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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晗辞职加入非专业合唱团吾恣,追求歌唱乐趣。合唱团从兴趣社团转为半职业团队,全国巡演获好评。成员多为兼职,面临职业与合唱团的平衡难题,但音乐中的情感共鸣让他们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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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

辞掉工作去合唱的年轻人,后悔了吗?

在唱歌时,唱到情感最丰沛的时候,团友们常常对视一眼,那个瞬间的共振,是在其他朋友、同事关系里都很难找到的。

丹田就是横膈膜

13年前,从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苏晗加入了一个7人小合唱团,唱男高音。这支合唱团属于成都的体制内系统,工作性质非常稳定。每天上午他排练,下午回到小学,教小朋友们唱歌。
合唱团每年会频繁参加很多合唱比赛。四川省内的合唱比赛其实不少,参加者来自各种机构,工矿银行、中小学高校、科研机构、国企、民企都有。连成都本地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合唱团:航空公司招来专业音乐院校学声乐的学生,让他们做地勤,到了比赛的时候,就凑在一起排练新歌。
苏晗所属的小合唱团,在这些比赛中总能赢。这7个人,都是四川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们大四时就被招募到一起,一毕业直接解决了工作。7个人,有男有女,每个人的技术都能独当一面,直接组成7个声部。成绩最好的一次,这个小团队一直唱到了欧洲,在意大利加尔达国际合唱比赛里代表中国拿到了金奖。那次,他们唱了一首羌族风格的曲目。四川省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地,这种出去参赛的歌,总是精挑细选的:要有地方文化特色,也要有技巧难度,让歌手们完美地炫技。不过不需要考虑市场和传唱度——学院派的学术作品,很少有机会面向普通观众。
2015年的夏天,苏晗第一次见到了吾恣合唱团(当时小团队还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在一个顶楼的出租屋里,夏天的阳光晒得房间很热,十几个男生挤在客厅里,没有空调,唯一只有一台小电风扇,房间的主人邓东伟还不让开。邓东伟是合唱团的创办者,他觉得风扇开起来太吵。
当天唱的什么歌,现在大家都忘了,大概是一首改编成合唱形式的流行歌。“这唱得有点恼火啊!”苏晗听完,有点失望:这连少年宫社团的水平都不如。
苏晗问邓东伟,这合唱团有什么长期演唱规划吗?团队都怎么运营?结果发现,邓东伟完全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苏晗和邓东伟是大学同学,读书时,邓东伟作曲,苏晗演唱,表演作品拿过校内比赛的大奖,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过了。
邓东伟是贵州人,读的作曲系,大学期间一直跟着老师写合唱曲目。他从大二开始,就在校外兼职带艺考的学生,等到毕业,干的还是这份工作,教基础乐理,也教和声,他发现工作的激情越来越少,“当你教了三四年,闭着眼睛边睡觉边弹琴都能上课”。
此前一年,邓东伟在网上,看到了旧金山一家男性业余合唱团的表演,那首歌叫Testimony(《证词》),讲述了不被社会理解的人,如何从失落和自卑中走出来。邓东伟被这首合唱的情感打动,半年后的一次火锅聚会上,他随口问朋友们:“我们要不要试试组一个合唱团?”
这群朋友,大多二十五六岁,他们是咖啡师、平面设计师、广告策划、金融投资人,等等。大家开始聚在邓东伟家里的客厅练习,其中很多人甚至不识谱,连简谱都不认识。邓东伟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测试每个人最高音能唱到哪儿,给大家分了低、中、高声部,找了几首网上现成的谱子,就带大家排练起来。
合唱团成立之初,都是在邓东伟(前排右一)家里的客厅排练(张雷 摄)
苏晗来玩时,他们已经唱了大半年,苏晗只觉得眼前这个团跟专业团队差距太大了。
苏晗说:“你们得用‘气’来唱歌啊!”团员问,气是什么,唱歌不得用喉咙吗?
苏晗说:“你们要用丹田来发声啊!”团员问,丹田在哪儿?苏晗无奈:“就是横膈膜!”

在铁板烧店旁边唱歌

一首歌被改编成合唱曲目,每个声部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和声旋律。吾恣的团员们一开始光背旋律就花了不少时间:自己唱一个旋律,相邻的朋友再唱另一个旋律,很容易唱着唱着就被别人带跑了。
演场地吾恣室内合唱团艺术总监苏晗(张雷 摄)
邓东伟最早的办法,是自己先把低、中、高声部的旋律分别唱一遍,录成音频,发给团员们,让大家回家死记硬背练熟,形成肌肉记忆,排练时必须要唱准。
另一个重点是唱法,每个声部都要用相同的气息、相同的共鸣位置、相同的发音去歌唱。唱同一个“我”字,有人发音浑厚,有人发音扁平,邓东伟指挥时就像揉面团,要把每个人的发音都统一成一个立体柔和的声音。
按这种标准,排练好一首歌,就要花掉两个月的时间。吾恣排练了三四个月,只学会了三首歌,但邓东伟还是找到朋友的一个沙龙活动,主动去演了一场。那是个在二楼的室内小舞台,光线昏暗,团员们自己带了小射灯给自己补光,把这仅会的三首歌唱完了。
之后他们去过成都形形色色的场地,书店、商场、房地产项目开幕式,还在一家餐厅唱过一场,旁边是个铁板烧店,团员们一边唱,铁板在旁边发出“嗞嗞”的烧烤声。服装是大家自费买的,衬衫、西裤、皮鞋一身黑。邓东伟找了自己卖钢琴的同学,把排练场地换到了钢琴工作室的排练厅,每次象征性给两三百元租金,费用团员们平摊。团里经费不足的时候,还要每人每月交80块钱团费,用来打印乐谱。
如果就这样自娱自乐,这个小合唱团也运营得不错,吾恣甚至还开了一场百人小演唱会,60块钱一张票,就靠大家朋友圈宣传,亲朋好友们也把现场坐满了。
但有没有可能,再往前更进一步?比如,让这个合唱团开演唱会?
苏晗加入吾恣没多久,他把自己的工作辞了。他在小学里教音乐课,一直找不到成就感。同时,专业合唱团的训练也让他有点疲倦,那些曲目技法高超,代价是,每天的排练就要反复练同一首歌,很难在这样的重复中找到歌唱的乐趣。苏晗辞职后,他开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教小朋友和成年人唱歌,余下的精力,就和邓东伟一起做合唱团。
两个人决定把这个团做起来,首先是一对一私聊,问团员愿不愿意从业余状态练成一个半职业的状态,未来一起开演唱会。接着抓考勤,要求十几个团员保证每周两次训练。很多人不适应,不是来随便玩玩的吗?怎么突然这么认真了?很多人因为加班、迟到,慢慢离开了团队,人走得最多的时候,有的声部只剩下两个人,快撑不起来了。
“我的诉求其实特别简单,我想做一个合唱团,就唱自己喜欢的歌,看看如果不靠体制内这些便利,这个团能走多远。”苏晗说。
吾恣室内合唱团的成员,有咖啡店店主、音乐老师、广告策划、金融投资人等(张雷 摄)
2018年,上海一家合唱团组织了一次联合音乐会,邀请了全国7家合唱团办一场联合音乐会,对外售票,地址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
吾恣被安排在了第二个出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正规的音乐厅里唱歌,上台的时候,有团员发现自己的腿都在发抖。台下有将近1000名观众,吾恣唱了五首歌,有四首英文爵士乐歌曲和一首中文歌。每首歌唱完,台下都会爆发出欢呼声,团员们兴奋极了:“一边是惊吓,一边又是很大的视觉冲击,肾上腺素都飙升。”
邓东伟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过去作曲,是演出的幕后工作者,这是他第一次站在专业的舞台上接受欢呼。而此前在成都,每次小型演出,有100个、150个观众就了不得了,放大到1000人,这对表演者是巨大的感官刺激。
观众是活的,当你唱出感情,这感情会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流动。从上海回来,团员们有一种上瘾的感觉,他们还想唱演唱会,想进音乐厅。

能不能拥有一种音乐生活?

周三晚上,是吾恣的排练时间。今年开始,成都市成华区文化馆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免费的排练室。说7点30分开始,7点26分人已经都到齐了,在排练室里站成一排,从发音开始练习。
今年夏天,吾恣非常忙,他们已经连续做了广州、上海、无锡、杭州、南京的巡演,每一场的上座率都有八成以上。8月初,还飞到了乌鲁木齐做专场,之后的10月份还会去北京,12月底在广州跨年,明年2月14日情人节,还有重庆的专场。
因为所有人都是兼职唱歌,合唱团的行程必须提前8个月就确定好,给大家留出排年假的时间。
跟日常聊天时的轻松不同,周三排练时的邓东伟变得非常严苛,不近人情,他常常突然揪出来一个人,调整他的发音:“你把‘晚风’重唱一下。”再唱一下。再唱一下。直到团员把声音发对。
周树川有点紧张,他39岁,做广告策划,是团里的男低音。从2015年的第一次客厅聚会,他就在这个团里。他自己算下来,9年时间,缺席不超过五次。但去年因为生病,腹部使不上劲儿,有些音高会唱不上去。今年春天,他越发感觉到留在团里的压力,一次排练他又被批评,结束后,他给邓东伟发微信,问自己要不要退出演出,做幕后工作。邓东伟告诉他,先把这个夏天唱完。
吾恣室内合唱团今年连续做了广州、上海、无锡、杭州、南京的巡演, 每场的上座率都有八成以上(吾恣室内合唱团 供图)
合唱团现在的考核越来越严格,这两年已经有资深老团员因为技术始终跟不上,被团里劝退了。这个组织确实不再是一开始“用爱发电”的兴趣社团,正在渐渐转变成半职业的团队,每次上台,一共就18个人,如果有人状态不对,会迅速暴露出来。
团队也遇到过很多困难。苏晗提到,2017年时,吾恣打算办4个小专场,卖600张票出去。没想到靠积累的粉丝,只顺利卖出去了前三场,第四场只卖掉了三四十张就卖不动了。邓东伟觉得必须要把票卖掉,卖票不是为了赚钱回本,是为了体验,否则上座率只有二三成,对观众,对团员自己,这样的演出体验都不好。
他们带着十几个团员,找了一个晚上,所有人穿着全套演出服,连续跑了三家成都的清吧推销门票。团员们站在舞台上唱三首歌,介绍演出,再集体打车换到下一个酒吧,立刻再唱歌推介自己。
那一晚上一张票都没卖出去。最后,还是团员们用了自己的人脉,找成都本地的媒体朋友帮忙发公众号,发演出预告,把余下的票卖掉了。
从2019年开始,吾恣的商业化演出开始越来越多,一年可以办六七个音乐专场,每次观众大约1000人,一张票卖到180~200块钱,去掉运营成本,合唱团每次演唱会能盈利三四千块。
全年的排练目标,就是提前为这几个专场做准备,中间穿插一些小的商业性邀约,给家电品牌的上市做开场,给企业的客户答谢会办一场专门的演唱会,等到节假日,本地商场也会有邀约。这跟吾恣的网络影响力也有关系。周树川一直在做合唱团的网络运营,他发小红书、抖音和B站视频,合唱团渐渐累积了一批网络听众,也有了自己的粉丝群。
2023年,疫情防控结束后,全国的演艺市场开始复苏,一家经纪公司找到了吾恣室内合唱团,他们来成都看了一场线下演出,从观众的反应中确定,这家合唱团有全国巡演的市场价值。签了经纪公司后,在2023年、2024年,吾恣室内合唱团每年都有六七场在四川省外的专场音乐会。
这也意味着团员们投入的时间更多,每次在外地的演出,基本就要用掉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此前的排练也更严格。
吾恣室内合唱团排练中(张雷 摄)
周树川前年刚刚入职了一家中型企业,做产品的新媒体运营。公司办公室在天府新区,每天早上8点半打卡。成都最近十几年一直在开发城南的天府新区,那是一个与传统成都悠闲、舒缓形象截然不同的经济新区,到处是摩天大楼,各种互联网类、科技类的公司。每天早上去天府新区的地铁,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经常要等候好几轮才能挤上车。这家公司有4000多人,周树川的薪水不错,也有公司内的上升空间,唯一问题是,跟所有996的公司一样,在这里要经常加班,周末是大小周制度。与此同时,合唱团已经定下了2023年6月的连续巡演,周树川没法频繁跟公司请假,他如果不来,低声部的6个位置就直接缺了一个人。4月底,周树川辞了职。
人能不能同时拥有一个体面的职场身份,和一种滋养精神的音乐生活?
这个问题眼下越发地奢侈了。“我还蛮后悔去年放弃了这份工作,没想到今年工作更难找了。”周树川今年更加体会到临近40岁的职业焦虑,他现在在一家餐厅做兼职的运营,收入只有去年的1/3。现在连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工作都很难找。
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合唱团呢?周树川说,在唱歌时,唱到情感最丰沛的时候,他常常能跟身边默契的团友对视一眼,那个瞬间的共振,是他在其他朋友、同事关系里都很难找到的。在歌唱的时候,情感一层层地累积,他能感觉到,团队里的人在同时被同样的情绪共鸣。“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我会想为什么要一直在这唱歌,值得吗?但总有一些这样的‘甜点时刻’,会给你巨大的正反馈,让你继续唱下去。”

吾恣室内合唱团 供图

音乐的意义

今年4月,23岁的刘明骁和彭兴也被招到了吾恣室内合唱团,他俩都是2001年出生,刚刚大学毕业,都是声乐系背景。一进入合唱团,几个年轻人就开始抓紧学歌,7月份要巡演,他们必须得在两个月内把几十首曲目全学会。
刘明骁是四川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钢琴,高一确定走艺体生路线,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声乐和钢琴,考上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表演的音乐剧专业。上学时,他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是给2021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唱主题曲。那支MV里,每个国家都选了一个大学生代表,一人一句,合作了整首歌,刘明骁站在学校的湖边,唱完了自己的那一句。
等到毕业之后,刘明骁发现,舞台消失了。
全班30个人,除了保研的几个人,大部分同学都转行了。去卖保险,做销售,结婚做全职太太。刘明骁的一个同学在大二时就已经换了赛道:他申请了双学位,平时主要去外学院上课,大四成功考上了公务员。对本系的专业课完全不感兴趣,刘明骁问:“你为什么还来学声乐呢?”对方很直白:艺考生录取分数线低,这是为了能上名牌大学。
父母催刘明骁回家,考本地的国企,找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刘明骁以要考研的理由,留在了成都。
彭兴也是这样,拒绝一份办公室文职工作后,父母就给他断了生活费。彭兴现在同时有四个工作:一、在一个录音工作室里帮人唱歌做demo;二、在网上卖虚拟装备;三、兼职代课;四、在吾恣唱歌。
对于这种声乐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眼下音乐市场的选择极少。彭兴大一时在成都的live house里驻场,一晚上有500块收入,疫情防控时反复封校,这份工作也就丢了。隔壁班有个女孩,那三年里一直在抖音发钢琴弹唱,积攒了100多万粉丝,签了MCN公司后,变成了职业的博主,但这种能走红的例子在学校里都是少数。
20年前,李宇春就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张靓颖就是在成都的酒吧里做歌手,她们通过《超级女声》选秀,一夜成名。但这样的故事今天已经很难复制了。彭兴觉得,在酒吧能不能“唱出来”,要看酒吧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在网上红不红。选秀节目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签约唱片公司,离他这样没名气的小歌手太遥远了。他自己试着做过抖音账号,流量平平,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账号。
去年加入了另一个“00后”,是唐振,他在四川音乐学院学的歌剧方向,在团里唱高音。毕业后,他发现如果不进中小学当合同制音乐老师,就几乎没有能用上专业的地方。而2023年成都青羊区的一所小学招音乐老师,录取和报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140。
唐振今年找了一份兼职,是在瑞幸做咖啡师。他先去了桐梓林的一家门店,生意过于好了,他要工作八九个小时,手上一刻不停,每天做800~1000杯咖啡。早上到岗时困极了,但忙起来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没有困的意识了。瑞幸不按杯数结算,只看上岗时间,唐振最近又换了一家门店,每天只用做500杯,他松了一口气。
咖啡师的工作他已经做了4个多月,平均每个月工作20多天,收入三四千块。好在唐振的家庭关系非常好,爸妈觉得,孩子只要每天能出门,有个工作就是好事。遇到吾恣在成都的演出,全家会一起买票给他捧场。
我们跟着彭兴,去旁观了他的一份兼职。每周四的下午五六点,他要去一家证券公司教员工唱歌。这是这家公司组织的工会活动,约10个员工,要完完整整地学会两首歌,半年后在年会上演唱。
当天来排练的人只有6个,其余的员工,要么出去跑业务,要么临时回家照顾放暑假的小孩。员工们身着衬衫、西裤,女员工还穿着粗跟的高跟鞋,大家围在一个绿色的台球桌边,举着手机,对着上面的歌词唱。
这是一个纯粹的零基础兴趣小组,当天大家练习的是《贝加尔湖畔》,你可以在这歌声里,听出邓东伟排练中所有最想杜绝的那些和声错误,但这也不重要。彭兴一直在积极调动大家的情绪,有男员工一直在跑调,或者唱歌的节奏总慢上一拍,彭兴就鼓励唱得准的女员工更自信一点,让整体的声音变和谐。
一个小时后,从房间里走出的员工们,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合唱在他们繁忙的生活中,只占据了短短的60分钟,它改变不了薪水、金融市场、拓展客户和五音不全的难题,可依然能让人体会到直接的快乐。
到了舞台上,合唱团成员们能体会的快乐,是更浓烈的。
苏晗当年的7人小合唱团,有6个人已经离职了,当高校老师、做声乐培训、开火锅店的都有。当年在川音的同学,也几乎都转行了,苏晗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十几年后,还能站在舞台上唱自己喜欢的歌。
邓东伟也有过一次奇遇。合唱团成立后,他有一次去中国台湾和另一个合唱团合作,参加一次合唱节。他在那里居然遇到了Testimony(《证词》)这首歌的指挥,Tim Seelig先生。对方看完他的彩排,上台来拥抱他,还送给他一张自己的唱片。
邓东伟抱着这张CD就开始流泪,一直从舞台哭到音乐厅门口,走到大门外,在台北艺术大学来来往往学生的注视下,又哭了15分钟。几年前他在网上无意识的一次浏览,没想到后来改变了很多事情。

吾恣室内合唱团 供图

刘明骁、彭兴和唐振,几位新入团的年轻人更大的收获是,自己可以去音乐厅唱了,那是比平时排练“200倍的兴奋”。
刘明骁、彭兴今年参加的第一次巡演,是今年7月在无锡大剧院的转场演出。上场时,台下是黑的,看不到有多少人。张口唱歌,刘明骁发现,他听不到旁边人的声音,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歌声一出口,就在巨大场地里扩散出去了,他全程都唱得很疑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很突兀。
等到最后互动环节,灯光打开,他才发现,原来台下坐了快1000个人,“心脏都小小地抖了一下”。他从学音乐开始,就没面对这么多人唱过歌,连自己的身后都坐着观众。
那一场,他们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夏夜晚风》《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世界那么多人》等曲目,这些歌覆盖了各个年龄段,互动时,台下的孩子,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观众,都在开口唱歌。大家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台上台下一起像星星一样摇动。彭兴说,学音乐的人,还是希望自己唱歌被人听到,这是人生的意义,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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