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情绪垃圾桶”的我，终于对朋友说“不”

早晨八点，在人挤人的望京地铁站，我艰难地掏出手机，依稀看到通知栏弹出几条提示消息，点开一看，两眼昏黑——熟悉的头像旁挂着一串赫然醒目的红色数字，有27条未读消息。我的心立刻一沉：糟了，她又来了。

令我闻风丧胆的并不是随意在非上班时间扰人清静的领导，而是我在中学时代便结识的好友小Y。前阵子，小Y发来的问候结束了我们漫长的断联期，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忆往昔岁月式的美好，也不是时隔数年的又一次相逢，而是她洪水般的宣泄。

短短一会儿工夫，我就获悉了她最近的家庭纠纷和工作内容，以及她几个老板的籍贯、性格和“罪行”。重遇故友的欣喜，很快就被一种我不太愿意承认的厌倦感所取代。我向来不爱以交换的心态去衡量一段感情中的得失，因为功利的痕迹遍地都是，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在感情中保持一份纯净，尤其是我最为看重的友谊。然而，默默将满屏冒着红点的60秒语音条转换为文字后，我产生了一种夹杂着伤心、不满和愤怒的情绪——你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话，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没有问问我过得怎么样，哪怕只有一句？

这并不是小Y第一次向我“倒垃圾”。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周期性，也就是平时一般不会聊天，但一旦在偶然间开启话匣子，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沉默的周期，直到她有了新的想吐槽的内容。她生活中的愉悦和确幸我一无所知，但烦恼、沮丧和咒骂，小到公司厕所的卫生情况，大到原生家庭的阴影，我无所不知，熟悉到可以闭着眼复述。

我感到有些遗憾，毕竟我们曾经是心贴着心分享少女心事的朋友，如今怎么就走到了总是令我无言以对的境地。仔细想来，我们无法再度变得亲密的原因，也许在于我们只是在说话，却没有在交流。

小Y上一次闪现的方式，是突然转发给我几十条她与别的朋友的聊天记录，内容是吐槽工作中的不公平现象。在收到我抱抱表情包以后，她又发来大段大段的文字，其中的高频词是“毁灭吧赶紧的”“死了算了”，我望着屏幕发呆，半天打不出一个字。

我正在工作，也和她一样经受着工作的伤害，我明白她正在经历某种她无法排解的痛苦，但我无能为力。我既不能一键解除她在工作中遭遇的所有困顿，也不能通过几个方正的字体，去隔空抚平她心灵的褶皱。工时比她更久、工资比她更低的我，能给她的只有倾听和陪伴，显然，它们没什么用。

通常来说，朋友之间说一说笑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起码我们会暂时认为它已经过去了，毕竟朋友充其量只能是根拐杖，路终归要自己去走。当密度极高的、丝毫不顾及我是否有能力将其接住的情绪“炸弹”向我袭来时，我感到措手不及，并且疲惫万分。

几年前，一本线都没够着的我，不厌其烦地安慰发挥失常考进211的她，而此刻，眼看小Y发来的没有故事、全是情绪的话又渐渐撑满一个屏幕，我一面“装死”，一面感到歉疚——对不起，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我对这种无语凝噎的感觉并不陌生。由于我自小性格沉静、共情力强且口风极紧，许多人都爱把无处宣泄的心事告诉我，其中包括朋友、长辈、上司，甚至还有萍水相逢的网友。有一回，一个五六年没说过一句话的网友，突然问起我的近况，然后马上话锋一转，开始讲述她在全职考研的第三年精神完全崩溃的事。后来她向我坦白，之所以找我，是因为她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考学上，没有生活，没有社交，没有朋友。她翻遍整个好友列表，发现我是唯一可能倾听她说话的人，所以选择把她的困惑和失败统统告诉我。

是的，我的“受气包”形象，甚至可以在从未谋面且断联多年的网友心里，屹立不倒。

可想而知，在与更为亲密的现实朋友的交往当中，我要承受多大的重压。每当朋友失恋，最痛苦的人总是我。在我考研的最终冲刺阶段，每天居然要花好几个小时去抚慰被断崖式分手的朋友。那时我正好有两个好朋友同时陷入感情危机，于是她们俩轮流把我备考的小出租屋当旅店，一人刚走，另一个人便接续，生生不息。下午，朋友A崩溃，临近考研突然被甩一事令她无法释怀，我听她数落男方犯下的条条罪状，再循循善诱地鼓励她不要因此停止求学的步伐；晚上，朋友B嚎啕大哭，喜欢的男孩没那么喜欢她，这种落差令她受伤；凌晨，朋友B喜欢的男孩给我打来一连串电话，让“没有工作，比较清闲”的我多多关注朋友B的情绪变化，这是他做不到的事。

我在心中无声咆哮：是，你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也无需用来被比较。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起，每周要去精神科拿药的我，正在第二次考研的我，备考之余还要想办法赚钱谋生的我，有没有余力去消化他们那些在我看来甚至有些奢侈的烦恼。

关于友谊中的分享和倾诉，哲学家培根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不知道培根有没有过我这样的经历——朋友的喜事我无缘参与，朋友的忧愁我事事分担。忧愁的重量也许可以通过向朋友倾诉而减半，但与此同时，它也有可能因为倾诉而得以传递。我心里那个装载悲伤的河床，其中的苦水像聊天页面中朋友倾吐的烦恼一样，越积越多，快要决堤。

然而，难受归难受，对于他们不分时段、不分轻重的宣泄，曾经的我还是照听不误。这是INFP人格的宿命，我无法看着别人流泪，而不去施以安慰。当时的男友气到要和我分手，“不爱自己的人是无法爱别人的”，他说。我向来是会把别人的事摆在第一位的那种人，直到最终差了一点点没考上时，我才意识到，我对朋友无下限的包容并不是出于善良，而是出于软弱。

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关心，那我对别人的关心，全都无法成立。

我会一直受虐般地选择倾听，不仅因为和朋友相处的美好往昔在我心中占据很重的份量，也因为我觉得朋友选择向我倾诉心事，这是信任的表现。当然，被信任的感受沉甸甸的，被在乎的感觉却寥寥无几。

比利时心理学家伯纳德·里姆在他的研究中，数次得出同样的结论：人们觉得有必要与他人谈论自己的负面经历，并且，人们的情绪越强烈，就会越想谈论它。但是，当对话的平衡被打破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冲突——比如不断在倾听、几乎没倾诉过的我，放任自己被侵犯的边界一点点缩小到我脚边，最终退无可退，干脆用不回复代替回复，这其实是很糟糕的处理方式，而我和我亲爱的、无话不谈的朋友们，居然从未谈论过这个问题。

只有一次，我忍无可忍，第一次直接对“倒垃圾”的朋友表达了我的心声。

今年年初，我的背上同时压着实习、春招和毕业论文三座大山，每天轮轴转，严重缺觉，精神状态堪忧。此时，许久未联络的朋友小W突然冒出来，为我背负的重量增加砝码——她没打一声招呼，冷不丁甩过来八张截图，附赠两段转发的、共计百余条的聊天记录，吐槽她的朋友对她倾诉太多，令她感到烦恼。要是说别的还好，她这么一讲，立刻点燃了我的怒火：朋友的过度倾诉让你烦恼，难道你的过度倾诉就不会让我烦恼吗？

我的怒火来源于边界的崩溃。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伊桑·克罗斯指出，很多人对自己能听进去的发泄量有接受限度，即便这些发泄来自我们所爱的人。同样，我们在感觉不到自己的声音被倾听时，容忍该种发泄的频率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过度倾诉往往会导致一种事与愿违的“反效果”，明明倾诉的出发点是想要被自认为亲近的人理解，但结果反而是把倾诉的对象推得更远。

我不愿就此被推远。小W是我年纪很小时就极为信赖的朋友，我一直把她视为亲人般的姐姐，她也在我本科毕业四处碰壁时收留过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坐在小屋的飘窗旁，大口大口地吃牛蛙、大颗大颗地掉眼泪。正是这样发烫的记忆，让我不愿只是敷衍了事、草草带过，而是鼓起勇气，诚恳地向她坦白我的伤心。

我告诉她，我最近在三份兼职工作中闪转腾挪，刚刚也说了，我还在写硕士毕业论文，现在就正在写，我很在意她的心情，可她总是直接越过我的话，仿佛漠不关心，这令我感到受伤。“我们都改，我改掉忍不住到处倒垃圾的毛病，你改掉伤心了也憋着不说的习惯，好不好？”她说，“不知不觉我就在复制我很厌恶的行为，谢谢你指出这点。”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朋友的道歉。我知道改变很难，也许要经历很长的磨合过程，并且有可能会反反复复、什么也改变不了，但起码这次，我们久违的“对话”发生了。并没有想象中点破了一件事的尴尬，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疏远，原来我在脑内演习了千百遍、担忧会因此伤害到对方的坦白，在真正出现时，并不会那么可怕。我感到印象中的友谊又回到了我身边，它不那么温和，但却很坚实，经得起审视、冲击和更新。

写到这里，正好收到一位朋友的简讯，“……这样找你会不会有些冒昧，不知道你最近在经历什么呢？”我的眼底湿成一片滩涂。

从前我心目中的好的友谊，近似于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写的那句：“他的生活有许多的辛苦与悲哀，他远远地专诚帮助你。”这个想法至今未变，我依然愿意陪着朋友，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日子里，就这样活下去。只是，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在交出真挚的双手以前，先问问自己，我是否受到了伤害，如若有，请勇敢地告诉对方——毕竟朋友只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人，并非真的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