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K
最近上海人都在讨论一件事,不是怎么赚钱,而是如何获得幸福。
因为最近的统计,《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人,上海抑郁患病率高达11.8%,这个消息一度登上热搜。而与之对比的是西面的四川却只有4.2%。
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人可能觉得是一线城市压力太大了。
但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首先从事实来说大城市的压力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贫穷地区乃至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抑郁同样是很多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上海人真的开始把抑郁症当作一种病来对待。因为统计只能看到那些确诊的病人,有些人对于抑郁症可能压根没有当作一种病来对待。
说实话,很多人可能不信,觉得抑郁症好像就是富贵病。
在普通人认知中,穷人每天都忙着“当牛马”,哪有时间抑郁。可事实上这是对抑郁的误解。
早在2020年12月,有篇在《科学》上的研究阐述了贫困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穷人更容易受到精神疾病的威胁,而精神疾病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华盛顿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贫穷的成长环境也会改变大脑的连接。
他们对数百名7-12岁孩子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贫穷家庭孩子大脑关键结构的连接和非贫穷家庭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海马回区域,这是一个控制学习、记忆和处理压力的脑区域,还有杏仁核分管压力和情绪的部位都是有所不同。
最后得出的结论:贫穷家庭的孩子这两个脑区与其他脑区的连接方式比非贫穷家庭的孩子更弱。
在研究中他们跟踪发现,孩子在入学前的生活越贫困,在上学后患上抑郁症的风险也越高。
来自加拿大、在中国研究生活了20年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 (Michael Phillips)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自杀率要明显高于城市,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更是高出男性。
所以过去总说什么寒门出贵子,可人的成就决不是这一项能看出来的,过度的“寒门”可能会“毁子”。
记得前些年,上海有一款关于“精神病“的“600号”月饼火遍互联网。
这款小小的金镶玉造型月饼,来自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600号 ”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的所在地,也是当地唯一一所精神卫生三甲专科医院。
很多当地网友调侃:“月饼常有,而精神卫生中心的月饼不常有”。
有人看到这个月饼甚至出现了想挂号的冲动,当时这款月饼只是给自己的医院工作人员售卖。
但随后火了后,民间人们自行也开始制作各种“600”号月饼,甚至开始制作关于精神卫生中心的周边物。
看似调侃,实则这是对于过去人们对于精神病唯恐不及的一种抗议。当下随着时代的发展,精神问题不可避免成为了一种趋势,那么我们为何要继续藏着掖着呢?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把精神病以艺术的方式给大家展现出来,更加能看出这是一个文化升级带来的包容与接纳。是人类的进步表现。
我记得,当时去上海的时候还参观过一个“黑色博物馆“,这里用艺术的方式展现了精神病人的世界。
在这个博物馆里,其中有3个会让你分裂的剧场,8段可以逼疯你的录音,20封遗书,48位康复者以及112种怪癖行为。
博物馆大门设计成医院挂号的样子,门票是病人住院的手环,上面有你的“诊断书”,这里最让我动容的是,博物馆的官方希望每一个参观者不要凌驾于病人之上的姿态,希望每个人在参观过程中是和病人一样的平等。
包括讲解员都是需要穿上病号服的,这里需要尊重而不是嘲笑与诋毁。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代表着越来越能接纳各种的不同,所以上海这一点真的值得点赞!
记得,当时我在某家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时候,看到有个病人在排队就诊。
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孩子蹑手蹑脚,我问他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防备心特别强,生怕自己的问题被人知道。
后来得知我是工作人员才放心和我说,他说自己已经得了5年抑郁症了,这是第一次来就诊,也是因为实在没办法扛下去了。
我很难想象5年的时间他是怎么度过的。
记得之前中国城市报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应用心理学副教授白吉可分享的国内最新统计结果:在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是5%—6%,但就诊率尚不足10%,大部分患者还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现实就是如此。虽然互联网就拿微博关于抑郁的话题超过好几亿,百度发帖量也是上千万,知乎这个专业话题中抑郁症相关讨论也是数不胜数。
但人们真正愿意把其当作疾病来对待的还是不足。
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就医,因为有强烈病耻感,他们觉得自己一旦去了医院就被打上了“不正常人”的标签。
除此之外,亲属在得知对方有抑郁症后,也很难理解对方,常常不自觉就会把对方当作“想太多和矫情”。
“没有人对抑郁症有绝对的免疫力。”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认为社会公众应该消除对这种精神疾病的偏见,以平常心来看待。
所以,上海成为抑郁率最高的城市,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城市文化发达的一种象征,要知道,有病不丢人,有病不看病才是损失最大的。