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甜蜜蜜》里，因为改革开放，大量内地年轻人涌进香港讨生活，底层出身的马小军语言磕绊，文化不通，但相信只要有手有脚，就不会饿死。近三十年后，面临本土人才的流失，香港继续揽才。又一批内地“打工人”通过高才、优才、专才等人才计划加入这座城市，带来新的融合与碰撞。他们渴望摆脱既有的困顿，又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有人背上“工贼”的指责，有人依然在内地交着社保。“卷”的背后是不安，能在香港博取到什么，更多“高才”仍在观望。
曾经，“香港梦”的注脚是，只要有手有脚，就不会饿死。但现在，对拥有骄人学历和职业背景的内地高才来说，揾工（粤语中找工作的意思）香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去香港工作前，广州人菲菲突击报班，学了两个月粤语。从小接触的都是普通话教育，后来又去英国读了本科、硕士，她不会说粤语。对于只有一江之隔的香港，她也感到陌生，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环境，都停留在加班到深夜、周末只有单休的TVB职场剧情节。
她申请上了香港高才通人才计划，在港工作7年就可以获得永居。对于28岁的菲菲来说，得到香港身份，意味能享受到教育、税务、医疗等一系列优势，170多个国家免签的通行自由，“人生总是选择越多越好”。
菲菲在Jobsdb、Glassdoor上投了100多份简历，只接到不超过10家公司的面试邀请。一路过关斩将，从HR、manager到大老板，至少三轮面试，有的环节还需要做汇报和介绍产品。“他们看重的其实还是学历、专业和留学背景，普通话也不是减分项。”在生物医疗行业，因为菲菲有从做research到市场的经验，最后找到了一家生物医疗外企的销售职位。
在北京工作快十年的张晨，拖着两个箱子来到香港，花两天时间找房，一周内收拾好屋子，就入职打工了。张晨在大厂、广告公司都待过，2024年年初，她集中投递四十多家岗位后找到了工作。因为确实不了解香港的市场，也没有非常拿得出手的“global”的经验，没有优势申请“全球或者大中华区的业务”，她会去搜索mainland关键词，专门找针对内地业务的字眼。
其实，从北京离职后，她还去悉尼和大理度假，“gap”了近一年，发现“原来在北京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个世界很窄的一面”。她曾有有想移民的打算，但如果在澳洲工作，无论是文化还是身份上，都会有一些困难。更何况，她不愿意放弃过往的经历去做蓝领。那时，香港高才的申请已经通过，从职业发展的角度，香港就成了那个托底的选择。
香港正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从2019年起，香港人口连续3年下跌，本地居民净移出已经达到18.5万。另据香港总商会在2023年4月的问卷调查显示，74%受访企业反映人才短缺，当中逾八成表示情况已持续一年以上。
流失的劳动人口中一半为中高端人才，这也是香港这几年拼命揽才的原因之一。2022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计划”），这是目前获取香港身份最快的方式之一，一般4-8周就能获批，且获批率极高。类似的还有优才计划、专才计划，都会对申请人的学历、语言能力、职业技能、家庭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
高才的申请以高学历及高薪酬为主，要么全年收入达港币250万元，要么获得全球百强大学的学士学位，国内的高校目前已从9所放宽到了13所。截至今年5月底，港府已收到近8.5万份高才申请，获批数超过6.8万份。获批者中近九成都来自内地。
中年失业的第五个月，李雅芳看到复旦校友群里关于高才的讨论，决定申请高才，多一个出路。失业这几个月，超过35岁的她已被互联网大厂抛弃，中小企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申请香港高才对于她来说，和学英语以及做其他准备一样，不过是想让手上多一张牌。
申请流程非常简洁，在提交了学历、身份证明，并上传最近两份互联网公司的离职证明，近三年纳税证明后，李雅芳很快获批。但她并没有真正开始在香港求职，一方面孩子已经在北京上幼儿园，另一方面香港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松弛”的地方。那里空间狭窄、全球人才高度竞争、成本高企，10年前她第一次去的时候，在酒店门口问门童附近有没有星巴克，被高傲回复：I don't speak Chinese。拖家带口从北漂转为港漂，也是艰难的决定。
李雅芳的不少同学都获批了香港高才，但真正过去求职的很少。至于下一步该怎么续签，大家的态度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她也在关注去香港求职的朋友的动向。有位内地名校、海归背景和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朋友经历数次考试、面试后，依然在等offer。非金融、IT背景的她更没有信心去香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
这也是现实的另一面。香港的金融和外贸发达，但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白领工作岗位并不多元。“金融、计算机、律师、医生那些才能有钱赚。”一家香港公关公司工作的HR告诉每日人物，他们招聘公关助理，应届生的薪资是港币1万3，有三五年工作经验的是2万港币。“在香港，餐馆洗碗工一个月都一万五，厉害的护士一个月10万。”
社交媒体上，有人抱怨，近期投了93份VC（风险投资）还没有回应，“去年投还能接到3到5个面试邀请”。评论区，有人说投了200份简历，连优衣库、MUJI的销售助理、马会的养马师都投了，面试了六七个，终于有offer了。
准入门槛较低的保险业，成为很多高才的选择。三十多岁的吴达，曾经在头部投行和大厂投资部工作。身边人得知他要去香港卖保险时，都说他疯了。他经历过互联网大厂的清洗，一直记得，隔壁园区在一夜之间从人声鼎沸变成了“鬼城”。紧接着，他又见证了金融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保险是香港金融业里唯一逆势增长的。”他将保险视为顺势而为的选择。
吴达的主要客户在北京，因此他依然住在北京，需要签单时才去香港。乘坐晚上八点从北京西站发车的G79次列车，第二天早上就可以从香港西九龙站走出来。
还有很多高才计划的申请者，出于各种原因，过着往返不同城市的双城生活。
26岁的Michael，2020年从985高校理工专业毕业后，拿到了一份年薪20万的大厂offer。工作2个月，他就因为无法忍受所在部门加班、内卷、勾心斗角的氛围，选择离职。后来，他转战商学院，做起了大客户销售。2022年12月底，高才计划推出时，他本来已经打算回北方老家。高才通获批后，他加入了一个“都是一群能量很高的人”的保险团队。
考虑到香港租房成本太高，Michael选择住在深圳。每逢周一开例会的日子，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穿着长袖、长裤，套上西装外套，出现在香港海港城。
菲菲住在深圳，是因为她养了两只猫。香港的宠物防疫政策严格，内地宠物至少需要隔离120天才能入境。十点上班，菲菲每天八点半在福田口岸过关，她特意把斜肩包换成了双肩包，这样装上电脑和水，可以更加省力。她还特意带了一个零钱包，里面必备500港币现金，因为在香港打车现金支付还是主流。
优才、高才去香港工作，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的说法是——那些便宜又听话的内地“工贼”，将不好的工作风气带入了香港职场。在媒体报道中，有香港HR吐槽道：（他们）是不是有问题，是家庭不幸福、能力有问题、精神有问题还是诚信有问题，为什么不把自己当人看？
几位高才都不喜欢“工贼”这个标签。没有人喜欢卷，甚至申请“高才”，就是为了逃离“卷”的环境，寻求通往更广阔的天地的跳板。
进入新的环境，每个人都从习惯性的紧绷和察言观色，逐渐放松下来。
一个周一的早晨，菲菲因为手机出了故障，赶不上公司十点的会议，只能先线上参与，开完会她表示会抓紧赶到公司。还是老板主动提出，外面还在下雨，既然已经开了会，中午也准时到了，上午就不用算请假了。还有一次，需要九点就去公司，老板考虑到她的通勤，特意询问那个时间是否合适。
这些变化冲击着菲菲的“班味儿”。菲菲在深圳做过2年基因研发，又去广州做了近1年的市场和产品，曾饱受加班文化的困扰。
她一直记得，有次开车回家过周末，她一边握住方向盘，一边参加视频会议。刚刚生完孩子的领导，在给大家安排工作。她气愤又无奈：“领导不那样，会担心自己被炒。所有人都在被折磨，这种感觉让我很难受。”
来香港公司做销售，菲菲主要面向的是大学实验室、政府和私企。刚开始，她不熟悉业务，也搞不清楚供应链，“各方面都有点迷糊，经常找错人”。作为当时部门唯一的内地人，都是同事们告诉她具体流程应该怎么走。销售有业务要求，但公司并没有给很大的压力，“因为我的稳定也是老板的考核指标，大家会有一种一起成长的心态”。
香港的职场讲究专业和效率，工作忙碌，但非常注重员工权益的保护。香港政府设立了一个“在香港就业”的官方网站，除了细致展示求职资讯外，还涵盖有劳工法例、雇员保障、职业安全等信息。
女性友好是吸引菲菲的另一大因素。以前作为销售，难免参加一些应酬，在由男性主导的场合中，曾有代理商跟她说：“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可以过来坐到医生的大腿上。”香港公司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和客户之间也都是公事公办，“私人的酒桌，以及附带的职场性骚扰终于不再有了”。
▲ 今年团建，菲菲和公司同事一起去西贡。图 / 受访者提供
吴达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一直紧跟行业风口，也亲历了从拥有一切到回到原点的过程。互联网大厂疯狂裁员，吴达带的团队，被HR“摁着”，“把大家都给裁掉”。紧接着，金融行业也开始裁员和降薪。到现在，他每次在国贸和投行的朋友们吃饭，都觉得极其低气压，“我跟他们开玩笑，吃一顿饭回来要三个小时自我疗伤，太丧了”。
对比之下，在香港的生活状态能让他暂时逃离焦虑。在北京，吴达一家周末十点出发去香山，可能十一点半还在山底下找停车位。而香港面积的四分之三都是郊野公园，如果住在中环附近，很快就能从码头乘船到离岛上去爬山。
有人在享受香港职场氛围的同时，被香港HR吐槽的“卷”也确实存在。
高才申请属于宽进严出，后续能否续签，甚至熬够7年获得永居，关键还是要看申请人能否在港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有没有纳税。一些高才、优才为了续签，要么挂靠中介，要么给自己买保险获得提成。但这些方式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合格。更严重的，还可能被驱逐。
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和续签机会，一些高才、优才主动“自降身价”。
在香港某传媒公司做运营的木子确实发现，他们收到一些来自内地的简历，主动标明了“24小时on call（随叫随到）”。她的老板会专门请一些内地人来做兼职，前段时间，公司刚刚招进来一名优才，还在试用期，一天20块一个小时，这已经低于本地人的薪资，但那名优才却很开心。
Doris在一家中港两地招聘公司做了20多年人力，因此比较清楚香港劳动力市场，以及雇主的想法。她说，少部分公司才会招很“卷”的人，毕竟，“只有医护，警察之类才会24小时on call，普通文职工作，或者劳务都不需要。”
他们公司招聘的高才优才，也是以保险，家办（家族办公室，金融投资领域），医疗行业最多。如Doris所说，雇主们也想发展内地市场，大家对于内地才人的需求，最看重的还是经验、态度，以及稳定性。
入职最开始的两个月，Michael每天都举着牌子，在室外站四五个小时，向路人推销保险产品。这就是行话里的cold call（上门推销）。初入职的员工都要放下架子，“克服很大的心理难关”。一个大雨天，第一位客户找上门来，他们从下午4点聊到了晚上9点，Michael成功签下第一单，分到了十几万提成。
行业里不乏年薪百万的故事，Michael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7年后拿到永居，10年内要在香港买房。
做一场“香港梦”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并不低。乘着政策之风，即便拿到通行证，站在去往新生活的路口，很多人依然对前方的道路感到茫然。
很多赴港人才，看重港籍生的升学优势，是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来。他们舍弃了原先体面稳定的生活，需要重新寻找工作，支付高昂的生活费与房租。一个小两居，一个月至少也要2-5万港币，再综合各种教育成本，一年可能需要50万打底。
不只是花钱那么简单，很多去香港的陪读妈妈被逼成了“教育专家”。42岁的小娟，为了给上初中的孩子选择学校，忙碌两个月，最终以“插班”失败告终。她的目标是让孩子进入排名靠前的band 1学校，香港有官立学校、津贴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家长要分门别类地准备申请材料、参加面试，孩子也参加了十几场考试。
这个过程中，小娟深刻体会到香港本地精英对教育的投入，与内地中产相比不遑多让。“不卷学区房，但更考验孩子的学习能力、家长的择校规划能力还有跑腿送简历的体力。”灰心之下，他们只能在暑假后再重新申请学校。
除了教育上的竞争，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香港本地人也感受到房租涨价、薪资下降的压力。
木子是香港本地人，她的家人排队20多年，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月租大概5000港币，这已经属于福利房的最低价格了。还在读硕士期间，她就开始做各种兼职挣钱，“香港文化就是大学自己工作赚学费，爸妈一般不管你，工作后还要给家用”。
去年她毕业后，发现香港的工作环境也不如以前了，工资更低了。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找一份普通工作，薪资已经从原来的1万5港币，降到了现在的1万2左右，这个月薪，以前在香港几乎不会有人做，“因为是最基本的生活成本”。
以前的港片里，充满草根逆袭的神话，“但事实上，很多人就算奋斗10辈子，也住不到太平山上”。
而宣传中似乎人均“年薪百万”的保险业，流动性也很高。“入行10个人，可能过一年之后，就留下1个。”木子有一位同学刚加入，连续两个月没有签到单，0收入，连正常吃饭的钱都没有。
27岁的舒舒，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在加拿大做过交换生，又赴香港读硕士，最后留在香港，做与金融相关的审计。入职以来，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最难受的时候，她的身体熬垮了，住了一周的医院，心里却还在咀嚼着老板对她业务能力的批评。
事实上，香港职场本身就是东亚模式的底子，OT（Over Time，加班）文化盛行。虽不强制加班，但工作强度大时，也只能“自愿”加班。
加上她在香港的房租接近一万，但基本工资也只有一万多，基本存不到钱。漫长的读书投入后，现在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曾经期待的，舒舒打算放弃港漂生活了。
▲ 大家都来深圳玩，因为便宜，周六的晚上，舒舒过关回香港。图 / 受访者提供
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在香港读过硕士的仁桑，在符合香港人才引进条件的当口，摇了摇头。他曾住在新界的大埔，“就是《赌神》里周润发摔成傻子的地方”。但生活并非艺术电影——仁桑爱好打排球，在旺角的花墟球场，他用英语加入了打球的队伍，当球友向他询问联系方式，发现他是内地人时，叹了口气，“哎，一个北佬！”
语言、身份之外，内地人到港后，还会有生活上的不适应。仁桑租的是一间“百尺吉屋”，两米宽、五米长的屋子里，“卫生间比高铁厕所还小，墙上挂着个小热水器，我得猫着腰凑合洗澡”。房间没有宽带，读书的日子，他都是去学校和麦当劳蹭网。
仁桑感叹，香港曾经是华语文娱中心、世界电影中心、传媒中心，但现在作为一个文科生，他没办法找到一份薪资和劳动相匹配的工作， “即使很努力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 仁桑拍摄，在公屋聚集区踢球的人。图 / 受访者提供
高才计划推出一年半，随着第一批高才赴港工作和生活，新的融合正在发生。
让吴达松口气的是，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态度整体发生了变化。“我原先在香港说普通话的时候，那些服务员对我爱搭不理，但现在整个香港的服务行业至少认识到了内地人的购买力，更别提还有很多香港人开始去深圳租房和消费。”
菲菲的香港同事也经常会去深圳购物和吃饭，使用美团和大众点评也很熟练。因为知道她玩小红书，同事们也在好奇地打听她的的社交媒体账号。
她尝试与同事有更多对话，虽然英语水平不错，也突击了“粤语”，但在和同事吃饭聊天时，还是会接不上话，有种扮演“低配”版自己的感觉。
有一次，聊到新电影《年少日记》时，一个香港同事说，家长希望小孩能够做得更好，不是什么错事儿，菲菲有不同意见，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用粤语讲明白，她急得问，“你们能接受我用普通话和英语吗”，最后用三种语言的大乱炖，稀里糊涂说完了。
对于张晨来说，并不存在特别的需要融入的问题。“以前同事之间都是亲疏有别，现在感受到的是，无论你是谁，都会礼貌相待。”她很喜欢香港同事之间，哪怕工作没有任何交集，大家也会有很友善的态度。
刚去香港的时候，张晨买了只金渐层，想要复制以往在北京独居养猫的那种模式，获得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坦白说我面临着很大的变化，所谓个人‘周边’的重新建立。”但她很快发现，猫不一样，人的心境与需求也不一样了。很多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她很少有时间在家里陪伴那只活泼的小猫，就为它找到了领养人，一位同样需要陪伴的在读博士生。
对于张晨来说，生活是一个游乐园，她拿着单程票进场，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去体验更多的项目。“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以前梦寐以求的事情，后面发现都不过如此。”现在的她不再追求过于抽象的目标，希望更加活在当下，“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在一个不那么忙碌的环境里，她想慢慢去了解香港，学好粤语，还想学习冲浪。
吴达也把生活比喻成一场游戏，他喜欢的是无限游戏。以前在投行和大厂工作，经常会有新的项目来，在有限的游戏里，副本是在不断更新的。但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上班的副本已经变得很固定：“每天去公司把一个游戏打开，从0级打到80级，循环往复。”所以，去香港工作，是希望重新打开无限游戏。
同样在保险行业的Michael，工作接近半年，已经在招人做团队。他拿的是带底薪的工资，因此必须完成相应的业绩。如果连续不达标，会被辞退。Michael开始更加频繁地去各个地方学习，接触更多客户，继续挖掘内地市场的潜力。
尽管已经离开，仁桑还是很怀念香港。他喜欢那里人性化的公共设施和悠闲惬意的风光，想念和朋友们散步、爬山和打沙滩排球的时光。在香港的康文署网站上，可以查询到各种类型的运动场地。他时常回想在花墟球场打完球的画面：眼前是一片自由活动的大草坪，旁边的公共澡堂，流浪汉和运动员，都在那里排队洗澡。
菲菲在香港的工作已经很稳定，在公司帮忙缴纳强积金的情况下，她还是在内地给自己买了社保、公积金，“这钱我现在交得也挺困惑，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交，也不知道能不能断，但是我就这么继续交着”。这似乎是给她自己一种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