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严峻的移民潮问题,西方多国纷纷“另辟蹊径”,以限制留学生数量为切入点、以期减少外来人口总量。留学生原本是一些发达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但权力阶层却将他们的利益当成了筹码,在“要经济”还是“要政绩”之间进行着一场“极限二选一”。
据彭博社14日报道,澳大利亚期望以一部“前所未见”的限制性法案,通过政府干预招生、办学等手段严控赴澳留学生数量。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是该国首屈一指的出口服务业,2023年国际生群体为该国经济贡献了480亿澳元(约合2275亿元人民币)。英国《卫报》称,澳大利亚的政策风向被批评者认为是政府针对高等教育体系“管得最宽的一次”,也是“混乱处方”。而限制留学生不仅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就业状况,甚至还将影响到高校学术创新及QS排名,但该国政界眼下显然更加关注联邦大选。近期民调数字显示,全澳高达66%的民众认为2023年外来移民引入量“过于庞大”,约50%的国民希望政府实施限制举措。澳大利亚八校联盟主席无奈表示,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联邦选举的“关键战场”,而该国的教育领域无疑是这场选战的“替罪羊”。
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政府今年也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其中包括减少35%的学生签证发放,以及取消毕业工作许可资格等留学生激励措施。受新政影响,一些学府已经开始致力于节省支出,不少教职人员面临失业。据了解,该国的限制举措目前主要针对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教育机构,而该类机构的国际生指标此前甚至超过了一些排名前列的大学。随着近年来加拿大国内房租飙升,民众普遍认为留学生“抢占”了本地人的住房甚至部分人赖以生存的“食物银行”,所以倒逼政府颁布限制举措。
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情况类似,荷兰近几年同样面临着严峻的住房问题,再加上国家政治方向整体偏“右”,反移民情绪日渐高涨。部分高校已抢在政府颁布新规之前主动限制国际生录取比例,并开始减少英语授课对应的相关学位。荷兰议会目前也在推动限制国际生总数的新立法,拟在特定专业领域减少招收非欧洲国家的学生。在限制留学生方面,刚刚发生政权更迭的英国似乎并没有什么“大动作”。但工党政府却延续了英国前首相苏纳克执政时期的限制政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禁止留学生带家属赴英陪读”。英国教育大臣菲利普森近日表示:“长久以来,英国的国际生群体就像是一个‘政治皮球’,而不是受到尊重的来客。”
彭博社称,国际教育是一个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英加澳三国均为这一行业的“大玩家”。然而为了巩固各党派政权,执政阶层不得不暂时将经济收益问题置于政治考量之后,将棘手的移民问题提上日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国政府在限制留学生的同时还要打着“提升教育质量”“杜绝教育欺诈”一类的旗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专家安德鲁·诺顿一针见血地提出,政客对学生“开刀”的主要原因无非就是因为“学生是最容易控制的人群”,而高等教育机构在全国性政治选举中的影响力又不够突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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