出并落实全面解决“三霸”“四赤字”的解决方案,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彼此配合,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与系统方案。
其次是要推进三大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结合,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有效公共品。“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十多年来,在推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政策、贸易、金融、人文相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为后续中国的各项政策倡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安全、发展和文明三大倡议的提出,分别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行过程中面临的深层次难题,其实施成为在新时代新阶段实现“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是今后全面推进三大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需要,也有利于产生更加有效的政策动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
最后是要建设全球文明践行机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精神”。建设全球文明践行机制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是维护国际安全、促进全球发展都需要文明这一层面的精神与认识保障,都需要把这一“形而上”的资源变为促进“形而下”领域进步的深层动力。但文明互鉴的开展和精神共识的形成不是一个完全自发完成的过程,急需世界各国从机制上强化文明交流的力度。对中国来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则是从原来主要在物质的和平、发展领域提供中国方案,进一步提升为在“形而上”领域为世界提供“中国精神”,并通过“中国精神”进一步丰富“中国方案”。
王义桅:三大倡议对应的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发展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但是,现在的发展面临很大的困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中文里的“发展”比英文的development含义更加丰富,表达了《易经》的“变”,文明要适应环境之变、时代之变。“安全”在英文里有security和safety之别,中文里是一体的,更抽象。另外,文明与civilization也不对应,因为西方讲文明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多样的,而我们讲文化是文明的精华,文明也是多样的。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美”就有“文明”的涵义。如果你自己都不是文明,而是“美”别人的文明,就陷入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叙事陷阱。
怎么去把三大倡议变成现实?全球文明倡议的践行机制也有三部曲:第一,成为自己,发展好自己,搞好自身安全,自信自己是文明的。过去,发展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非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安全更是依附于人、不可靠的选择,无法企及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文明是一种话语霸权,要告别之,各文其明,各明其文。第二,成就对方: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文明。世界不同文明不是一种对立的、冲突的关系,是争奇斗艳,万类霜天竞自由,成就人类文明百花园的姹紫嫣红。具体的机制,从国内到国际,从双边到多边,由内而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将合作机制化。第三,成就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文明。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与文明倡议的落地,不仅能够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后SDG议程,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安全,服务于再造全球化底层逻辑、优化全球治理生态体系,还能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组织。
余南平:在推进“三大全球倡议”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了解,推动务实合作与项目落地,持续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应该认识到,对中国而言,拓展国际宣传与强化沟通能力是弥合文化差异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前,相较于我国的经济实力,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对外传播能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需充分利用多边外交场合、国际会议及国际媒体等多元渠道,广泛传播“三大全球倡议”的核心理念与显著成果,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深度理解与广泛支持。同时,强化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智库等机构的紧密合作,协同推动三大倡议的深入实施与不断拓展。而其中推动务实的经贸合作,推动惠及民生与发展的项目落地是关键所在。因此,我国应鼓励并支持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积极地参与三大倡议的落实工作,以确保相关项目在全球各国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另外,也需加强对外合作项目的监督与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以确保对外合作项目成果能够真正惠及当地民众,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三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国与核心推动者,中国应持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自身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树立新的发展合作典范,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与合作配合,共同推动三大倡议向更深层次、更实的领域发展。
主持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前不久成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被外媒认为点亮“全球南方时刻”。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全球南方”合作共赢带来更大机遇?
余南平: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中国和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利益观。中国自古以来的“义利之辩”已经揭示了中国独特的利益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全人类需要共同富裕”的新共识。这种新共识不仅将成为当代和未来中国人的对外关系构建思想底色和行动纲领,而且,在思想认识等上层建筑领域也塑造了中国在处理“全球南方”合作中所秉持的“仁爱”的思想底色。同时,在全球经济基础新发展的构建中,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通过共建健康的利益循环新机制,以期创建全球国家间合作新模式。
今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便是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建设的生动例证。
王义桅:全球南方概念很时兴,它不是发展中国家换个称号,而是有独立自主性的发展中国家,源头是不结盟运动、万隆会议精神。明确政治属性很重要,否则就会陷入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的陷阱。
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就要在全球治理中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机制,同时加强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深化中国和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尤其是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合作机制。
李开盛:把发展置于全球议程更加优先的位置,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只有推动发展话语而不是权力竞争话语占据世界头号议程,他们才可能获得更多资源与帮助,才有可能在自力更生与国际协助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吃劲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仍然是中国需要长期坚持的治国理政理念的核心。由于国际分工以及资源禀赋的不同,中国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广泛的发展合作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因此而获得了丰富的发展成果。也正因如此,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欢迎,中国提出的十大伙伴行动,也将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的现代化。
放眼未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关键。全球南方的发展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归根到底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冲击。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就是要维护以联合国及其宪章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确保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治理架构能够得以正常运行。接下来,则是要继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让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话语权。最后,中国要发挥其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包括中非合作论坛在内的各类双边多边机制平台的作用,进一步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实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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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瑜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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