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要求“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支撑、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以科技变革为动力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产形态变革，是一个全新的重大命题。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这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又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
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从各国发展历程看，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增长潜力往往比单纯的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潜力更大、质量更高、更具可持续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尽管面临多方面挑战，但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5.2%。估计到2025年服务消费占比有望达到47%左右，到2030年将超过50%。14亿多人口大国的服务性消费占比若达到50%以上，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市场来说也是重大利好。
产业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为38.3%，第三产业占比为54.6%。预计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将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服务业占比有望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将由2021年的41.5%提升为5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将夯实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
科技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64%，2022年基础研发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6.57%、企业研发支出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79.02%。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研发强度有望超过3%，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基础研发占研发经费比重有望超过10%，由此形成较大的科技研发空间。
城乡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2022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7.7%。未来几年，城镇化进程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超过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结构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的消费潜力。到2030年，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预计将由2023年的45.2%上升到50%左右。由此，新增服务性消费规模估计达到10万亿元左右。在宏观经济增长面临预期不稳的情况下，释放服务性消费潜力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的投资潜力。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形态从低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从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过程。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大力研发新的核心技术，创造出新的产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形成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数字经济为例，我国数据基础设施每年预计吸引直接投资约4000亿元，将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2万亿元。
城乡结构蕴藏的内需潜力。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左右。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消费被抑制了约23%。如果通过城镇化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1.8亿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估计每年可产生2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
结构转型升级将支撑未来5~1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
城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在超过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同期人均资本存量增长3.5%。加上其他领域结构转型升级释放的动力，未来10年经济年均增长将达到5%左右。虽然这是有条件的，但也是有可能的。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推动经济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4亿人左右，到2035年，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大幅扩大，那么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和投资空间。
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这几年，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以下简称“新三样”）产业发展迅猛，受到各方关注。“新三样”是我国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进程中，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发展起来的，是把减碳的成本转化成为减碳红利的一个重要突破。从趋势看，未来释放增长动能的远不止“新三样”。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到2050年若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我国需要投资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若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则需要投资138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发动机”，需要每年3万亿~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而这项投资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经济增长潜力释放面临的突出矛盾
结构转型升级面临多方面挑战
消费结构升级面临的挑战。2023年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虽然比上年有所提升，但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占比水平（45.86%）。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对滞后，2023年，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低于城镇居民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挑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举措。当前，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还面临技术“卡脖子”、资源短缺等挑战。 仅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202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30%，但与西方发达国家50%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70%、55.6%、57%。
科技结构升级面临的挑战。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科技结构的转型升级。虽然我国研发强度不断提升，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例如，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2.64%）仍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2.7%的平均水平；基础研发强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贸易结构升级面临的挑战。从服务贸易看，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多而知识密集型、技术产权专利型、资本类服务贸易少这“一多三少”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为14.18%，尚未恢复到2019年17.15%的水平，与2022年21.88%的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有7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
新旧结构性矛盾交织制约经济增长潜力释放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因素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出现明显变化。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左右；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5.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投资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投资潜力的释放。从投资主体看，2023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50.4%，比2022年（54.2%）下降了3.8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从投资行业看，2023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65.8%，与2020年相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投资领域民间投资下降与结构性矛盾直接相关。只有在这些结构性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才能有效稳定民营资本预期。
服务贸易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服务贸易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服务市场开放度还不高、服务标准与质量同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国际化服务供应链不完善等。2022年，在我国2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中，有12个行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也在客观上制约了服务贸易潜力的释放。
关键是深化结构性改革，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方面，从短期看，强信心、稳预期在客观上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深化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例如，有研究表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将使得经济增速在现有基础上提升1.9个百分点。再如，从外资企业看，稳外资重在优化营商环境，并使外资在中国市场能够持续盈利。也就是说，稳企业、稳就业、稳增长，关键是全面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为导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是土地，包括农村土地要素。在保证用途管制和严格规划的前提下，农村集体土地（包括宅基地）能否由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如果要素市场化能够在农村土地领域得到落实，那么就会释放出巨大经济增长潜力。
二是人才。人才要素最活跃，是实现创新最重要的要素。要取得创新的突破，是否需要根据技术人才、战略人才等贡献不同采取不同的认定制度？是否需要改变贡献认定和奖励，从而给人才更大的创新空间？
三是资本。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能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搞活资本，不仅在资本市场等制度安排上要有大的改革，而且要在思想观念上重新认识资本。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资本形态的特征十分突出。如何为民营资本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发挥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把结构性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落实中的结构性矛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对不利于结构转型的政策予以修改、调整和废止，减少行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破解政策与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提升政策的一致性水平。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将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比如，加快落实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采取相关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政府采购、产权保护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此外，还要尽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针对制约要素高效配置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深化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例如，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的高效优质配置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以务实举措形成跨境数据便捷流动的相关制度安排等。又如，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既涉及科技体制改革，也涉及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城乡结构转型，不仅需要深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而且需要深化以城乡资源双向自由流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导向，尽快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居住证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变革。
推动政府改革，以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
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从实践看，在市场领域，政府要在五个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一是政府要成为创新的重要推动者；二是政府要成为公共消费的主要提供者；三是政府要成为国有企业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推动者；四是政府要成为新基建的重要主导者；五是政府要成为法治化环境建设的重要促进者。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近些年来，老百姓对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快速增长，尤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提升对服务性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求与20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需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尽快形成公平可持续的社会安全网。为此，政府要着力扩大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公共消费，成为公共消费的主要提供者。适应居民服务性消费升级的趋势，需要政府着力扩大服务性消费供给，把政策重点更多地放在服务性消费的释放上。
以严格规范政府监管行为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政府是法治化环境建设的重要促进者，尤其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关键是规范政府行为。实践证明，只有“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才能打破监管的“黑匣子”，才能避免以强化监管为名设置的各种制度障碍和市场壁垒等行为，从而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