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的一个晚上，在快接近凌晨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兴奋地向我发送了一份名单。名单上是今年甘肃天水市9名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和他们所属的学校：其中有6人来自我的母校甘谷一中。

甘谷位于甘肃省的东部，天水市的西北部。从天水到甘谷，需要往西再开车60公里。甘谷的常住人口大约50万。根据2022年的县政府工作报告，甘谷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641.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20.57元——刚刚超过天水市平均值。

对于县城中学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容易。从中考录取线来看，天水市一中有比县中更好的生源。2024年，县一中的中考统招分数线，为683分 ，与此同时，天水市一中的统招线是749分。张晓奇是甘谷县一中的年级主任， 他告诉我，今年招生政策改了，除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市一中不再能面向下属的几个县招生。在此之前，有的县城一届能有300个人去市一中读书。

理论上市一中也拥有比县中更好的师资。张晓奇90年代末从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分到了甘谷一中。他回忆，大概在2003-04年期间，县一中还在招大专毕业的老师。而研究生毕业的老师增多，则要到2012年以后。尽管这所县城学校也渴望吸引更多985和211高校的毕业生，但名校毕业的教师比例仍然有限。资历老一些的老师大多毕业于河西学院、天水师范学院等地方高校，名气更大一点的，则来自西北师范。就是这些人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成为了特级和一级教师，承担起了培养县城中学的尖子生的重任。

学校为什么高考成绩好，张晓奇也说不明白。但一个事实是，相比其他县城中学，甘谷一中“被掐尖”的压力并不大。

张晓奇回忆道，“最近五六年，尖子生基本没有一个人去”。

杨一航拍摄的甘谷一中教室（受访者供图）

这或许是因为，去市里还是留甘谷，是一个做“凤尾”还是当“鸡头”的选择。甘谷有种说法，县上高分去了市一中的学生，最后往往并没取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张晓奇印象很深，2016年中考的时候，一位在县中考成绩很高的学生去了市一中，结果2019年高考的时候，连二本线都没有过。

张晓奇猜测，这是因为：“县里的学校，普遍抓得紧，天水的学校，普遍放得松。”张晓奇观察到，如今年轻的家长越来越不愿意让孩子吃苦，但县中学生的父母，农民占比更多，没那个条件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孩子学业。这就决定了县城家长们，更倾向于让学校来管理，安排孩子的时间。

他举例说：市一中的到校时间比县中要晚，在校时间短，周末通常能双休。学校周六补课的话，还很容易被家长举报，学生普遍会在校外补课。而在县中，学生和老师从早上6:30一直上课到晚上10:30， 大部分家长也很配合学校的要求。县中老师们普遍是全天候保姆式的工作强度，因此被市里的老师一度调侃，县中的老师都是“驴”。

和高考志愿选择的过程些相似，越是乡下的学生，在中考时也越缺乏足够的信息来择校。

杨一航是今年甘谷县一中的第一名，他的全省排名是148名，最终录取到了清华大学的秀钟书院。他家在离甘谷县城主城区30公里的一个镇上，他在镇上读的小学和初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县里有哪些初高中，都没有很清晰的了解。直到初三有一次考完试，老师说，你把模范中学的学生都超过了。他才知道，县里最好的初中原来叫模范中学。

在他住的镇上，也有一所公立高中——甘谷四中。杨一航的哥哥姐姐，过往都在四中读书。中考前报志愿时，镇上初中的校长，极力劝说杨一航去四中读高中，甚至迟迟卡着他的志愿表，不让他填中考志愿。“据说他当时要调去四中当校长了，他大概想要给学校留几个好苗子。” 杨一航解释。

杨一航的父母是农民，只有小学文凭。尽管他们对读书不在行，但有一种朴素的意识：能走更远就尽量走远一点。于是，在四中和一中里，坚持让他去上县一中。最后，杨一航以770分的成绩, 进了县一中。

事实上，这一年，天水市一中的录取分数线是750分。以杨一航的分数，他本可以进入走的更远。他告诉我，当时自己对市里的学校“不敢报，也没想过报。” 他认为这是由自己的眼界和自信决定的。“我们这儿是小地方，我们的眼界就只能报县里这些中学”。而身边的人，即便是县里的中学，也是报二中，六中的多。对杨一航来说， 报县一中已经是当时的他能做出的最“大胆”的选择。

一县之内，甘谷一中就是教育的金字塔顶端：通过中考这一选拔制度，除了1/5能进入县一中，其他4/5的学生去处，则是二中，三中，四中，六中以及民办高中，职高等。曾经，甘谷二中在尖子生的录取上，也可以和一中一争高下，有一年，二中的中考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县一中。而这样的波动，取决于学校当年的高考成绩表现如何。

张晓奇回忆，作为一中的老师，以前他们也经常会在中考前去县里偏远的乡下初中做动员，让学生报甘谷一中。“你不动员，有些学生可报二中，可报一中，一犹豫，可能就报二中，三中了。”生源很重要，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尽管甘谷一中能免于被市中掐尖，但是，县里的其他中学，却似乎不能免于被一中掐尖。而好处是，或许正是这样举全县之力来优待一所县中学，才给了县一中和市一中一决高下的资本。

王钰斐是今年甘谷一中的第7名，录取到了北大医学部的预防医学。她的小学，初中都在甘谷本地上学，在中考报志愿的时候，她也完全没起过报市一中的想法，因为 “太远了，没必要。而且这几年市一中的高考成绩也就和甘谷一中差不多。 ”

“差不多”这个结论，对学校来说，看的是有多少人进入全省前100名。2022年，甘谷一中有两名考生进入全省前100，一名全省第4，一名全省22。与此同时，天市一中只有一名考生进入全省100，排名60多。张晓奇回忆道，市一中的校长当时因此致电甘谷一中的校长，开玩笑说“快让你们逼得不能干了”。

而对县城的家长来说，更直接的比较，是每年能考上了几个清华北大。这是比一本上线率更有记忆点的数字。

若是说这个标准，县中其实有自己的录取优势。394，这是王钰斐的省排名。当我问她时，她在微信里发来一句带着流汗表情的感叹：“我真的德不配位。”

她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以三百多的排名，能录上北大，要归功于国家专项政策。这个政策在2012年出台，是一个偏向贫困地区的教育政策， 报名条件是过去三年一直在当地读书。这意味着，你只要在当地读书，就会自动获得专项计划的资格。在正式录取的时候，就能获得相应的降分录取。这种资格，也是县一中的考生相对于市一中本部校区考生的一个优势。

杨一航走的是清华高校专项计划， 这个计划只面向农村户口。学校会根据过往的成绩（学生平常的测试成绩，月考，期中期末考，还有竞赛成绩），先选出有报名资格的人，在参加完高考之后，再参加高校组织的考试。最终成功进入高校专项计划的学生，可以获得录取线的减分。

政策倾斜，生源稳定。于是，甘谷进入了一个循环：用张晓奇的话说，100个人里面总有一两个天才，无论一个地方多落后，这个比例是定的，区别就看一个地方能不能培养出来。一旦父母做出了让孩子留在本地的决定，县中就有了用优质的生源获得媲美甚至超越市里的高中的机会。当一年年的高考结果验证了县城父母的选择没有做错，一所县中的吸引力，也就得以树立和巩固。

在采访前，我一直在好奇，现在县中的小孩，比我当时上学时的压力相比如何？

我还记得，2017年左右我去一中时，正好是晚自习时间，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座位上朗读，一整堂课。这个场景让我颇感震惊。当时班主任告诉我，学校在学衡水。

回到我上高中的2008年，晚自习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我们在教室里用投影仪看电影，把准备占用晚自习的英语老师关在门外，不给她开门。

这种松散，或许因为当时我读的是文科班，我们全年级16个班，文科只有3个班。但2008年那一年，也是县一中第一次开始在理科班设置快班。

杨一航这一届学生近1000人，分成了20个班。其中28个人组成的子材班，也叫零班，是甘谷一中这座尖子塔的顶端。今年县一中的6个清华北大，全都来自这个班。除了物化生组合的零班，县一中还有两个宏志班，也是传统的快班，此外，文科还有一个对等子材班的精尖班。

毫无疑问，零班是学校各种资源最倾斜的一个班。首先当然是师资好，“我们数学老师一道导数题讲8种方法，这几种方法都没听过，但是都挺妙的。” 杨一航回忆。

还有其他资源上的支持：学校从其他学校得来的比较好的题目，第一时间会给到零班的学生去做题，但这些题目并不会发给普通班。去年十月，学校更新了一批教学设备，包括电脑，投影仪，黑板等，但仅限于几个尖子班，其他的班级没有换。同时，零班的学生没有同桌，但一个人拥有两张桌子，额外的一张课桌用来放书。零班学生的教室里，甚至有一台打印机，而这，当然也仅限零班。

尖子班的老师也显得更“宽容”，更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付上平是王钰斐和杨一航的同班同学，这次高考录取到上海交大的临床医学。他回忆道，班主任有时候周末会和学生约出来打羽毛球，还有一回，周六上课时有人心血来潮，说要去学校对面的山上团建，爬山。“我们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非常支持，第二天就带我们去爬山了，爬完之后还请大家吃了牛肉面。”

比起严格遵循学校制度，零班的老师也更乐于给学生松绑。比如，学校要求中午两点要到校，有的普通班就会要求学生要1点半到校。零班会被“开小灶”，2点10分，2点15分到校也可以。晚上7点到10点30分的自习，普通班的老师经常会占用来考试，这样作业就只能10:30下晚自习之后再去做，但零班的晚自习一般都不会被占用。“那么多作业，不用晚自习肯定做不完。”王钰斐吐槽。

杨一航觉得 “我们班是全级过得最幸福的”：“同学团结，老师也管得比较松，比较平和。你什么时候该骂，什么时候该哄，什么时候该布置一些多作业，什么时候少一些作业。我感觉他们是把学生的心理都摸得清清楚楚。”

但这并不是说，尖子生们学得不苦。学校的排课表上，除了主课，两周有一次音乐和美术课，一周会有一节体育，但大部分时候都在周六，最后就被考试给理所当然的占用了。杨一航将其称之为：若有若无。运动会是两年开一次的。当问到有什么校外活动时，王钰斐问：捡垃圾，算不算？

学生们的一天安排如下：早上6:30开始上早自习，12:00下课，中午留两个小时，吃午饭，睡午觉。下午2:10分到校，全年级集体练听力。2:30开始上课，4:00迎来一个持续20分钟的大课间。接下来，继续上两节正课。晚上18:00 放学，18:50集体回到学校，继续上晚自习，直到22:30下晚自习。一周六天如此。唯一的区别是，周六晚上不上晚自习，挪到周天晚上。

在上课之外，考试则以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这样的轮次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至于寒暑假，通常尖子班在10天左右。最紧锣密鼓的一次，王钰斐他们只休息了一天，原因是老师带了包括她内的7个人去兰州大学游学，而这一周，就是整个暑假原计划的放假时间。最后，因为老师也太过疲惫，跟学校商量了下延迟一天开学，他们才过上了为期一天的假期。

付上平记得全班最沮丧的一次，是因为清明节没放假。“ 高一高二放了两天假，我们正好和高二的学生一栋楼，那两天， 感觉全世界就只有我们班的学生在上课。”

还有一次上体育课，当所有人都穿好了足球服，足球鞋，带着足球准备去操场，却被告知体育老师不在，最后变成了班主任守着他们在教室里上自习。而事实上“体育老师当时明明在，骗我们都不能认真一点。”

自觉或不自觉，他们都开发出了自己的“抵抗”方式。

王钰斐觉得压抑的时候，会在晚自习上画画。她告诉自己，“我画个20分钟就不画了。” 如果情绪还没好，她会再多个10分钟，但通常不会再允许自己超过这个时间了。

付上平的做法是不写作业和请假。零班的老师，只布置作业，但不会检查，所以不写作业，也不会有人来问责。至于请假的时间，他会用来睡觉和打乒乓球，这项运动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训练，一直持续到现在。在高二的时候，他还代表甘谷县去打了市级比赛，最后获得了市单打冠军。

而杨一航说他不反抗。“我感觉我只能接受。你反抗太多，只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郁闷，这还不如坦然接受。” 他从最终结果上选择了“原谅一切”。他觉得大部分人的天赋都差不多， 而他能上清华，除了上课认真听讲这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吃得苦比别人多。“我们吃的苦，其他同学是想象不到的。” 他说。

当我把杨一航的高中生活与我回忆中的高中生活相比，只觉得今非昔比。这其中既有令我羡慕的地方，比如国家专项计划。一位朋友的哥哥在2008年之前考了全省60多名，录取到了北京邮电大学。当我向朋友讲述现在县里小孩的高中生活，她听到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我们那时候有国家专项，我哥也上清华了。

但毫无疑问，他们学得更苦，学生的精神压力，似乎也更大了。显而易见的是，原先没有封闭起来的教学楼走廊，现在拉上了细细的网。

由于高校专项，强基计划会考虑竞赛成绩，这几年，县中学生对于竞赛也逐渐开始重视。另一方面，今年是甘肃省第一年实施新高考，杨一航这一届考生，高考英语中也需要考听力了。因此学校从这届的高一开始，每个中午，都会提前二十分钟，集体组织大家练听力。杨一航的英语就不错，高考考了141分。

竞赛逐渐开始流行的苗头，英语能力更均衡的发展，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心态复杂。一方面，好像县城的教育开始变得“高级”了，那些城里的学校“在玩”的东西，县里也逐渐开始接触了。 而另一方面，似乎那越来越卷的风气，也越来越蔓延到县城的教育中来。

当然相比城市，县城本质还是缺乏卷的资源。一中的学生普遍没有课外班，而张晓奇听朋友说，在兰州上高中，三年补习费要花几十万。批评者反对国家专项计划，认为它以各种名义破坏高考录取的公平性。我想，这恰恰是教育不平等的现状下，刻意为之的公平。

那么，现在的变化，是不是说明，县城里的孩子，逐渐走上了和城市里的学生相对平等的竞争场域了呢？

我更关心：远离整齐划一的高中生活，进入大学以后，甚至毕业以后，是我们县城的孩子，是否能足够适应那座名校和它所在的城市。

让我安慰的是，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现在的孩子们对于未来，更有计划，也更有准备。

高考完，王钰斐去了兰州的亲戚家玩。这让她对有了物价和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三年，她攒了有1000块的零花钱，但在兰州，阿姨带她逛商场，一件连衣裙，三千多块。她震惊了。

她已经开始规划四年后的考研。见到我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姐姐，考研是不是很难？

王钰斐是县中尖子生里的一类。作为教师子女，能够得到相对丰富的信息和资源，对求学的路径想得多。她在初中就意识到自己对生物感兴趣。而这兴趣最初来源于她阅读耽美小说时的异想天开：“两个精子能生小孩吗？”

升上高一后，她遇到了富有耐心的生物女老师，解答了她很多的好奇，让她对生物的兴趣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后她又经历了身边人的生病，引发了她一些新的思考，她想知道：“既然有自体皮肤移植，那如果自体器官培养，是不是能比器官移植更棒？” 王钰斐由此决定，大学读生物医学方向的专业。

等到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一位在教育培训机构工作的阿姨，又给她提供了一些志愿填报建议。而兰州的亲戚家姐姐，也给当时正在兰州驻留的多个高校招生办留下了她的私人联系方式。本来，她第一志愿选择了上海交大的临床，第二则是北大的预防医学，用王钰斐的话说，“只是用来充排面的，没想到能上。” 直到北大医学部招生的人，打电话到家里来。王钰斐妈妈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还是，“这怕不是骗人的”。

杨一航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学生。他的家庭显然无法为他的前途提供指导。高考报志愿时，他靠的是“网络搜索”，加之同学间的道听途说，以及对专业名称的望文生义。“网络是个好东西”，他评价。毕竟，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渠道”。

清华录取的结果刚出来，村里就有好几个人找上杨一航家的门，让他给自家小孩补课。杨一航给人补了5天课，总共赚了500块。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他没有太多的计划。“一定要考研，但高考完就规划考研，我想都没想过。”“出国？没考虑……如果能有机会出去的话，可以……但可有可无。

而有什么必须获取的话，杨一航想要获得的，是交际能力、社交和表达的能力。他通过专项计划被清华录取。过程中经历了一场面试，考生们要根据拿到的材料阐述看法。杨一航拿到的题目是“内卷”。他形容自己说得战战栗栗，词不达意。他同意和我聊聊，也是出于锻炼表达能力的目的。

他也不觉得考上清华就站在了高点。我刚加上杨一航微信时，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说，感觉到处都是人才，清华的也不一定比其他学校强。而他的目标，是做个小强，心脏强大。

我去了一次杨一航家。他和弟弟招待了我。弟弟今年参加中考，考了480分，上了甘谷四中。杨一航告诉我，父母从来不会拿兄弟俩比较。“我爸妈从来都不会和弟弟说：你怎么不学一下你哥？” 对成绩这个事，父母一直表现得很“淡”：“我考试考差了，不用担心他们把我打一顿。他们就说没事，你自己努力了就行。考得好，他们也不会显得特别高兴。” 这些都让他得以看到成绩之外的那些东西。“你看我虽然学得好，但是其他方面我都没弟弟好，”他自我评价，“他社交能力比我强，表达能力比我强，朋友多，会做饭，做事也勤快。”

高考的捷报让这个家充满了喜气。主屋的客厅里挂着堆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们送来的字画和海报。杨一航的父亲问我们哪副的字写得好。他指向一副对联：“宗祧增辉積德門戶有餘慶，狀元及第矢志男兒苦作舟。”杨一航则指向悬挂在父亲头顶的一幅字画：“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那个是夸人的，这个是勉励人的。”他说。

（文中张晓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