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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电影《社交网络》在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八项提名并斩获三项奖项，从电影的互联网创业题材来看，它是史无前例的。电影讲述了Facebook（现在叫META）初创时期的故事，但是即使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上映后还是遭到了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反对。在他看来电影没有反应公司真正的事实，而编剧索尔金也承认自己并没有见过扎克伯格本人。

但这毕竟是电影，观众不会完全当真。在与Facebook同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科技公司，它们的创业历史很多却遭遇了外界的更多歪曲和误读。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创业公司的历史就不一定了。通常来说如果公司和创始人都比较低调，它就会由公司的前管理层、前导师、前投资人，甚至由没有参与创业的营销大师来书写传播。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非常熟悉的一家公司——大疆就是这样反复被编排创业故事。在这些版本不一的故事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位传说中的“军师”、“教父”、“高管”等。最近网上热度超高的一例是朱晓蕊——这位学者、投资人、创业者接受了包括36氪、《中国企业家》杂志等媒体采访，很吸睛的是她“大疆前首席科学家”的头衔，以及她在大疆的初创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让我心生好奇。出于对公司的了解，我在与多位大疆创始员工和前员工交流过后，更多问号接踵而来。

谁是大疆的“首席科学家”？

关注到朱晓蕊是因为《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报道。这篇名为《大疆背后的女科学家，正在批量孵化独角兽》文章中记者采访了朱晓蕊，根据自述她是大疆前首席科学家、联合创始人和创始董事并且“孵化了大疆”，她还描述了与大疆创始人汪滔交往的故事和细节，这其中的不同寻常引起了我的注意。

10年前在另外一家媒体工作时，我就开始报道初创时期的大疆，之后一直在持续关注并且结识了很多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朋友，算是见证了大疆逐步成长的过程。大疆一直保持着谦逊、低调和务实，创始人汪滔更是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我所获得的有限信息更多来自创始团队的员工以及离职高管。

而朱晓蕊则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和事实。于是我咨询了几位早期参与过大疆创业的朋友，他们给出的答案耐人寻味。

有两位在大疆公司工作十年以上、经历过初创阶段的员工跟我说，看到这个新闻觉得很奇怪，公司内部也都在讨论和打听，之前没怎么听过有这样一位“首席科学家”。“你想在大疆，我们靠产品研发一路打拼过来的，这个名号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担得起的，内部现在也没这个职位。”同时上述员工表示，我们通常说的大疆联合创始人团队应该不包括朱晓蕊，其也没怎么参与到过公司任何阶段的战略和业务决策过程中。

另外一位工号两位数离职员工说：知道朱老师这个人，当年她有时会来公司转转，但印象里她没有实质性地参与过项目研发或规划，所以谈不上首席或不首席。印象里她的确输送了几位学生来公司，也帮去哈工大本部招人。这几位学生当时也是跟着项目从头学，有一两位后来留在公司并成为了研发主力，但这些人应该早都不在公司了。

大疆的成功可以“批量孵化”吗？

关于报道中所述的一些细节（以下截图来自《中国企业家》文章）

这种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启发开创了一番事业的思路，可以说最早来自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后期在创业鸡汤文里屡见不鲜。

创始人汪滔曾在他早期为数不多的采访中还原过这个过程，“一家新西兰经销商告诉我们，她每月销售200个云台，并且95%的客户将云台安装在多旋翼飞行器上。起初，我们并没有考虑多轴飞行器，因为它们的载重不是很大，飞行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当经销商告诉我们这些信息后，我们认真考虑制作四轴直升机的飞行控制器。”

这听起来更多是因为代理商等渠道传递过来的市场需求，大疆才开始关注到这个领域，然后经历了在图传、飞控、云台上的层层技术突破，走在一众竞争对手和玩家的前面，这才在2012年发布禅思Z15，并在之后推出全球首款消费级航拍无人机——大疆四旋翼一体机精灵Phantom 1。

很明显文章的这个说法有些过于戏剧性，一个起承转合就把大疆两年的创业之路“演绎”成了一个人的“金手指”。这样的叙事也出现在很多其他的版本中。这既把九死一生的创业过程想得太简单了，也无形中，让一些个人头衔和标签的“含金量”不断被营销哄抬，仿佛大疆和类似的成功模式真的可以“批量孵化”。

我不确定朱晓蕊在她之后孵化的、和目前担任职务的企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中国企业家》这篇采访中，朱晓蕊将自己在大疆的工作叙述为创业导师一样的角色。但如前面亲历过大疆初创过程的前员工说的，现在流传的大疆创业故事里“含师量”有点重。据我所知，大疆初创的过程非常艰难，是一步步摸索过来的，这个过程没法依靠所谓的“教”和“导”。

为什么背靠大厂、自我营销成了生意？

可能时隔多年，朱晓蕊对当年的叙述里多少带了些她个人的解读和视角。但她确实见证了大疆的初创，也在当时提供了帮助，这些还是值得尊重的。而放眼看去，行业内很多完全“架空”的自我包装更值得深思。

前几年，投资行业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一段时间内，阿里巴巴出来的创业者往往宣称自己是某某业务的负责人，甚至有投资人说见了至少十个聚划算业务的负责人，但如果深究下去，有的人只是负责产品某一项功能，有的人只是在运营中承担过一段时间的负责人职责。

2018年，国内一家号称自主研发的红芯浏览器的创始人陈本峰，也曾夸大自己在微软、科大讯飞的工作履历。他将测试工程师的基础岗位描述为核心研发工程师甚至获得微软年度贡献奖，而在科大讯飞的实习生经历也夸张到创始团队成员。结果自然是谎言被媒体和业界戳穿，甚至产品也并非自主研发。

2010年之后尤其是移动互联网、O2O、新能源汽车一波波的创业浪潮袭来，美化学历、工作经历、工作成果更加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创业者以此骗投资人，投资人骗GP，公司联合创始人之间互相哄骗的事件。

在这种浮躁的资本和舆论环境中，真正投资科研和创新，不热衷于炒作发声的公司往往就成为了受害者。比如华为与陈春花的事件中，华为也是不堪其扰最终发布了“华为与陈春花教授无任何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这样言辞激烈的声明。

随着大疆在全球无人机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在技术突破、产品创新上取得的成就，讲述大疆创业故事、经验也成为了一门生意。这与华为在陈春花事件中的遭遇类似，或用虚虚实实的故事赚取流量，最终通过卖课、卖书获得营收，或用“自我孵化”的大厂名片，冲锋陷阵在更多投资、IPO的道路上。

大疆的低调也在客观上为助长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这家公司很少接受外界采访讲述公司的故事，也几乎没有真正的联合创始人或“高管”身份的人出来讲述鸡汤故事。更多的人只能通过产品和技术来了解这家公司。

无论是社交网络中的虚假信息，还是美化自身在创业中的作用，原因无非是有利可图，甚至一本万利。而在获得的短暂社交红利之后呢？在“背后”的总要站到“台前”。

回到开头提到的电影《社交网络》，与扎克伯格共同创立Facebook的那些人最终都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他们的余生没有沉溺在Facebook的光环之中，他们在风险投资、虚拟货币等行业都开始了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